論地租

導言（本站編寫）地租是土地獨佔的結果，不似工資與利潤那般普遍。它隨土地肥沃、位置與產物而大異。

如果把地租看成是獲得土地使用權而給付的價格，那麼限於每一筆土地的實際情況，它的租金自然是租用者能夠承擔的最高價格。在議訂租用條件的時候，地主會盡力爭取土地的產出，留給土地租用者的那部分，頂多讓租用者收回用於供應種子、支付工資、購買並維護種田的牲口和其他農具等等的資本，再加上平常像鄰近地區的農作資本那般可以獲得的利潤水平。對土地租用者來說，若是留給他的收入少於這部分產出，他會覺得自己虧錢。而地主很少打算留給他比這部分更多的產出。任何超出這部分的土地產出，或者說，任何超出這部分的土地產出價格，地主都自然會盡力爭取，作爲自己的地租。

所以地租顯然是限於土地的實際情況，租用者所能給付的最高租用代價。不錯，有時候由於地主的慷慨，但通常是由於地主的無知，地主接受了小於這個比例的地租。有時候租用者由於本身的無知，答應給付比這個比例稍微多一點的地租，或願意接受比鄰近地區平常的農作利潤水平稍微低一點的資本收入，但是這種情況較爲罕見。然而，這個比例的土地產出，仍然可以被視爲自然的地租，或者說，仍然是在議訂大部分的土地租約時，人們自然覺得應該要求或給付的合理租金。也許有人會認爲，地租時常只不過是地主爲了改良土地，而花費的那一份資本該有的合理利潤或利息罷了。

在某些場合，這種利潤或利息也許構成地租的一部分，但它們絕少可能構成全部的地租。即使是完全未經改良的土地，地主也會要求租金，而改良土地的花費該得的利潤或利息，一般來說，會附加在原始地租上面。此外，土地的各種改良，不見得完全是由地主出資完成的，有時候租用者自己也會出錢進行改良。然而，當租用合約到期，在續約時，地主通常都會要求增加地租，好像所有的改良都是由他自己出資似的。有時候，就算是人力完全無法改良的土地，地主也會要求收取地租。有一種稱作大型褐藻（kelp）的海草，燃燒之後會產生一種鹼性的鹽類，除了可以用來製造玻璃和肥皂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用途。

在大不列顛的許多地方，特別是蘇格蘭，都可以看到這種海草生長在漲潮時水位可以達到的岩石上。也就是說，這些岩石每天有兩次沉沒在海里，所以這些岩石的產出從來沒有因人爲改良而提高過。然而，土地瀕臨這類巖岸的地主，對於這些岩石上的天然利益，也要比照他的麥田，收取租金。謝德蘭羣島附近的海域，漁產非常豐富，是當地居民生活主要的依靠。但是，如果要靠海產牟利，他們就必須在臨海的地方有一個棲身之處。於是，地主收取的地租，便不是按照農夫靠土地能夠有多少收入來計算，而是按照他靠土地以及鄰近的海域會有多少收穫來議訂。

那裏的地租有一部分是以海產給付；地租很少是海產價格的一部分，然而我們卻在謝德蘭羣島看到這樣的一個鮮有例子。所以說，如果把地租看成是獲得土地使用權而給付的價格，那麼地租自然是一種獨佔價格。它完全不是按照地主曾經花了多少錢作了多少土地改良，或按照地主能夠忍受的最低收入來決定；而是按照農夫能夠給付的最高價格來決定的。在土地的各種產物當中，只有價格在一定水平以上的產物纔可能經常被運到市場上，那些產物的價格平常足以抵償供應它們上市所需墊付的資本，並且讓這種資本獲得平常的利潤。

如果平常的價格高過這個水平，超出的部分自然變成地租落入地主的口袋。如果平常的價格不高過這個水平，那麼雖然產物也許仍然被運到市場上去賣，但是它們賣得的收入將無法提供任何地租。實際的價格是否高過這個水平，取決於市場需求。在土地的各種產物當中，有些產物面對的市場需求，總是讓它們的價格高過足以供應它們上市的水平。另外有些產物面對的市場需求，有時候讓它們的價格高過該水平，有時候則不然。屬於第一類的產物，總是讓地主有地租可拿。屬於第二類的產物，有時候讓地主有地租可拿，有時候則不然，視情況而定。

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地租作爲價格成分計入商品價格的方式，和工資或利潤不同。工資與利潤或高或低，是商品價格或高或低的原因；而地租或高或低，卻是商品價格或高或低的結果。一方面，正因爲必須支付或高或低的工資與利潤，俾使某種商品供應上市，所以該商品的價格才或高或低。但是另一方面，因爲商品的價格很高，高過足以抵償供貨商品上市所需支付的工資與利潤水平甚多，所以纔有能力支付甚多的地租。相反的，如果商品價格很低，支付了必要的工資與利潤後只剩下一點點，或者只足夠支付必要的工資與利潤，那麼商品價格就只能支付一點點或完全無法支付地租。

本章分爲三節，第一節討論究竟哪些產物總是讓地主有地租可拿。第二節討論哪些產物有時候讓地主有地租可拿，有時候則不然。第三節討論在不同的社會進步階段，從互相比較，以及和製造品相比的觀點來看，前述兩種初級產物的相對價值，自然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第一節論一定讓地主有地租可拿的土地產物和所有其他動物一樣，人類也按照生存資源的多寡而成比例地自然繁衍，所以糧食的需求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糧食總是能用來購買或支配一些勞動，而且總會有人願意做一些事來求取糧食。

不錯，糧食能夠買到的勞動數量，不一定總是等於在最經濟的使用方式下，它能夠養活的勞動數量，因爲勞動有時候被給付了過高的工資。但是，只要按照鄰近地區通常用來養活勞動的工資率給付工資，糧食一定能買到它能養活的勞動數量。幾乎在任何情況下，土地生產的糧食數量，都大於足夠養活把糧食運到市場出售所需的全部勞動，即使這些勞動是依照他們曾經有過的最優渥待遇得到供養。而且剩下來的糧食，也總是大於足夠抵償僱用這些勞動所需墊付的資本以及平常的利潤。因此，一定會有一部分糧食留下來當作地租分給地主。

挪威和蘇格蘭最荒涼的一些曠野，生產某種可以餵牛的牧草。從這些牛隻身上取得的牛奶，以及繁殖牛隻所得的收益，除了足夠養活照料它們所需的全部勞動，並且支付農夫或牛隻主人的平常利潤之外，總會剩下些許收益當作地租留給地主。這種地租會按照草地質量好壞的程度而增減。同一面積的草地，如果牧草的質量比較好，不僅可以養活比較多頭牛，而且由於這些牛隻集中圈養在範圍比較小的土地上，照料和收集它們的產出所需的勞動會變得比較少。一方面，土地的產出增加了，另一方面，從一定的產出當中，必須拿來供養勞動的部分減少了；地主在這兩個方面都得利。

土地的租金不僅會按照肥沃程度而異，不管它的產出大小；而且也會因所在的位置而有所不同，不管肥沃程度如何。城鎮附近的土地租金，要比同樣肥沃但偏遠的鄉村土地來得貴。耕種鄉村的土地，雖然不見得需要比耕種城鎮附近的土地花更多的勞動，但是要把鄉村的產出運到市場出售，一定得花更多的勞動。因此，鄉村的土地產出必須供養比較多的勞動；留下來供作利潤分給農夫，和供作地租分給地主的剩餘部分，一定會變得比較小。此外，正如前面第九章曾經說明的，在偏遠的鄉村地區，一般來說，利潤率要比大城鎮附近來得高些。

因此，在那變小的剩餘當中，地主分得的比例一定會變得更小一些。優良的道路、人工運河和適合航行的天然河流，可以降低運輸費用，讓偏遠地區的土地，比較接近城鎮附近土地具有的優勢。因此，在所有的社會改良當中，交通方面的改良最爲重要。它們激勵人民耕種偏遠的地區，而這種地方必然總是佔全國土地面積的絕大部分。它們擊潰城鎮附近土地的獨佔地位，因此對城鎮有利，甚至也爲城鎮附近的地區帶來了一些利益。雖然在原來的市場，它們爲偏遠地方的產品帶來了新的競爭對手，但它們同時也爲偏遠地方的產品打開了許多新市場。

此外，獨佔是優良管理的大敵，除非經由全面自由的競爭，迫使每個人爲了自保而兢兢業業地經營自己，否則永遠不可能普遍確立優良的管理作爲。四十多年以前，某些位於倫敦附近的郡曾經向國會請願，反對政府把收費的高速公路延伸到距離倫敦比較遠的一些郡。他們辯稱，由於勞動成本比較低廉，那些偏遠的郡將可按比較低的價格，在倫敦市場出售牧草和糧食。如此一來，將會降低他們的地租，毀滅他們的耕種成果。然而，在高速公路擴建了以後，他們的地租卻提高了，而且耕種方式也益發精進。

一塊肥沃程度普通的麥田，會比同樣大小的一塊最佳草地，生產出更多供人們食用的食物。雖然耕種麥田需要更多的勞動，但是在抵償了種子和供養全部勞動之後，剩餘下來的產出也比較多。因此，如果我們假定一磅肉品的價值從來都不高於一磅麪包，那麼無論在什麼地方，這種麥田便會比草地生產出更多的剩餘價值，讓農夫和地主可以分得更多的利潤和地租。在農業發展的初期，實際的情況似乎到處都是這樣。但是麪包和肉品，這兩種不同食物的相對價值，在不同的農業發展階段大不相同。在剛開始的時候，未經改良的荒野全部用來飼養牛羊牲畜，而當時這種荒野佔全國土地的絕大部分。

肉品的供給於是便比麪包多，所以麪包便成爲大家最想爭取的食物，以致價格最爲高昂。巫洛亞（Ulloa）告訴我們說，四五十年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四里亞爾（reals），約值英格蘭錢幣二十一又二分之一便士，是一頭公牛平常的價格，而且這種價格的公牛，還是從兩、三百頭的牛羣當中精挑細選出來的。他沒有提到麪包的價格，也許因爲他不認爲當地的麪包價格，有什麼讓人驚奇之處。他說，那裏一頭公牛所費，只比捕捉它的勞動價值多一點點。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如果沒有花費大量的勞動，便種植不了小麥。

而在巴拉他河流域，即在那一條當時從歐洲直接到波多西銀礦必須經過的河流兩旁的土地上，勞動的金錢價格極不可能低廉。當耕種的土地擴及全國大部分的地方後，情況便不一樣了。這時麪包的供給會比肉品更爲寬裕。大家競爭的方向於是改變，肉品的價格便會高過麪包。此外，耕種的範圍擴大了以後，未經改良的荒野不足以供應肉品的需求。一大部分耕地必須用來飼養牛羊牲畜，因此它們的價格不僅必須足夠支付照料它們所需的勞動成本，而且必須足夠支付這種地用於耕作時，農夫和地主能夠獲得的利潤和地租。

在完全沒有開墾過的荒地上飼養的牛羊牲畜，和在徹底改良過的土地上飼養的牛羊牲畜，在同一個市場，都一樣按照重量和肉質好壞，依同一價格出售。荒地的地主因此獲得不少好處：他們按照牛羊牲畜的價格提高地租。還不到一個世紀以前，在蘇格蘭高地的許多地方，肉品和燕麥片作成的麪包一樣的便宜，甚至比麪包更便宜。後來蘇格蘭和英格蘭合併，幫高地的牛羊牲畜打開了英格蘭的市場。目前它們的價格大約比本世紀初高了三倍，同時許多蘇格蘭高地上的土地租金也漲了三四倍。近來幾乎在大不列顛各地，一磅上等牛肉的價格，通常高於兩磅上等白麪包的價格，在小麥豐收的年頭，一磅上等牛肉有時候甚至價值三四磅上等白麪包。

在農業進步的過程中，從未經改良的草地得到的地租和利潤，在一定程度內，就這樣受到經過改良的土地地租和利潤大小的調節，而後者的地租和利潤，則進一步受到種植小麥的地租和利潤大小的調節。小麥是一年生的作物。肉店裏的肉品，則需要四或五年的時間才能長成。因此，每一畝地所生產的肉品數量，遠比它生產的小麥來得少。前者在數量上的劣勢，必須從價格上的優勢獲得彌補。如果彌補過了頭，便會有更多的麥田轉作爲草地；如果它在價格上獲得的補償不夠，一部分原來的草地便會轉作成麥田。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只有在大國，而且僅就大部分經過改良的土地來說，纔會有前述那種地租與利潤平衡的情形，即草地和麥田，或者說直接生產牲畜飼料的土地和直接生產人類食物的土地，纔會有相同的地租與利潤。在某些特殊的地方條件下，就截然不是這種情形，而是種植牧草的地租和利潤，遠優於種植小麥能夠獲得的地租和利潤。譬如說，大城鎮需要大量的牛奶和馬糧，加上肉品價格高昂，時常使得城鎮附近的牧草價格，超過所謂牧草相對於小麥價格的自然比例。這種地方性的草地優勢，顯然不可能擴及遠方的草地。

某些特殊的情況有時候會使得一些國家的人口衆多，以至於全國的土地好比是大城鎮附近所有的土地那樣，不足以生產全部居民生存所需的小麥和牧草。於是他們的土地主要用來生產牧草，因爲牧草比較蓬鬆，體積比較大，不容易從遠方運送過來。至於小麥這種大部分人民的主食，則主要是從國外進口供應。荷蘭目前便處於這種情形，而古時候在羅馬人繁榮的時期，意大利的許多地方似乎也是這樣。根據西塞羅（Cicero）的記述，大加圖（old Cato）曾說，經營私有的土地，首先必須做到，同時也是獲利最豐的工作，就是好好地飼養牲畜。

其次必須做到的，是差強人意的飼養牲畜。第三必須做到的，是胡亂飼養牲畜。至於耕種土地的利潤和好處，則只被他列在第四位。事實上，古代意大利羅馬附近的農耕生意想必很難經營，因爲當地的居民時常可以免費獲得小麥配給，或按極低的價格買到小麥。這些小麥是從一些被征服的省份運過來的。有許多這樣的省份不用繳稅，但必須按規定的價格（大約是每一配克六便士）把十分之一的小麥產量賣給羅馬共和國。當共和國按很低的價格將這些小麥配售給人民時，所有從拉丁姆運到羅馬市場銷售的小麥，價格必然會被拉低，因此對拉丁姆一帶的農耕生意造成打擊。

拉丁姆是羅馬人在共和國興起之前的舊領土。以生產小麥爲主的地區，如果大部分的土地沒有被圈圍起來，那麼一塊有圈圍的草地租金，經常會高於鄰近任何一塊麥田。這樣的草地方便飼養用來耕種麥田的牛隻。就這種情形來說，草地的租金之所以高，與其說是因爲它本身的產出價值很高，不如說是因爲利用它來耕種的那些麥田產出價值比較高。如果鄰近的土地也都被圈圍起來了，它的租金便很可能下降。目前蘇格蘭圈圍起來的土地租金很高，似乎是由於圈圍起來的土地不多的緣故。一旦圈圍的土地多起來了，它們的租金便很可能下降。

圈圍對草地的好處大於麥田。它可以節省照料牲畜所需的勞動；此外，由於飼主或牧犬用不着時常去驚擾牲畜，這些牲畜會飼養得比較好。但是，在沒有這種地方性優勢的地方，草地的利潤和地租自然一定會受到麥田的牽制，或受到適宜種植一般食用作物的土地的牽制。爲了在同樣大小的土地上飼養更多的牲畜，人們想出了以人工飼料代替天然草料的辦法。譬如，使用蕪菁、紅蘿蔔、甘藍菜和其他替代飼料。在農業進步國家使用這些人工飼料，想來應當會稍微降低肉品價格勝過麪包價格的程度。

事實的發展似乎一如所料，有一些理由可以讓我們相信，至少在倫敦市場，本世紀以來，肉品相對於麪包的價格比例，比上一世紀初低了很多。薄爾崎博士（Doctor Birch）在《亨利王子傳》（Life of Prince Henry）一書的附錄，對亨利王子平常購買的肉品價格作了一些交代。它說，一整頭重達六百磅的公牛，通常會讓他花上大約九磅又十先令。也就是說，每一百磅約值三十一先令又八便士。亨利王子死於一六一二年十一月六日，享年十九。一七六四年三月，對於造成當時食物價格高昂的原因，國會曾經做過調查。

當時有一位來自維吉尼亞的商人，除了提出相關的證據外，還特別作證，說他在一七六三年三月爲他的船隻補充食物時，每一百磅的牛肉大約是二十四至二十五先令，他認爲那是牛肉平常的價格。但是在價格高昂的那一年，同樣重量的牛肉卻讓他花了約二十七先令。然而一七六四年的高價，還比亨利王子平常支付的價格便宜了四先令又八便士。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只有最好的牛肉，才適合醃藏起來，供人們在遠航時食用。亨利王子支付的價格，等於每磅三又五分之四便士，那是按照購買整頭牛的平均價格。

按照那個價格推算，當時上等牛肉每磅的零售價格，應當不會少於四又二分之一或五便士。在一七六四年的國會調查當中，有證人說，最好的上選牛肉零售價格是四或四又二分之一便士，而下等牛肉一般的零售價格從一又四分之三到二又二分之一或二又四分之三便士。他們說，這些價格一般來說比同一等級的牛肉過去在三月份通常的售價貴二分之一便士。即使是這樣高的價格，也還比亨利王子時代我們能夠推算出來的平常零售價格低了很多。在上一世紀的頭十二年間，上等小麥在溫莎市場的平均價格，是每一夸特（合九個溫切斯特蒲式耳）一磅十八先令三又六分之一便士。

但是，在一七六四年之前的十二年間（含一七六四年），同一容量的上等小麥在同一市場的平均價格是二磅一先令九又二分之一便士。由此看來，和一七六四年之前的十二年間（含一七六四年）相比，小麥在上一世紀的頭十二年間便宜了很多，而肉品則貴了很多。在所有大國，大部分開墾過的土地，要不是用來生產人們的食物，就是用來生產牲畜的食物。這些土地的利潤和地租將牽制所有其他土地的利潤和地租。如果有任何特殊的產物所提供的利潤和地租比較少，這種土地便會很快轉作爲草地或麥田。

如果比較多，一部分草地或麥田便會很快轉爲耕作這種特殊產物。不錯，確實有一些特殊的產物，要不是在開始種植的時候需要花一筆比較大的土地改良費用，就是每年都需要花比較多的耕種費用，才能讓土地適合栽植它們。和小麥或牧草相比，這些產物表面上通常會提供比較高的地租（如果是屬於前面所說的第一種情況）或利潤（如果是屬於第二種情況）。然而，實際上高出來的部分，通常不過是那個比較大的土地改良費用或耕種費用的合理利息或報酬罷了。譬如，就蛇麻草園、果園和菜園來說，不管是地主的地租或農夫的利潤，通常都要比麥田或草地高一些。

但是，要讓土地適合栽種這些作物，需要比較大的花費。因此，地主纔會獲得比較高的地租。再說，栽培這些作物，需要比較細心，也比較需要管理技巧。因此，農夫纔會獲得比較高的利潤。此外，這些作物的收成，特別是蛇麻草和果樹，比較不穩定。因此，它們的價格，除了應當補償偶爾會發生的一切損失之外，還必須提供類似保險利潤的收入。這些園主的生活情況，一般來說屬於清寒，頂多不過中庸。因此，我們也許可以斷定，他們的園藝技巧雖然了不起，但是通常並未獲得過高的報酬。他們這種賞心悅目的技藝，被許多有錢人當成娛樂消遣的藝術，以至於把它當作牟利手段的人，便沒有多少賺頭。

因爲那些有錢人本來應當是他們的最佳顧客，現在卻利用自己的寶貝產品自給自足起來了。地主從這種土地改良獲得的利益，似乎從來未曾高過足以抵償改良的成本。在古代的農業經營術裏，一座灌溉良好的菜園，似乎向來被認爲是農場裏，僅次於葡萄園，產物價值最高的地方。但是，在大約兩千年前著述農業經營術，而且被古人尊爲這種技術創始人之一的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卻認爲，在自家農場裏圍起一座菜園的做法是錯誤的。他說，菜園的利潤不足以抵償石牆的成本；而磚牆則禁不起雨雪風霜的侵蝕，容易崩塌，經常需要維修（我想，他說的那種磚塊是在太陽底下曬乾的）。

引述德謨克利特這個論點的哥倫美拉（Columella）沒有提出反駁，他倒是提議說，利用野薔薇和白石南做成的圍籬，不僅相當經濟，而且根據他自己的經驗，也很耐久牢靠。不過，在德謨克利特的時代，這種圍籬似乎並不常見。派拉蒂爾斯（Palladius）採納了哥倫美拉的建議，而在他之前，瓦偌（Varro）對於該建議也頗讚揚。根據這些古代農藝改良者的判斷，菜園的產出似乎僅僅足夠抵償額外的栽培和灌溉費用。由於這些地方的陽光非常熾烈，所以和現在相同，那時候的人們也認爲，應當要掌握一股水流，以便把水引到菜園裏的每一壟菜圃。

目前在歐洲大部分的地方，人們普遍認爲，不值得特別爲菜園搭建比哥倫美拉建議的那一種更好的圍籬。在大不列顛以及其他一些歐洲北部的國家，如果沒有圍牆，便無法栽培出比較高貴的水果。因此，在這些國家，這類水果的價格必定足夠支付建立和維護圍牆的費用。由於果園的圍牆常常環繞着菜園，於是菜園便享有本身的產出價值很少承擔得起的圍籬。選種適當而且栽培完善的葡萄園，是每一座農場裏最有價值的部分。就像現代所有葡萄酒生產國的農業界那樣，古代的農業界似乎也把這種說法當作是一則毋庸置疑的經營格言。

然而根據哥倫美拉的記載，開闢新的葡萄園是否有利可圖，在古代意大利的農夫們之間，卻是衆說紛紜。他本人的見解，像似一個對栽培一切奇特植物都很喜愛的人那般袒護葡萄園，並且以評估比較利潤和費用的方式，使勁地證明開闢新葡萄園是一項最有利的土地利用改良。然而，專業作家對各種新投資項目利潤和費用的評估比較，通常是漏洞百出，尤其在農業方面更是如此。開闢新葡萄園通常獲得的利益，如果實際上像他所想象的那樣好，古代意大利的農夫們就應當不會有爭議。同樣的問題，到了現在，仍然是葡萄酒生產國國內爭論不休的話題。

的確，農業作家以及一些喜愛鼓吹高級耕作的人，一般來說，似乎傾向接受哥倫美拉的見解，支持開闢葡萄園。法國舊葡萄園的園主滿懷焦急的希望阻止別人經營新葡萄園。這種焦急的心情，似乎有利於農業作者的看法，因爲這似乎暗示，在葡萄園經營方面已有經驗的那些人，意識到目前這種作物在該國比其他任何作物更爲有利可圖。然而，這似乎也有另一層含意，也就是一旦目前限制自由栽種葡萄的法令被取消了，便不再有高利潤。一七三一年，議會通過一項命令，除了禁止人們開闢新葡萄園，還禁止某些舊葡萄園恢復：如果舊葡萄園曾經連續中斷兩年沒有栽種葡萄，除非得到國王的特許令，不得恢復。

而國王要頒發這種特許令，必須根據省級行政長官提報的消息，保證他本人考察過要求恢復的那塊地，並且保證那塊地不能栽種任何其他作物。頒佈這個命令的藉口，是基於小麥和牧草供應稀少，以及葡萄酒供應過剩。但是，如果葡萄酒真的供應過剩，根本用不着議會的任何命令，便足以有效的防止人們栽種新葡萄園，因爲供應過剩會使得栽種葡萄相對於栽種小麥或牧草的利潤低於合理自然的比例。至於所謂因爲葡萄園倍增以致小麥供應稀少的問題，據我所知，在法國適合栽種小麥的地方當中，沒有任何地方比那些生產葡萄酒的省份更用心栽種小麥，譬如勃艮第、桂茵和上朗竇克。

因爲被僱用來栽種葡萄的大量勞動者，必然會讓栽種小麥的事業得到激勵，因爲他們爲小麥提供了廣大的現成市場。把買得起小麥的人數降低，無疑是一個最不可能達到鼓勵小麥種植目的的辦法。這樣的辦法就好像是爲了發展農業而以政策打壓製造業。因此，那些在開始種植的時候需要花一筆比較大的土地改良費用，才能讓土地適合栽種的特殊作物，或者那些每年都需要花比較多耕種費用的特殊作物，所提供的地租和利潤雖然經常遠比小麥或牧草來得優厚，但是當這些收入只能補償額外的費用時，這樣的地租和利潤，事實上可以說是受制於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潤。

不錯，有時候適合栽種某種特殊作物的土地數量實在太少了，以致無法供應有效的需求量。於是，這種土地的全部產出，便能夠賣給出價高於自然價格的買者。也就是說，它的市價會高過足以按照自然報酬率，或按照其他大部分耕地所支付的報酬率，支付生產它的土地租金，以及支付栽種和運送它上市所需的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在這種情況下，而且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它的實際價格，在支付了全部的土地改良和栽種費用之後，剩餘的部分，通常和小麥或牧草的剩餘沒有正常的比例關係，有時甚至超過小麥或牧草的剩餘千百倍。

這種超額的剩餘大部分會自然成爲地租落入地主的口袋。我們必須注意，前文談到那種通常而且自然的比例關係，例如，葡萄酒通常相對於小麥或牧草的地租與利潤比例，是一種只限於一些普通的葡萄園纔會有的關係。這些普通的葡萄園只會生產一般的好酒；這種葡萄幾乎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疏鬆的砂礫或沙質的土壤便能栽種。用它們釀成的酒，除了濃度適當和營養衛生之外，沒有其他特別值得推許的質量。鄉間的一般土地，只可能和這類葡萄園競爭，顯然不可能和性質特殊的葡萄園競爭。葡萄樹比其他任何果樹更容易受到土壤差異的影響。

據說從某些土壤得來的風味，不管如何費心栽培或經營，都無法在其他土壤上複製出來。這種葡萄的風味，不管是真實的或是人們想象出來的，有時候是少數幾座葡萄園特有的，有時候擴及一個小區域的大部分葡萄園，有時候涵蓋一個廣大省份的大部分葡萄園。這種葡萄酒在市場上的全部供應量，小於有效的需求量，或者說，小於某種人士的需求量。這種人願意按照平常的報酬率，或按照普通葡萄園所給付的報酬率，給付製造這種葡萄酒並把它運到市場所需的全部地租、利潤和工資。因此，全部的供應量便能夠賣給願意付比平常貴一點的買者，這樣就會把這種葡萄酒的價格抬高到普通葡萄酒之上。

價差的大小，要看這種酒風靡人心和稀少的程度，究竟使得買方的競爭有多麼激烈而定。不管價差是大或是小，大部分的好處會當作地租分給地主。雖然這種葡萄園通常比其他大多數葡萄園被耕種得更用心，但是這種酒的高價格，與其說是用心耕種的結果，似乎不如說是用心耕種的原因。牽涉到這麼高價位的產物，工作上稍微粗心大意所導致的損失將很可觀，即使是最漫不經心的人也會有一股心理壓力，迫使他集中注意力。因此，只要從這種酒的高價格當中勻出一小部分，便足夠支付用來栽種這種葡萄的額外勞動工資，和用來驅遣這些勞動的額外資本利潤。

一些歐洲國家在西印度羣島佔有的蔗糖殖民地，可以和前述珍貴的葡萄園相提並論。它們的全部產出不足以供應歐洲的有效需求，因此全部產出便只能賣給出價比較高的買者。也就是說，它們在歐洲的市價會高於按照其他任何農作物所給付的報酬率，給付栽種、製造和運送它們上市所需的全部地租、利潤和工資。在越南，上等精製的白砂糖售價通常是每一昆特耳（quintal）三枚披亞斯德（piastres），約合英幣十三先令又六便士。這是波窩爾（Poivre）提供的數字，他對該國的農業觀察得很仔細。

那裏稱作昆特耳的單位，重量從一百五十到兩百巴黎磅不等。如果取中位數一百七十五巴黎磅，並且換算爲英制，白砂糖價格便約等於每一百磅八先令英幣。這樣便宜的價格，和我們從殖民地進口的黑糖平常售價相比，還不到它的四分之一。和我們進口的上等白砂糖相比，還不到它的六分之一。在越南，大部分的耕地被用來生產小麥和稻米，它們是大多數越南人的主食。米、麥和蔗糖的個別價格，在越南大概是處在自然的比例關係。也就是說，處在大部分耕地上各種不同的農作物收益之間自然會發生的比例關係。

這種價格比例關係，讓每一位地主和農夫，都按照平常開始種植的土地改良成本，和平常每年耕種費用的大小，比例獲得近乎精算過的報酬。但是，在我們生產蔗糖的殖民地，蔗糖的價格，不管和歐洲或美洲生產的稻米或小麥價格，都沒有那種自然的比例關係。根據一般的說法，每一位蔗農都預期，從蘭姆酒和糖蜜獲得足夠的收入以抵償全部的耕種費用，而生產的蔗糖收入則應該全是他自己的純利。我不敢肯定這是否屬實，但如果是真的這樣，那就好比是說，麥農預期用穀殼和麥稈抵償他的耕種費用，而生產的麥谷全部應該是他自己的純利。

在倫敦和其他貿易商雲集的都市，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一些商業團體在生產蔗糖的英國殖民地購置一些荒地，通過當地的代理商和經紀人去改良和耕種這些荒地，希望可以賺取利潤。儘管這些土地位在千里之外，而且由於當地的司法行政不健全、正義不彰，是否真能獲利，非常不確定；即使有最肥沃的土地，也沒有任何人會嘗試藉助代理商和經紀人，去改良和耕種蘇格蘭、愛爾蘭或北美的小麥產地。雖然這些地方的司法行政比較嚴謹，比較能伸張正義，正常的利潤也比較有保障。在維吉尼亞和馬里蘭州，人們比較喜歡種植菸草而不喜歡種植小麥，因爲前者獲利較豐。

歐洲大部分的地方，種植菸草原本也是有利可圖的。但是，目前幾乎在歐洲的每一個地方，菸草都已經變成一個主要的徵稅標的。而且有人認爲，如果要在全國從每一個偶爾可能種植菸草的農場收稅，不如在海關等它進口時收取來得容易些。基於這樣的理由，歐洲大部分的地方便非常荒謬地禁止種植菸草。這種禁令當然使得允許種植菸草的國家，享有某種獨佔地位。由於維吉尼亞和馬里蘭是最大的菸草產地，所以雖然有一些競爭者，但這兩州無疑享有大部分的獨佔利益。然而，種植菸草似乎不像種植甘蔗那樣有利。

我甚至從未聽過，有任何住在大不列顛的商人，花錢請別人到這兩州改良或耕種菸草。而且從這兩個菸草殖民地回國的人當中，也沒有我們時常看到的那種從英國的蔗糖殖民地衣錦還鄉的富農。儘管從這兩個殖民地偏愛種植菸草勝於小麥的事實看來，歐洲對菸草的有效需求似乎沒有完全得到供應，但供應不足的程度大概小於蔗糖不足的程度。因此，目前菸草的價格雖然很可能高過─按照麥田所給付的報酬率─給付栽種和運送它上市所需的全部地租、利潤和工資。但超過的程度，必然比不上目前蔗糖價格超過的程度。

因此，我們的菸農，也像法國舊葡萄園園主擔心葡萄酒生產過剩那樣，早就開始擔心菸草生產過剩的問題。他們利用州議會通過的一條法律，將菸草的種植數目，限制在每一個年齡在十六至六十歲的黑奴平均六千株。如此一來，每個黑奴估計可以生產一千磅菸草。除了這個數量的菸草之外，菸農們估計，一個這種年紀的黑奴還能夠照料四畝玉米田。根據道格拉斯博士（Dr Douglas）的記述（我懷疑他在這一點可能被誤導了），在菸草豐收的年頭，爲了防止市場供應過剩，有時候會按照擁有黑奴的比例焚燬一定數量的菸草，就像傳聞中荷蘭人處理香料供應過剩的方式那樣。

如果爲了支撐目前的菸草價格，必須採取這種激烈的手段，那麼菸草相對於小麥種植的優勢，即使目前仍然存在，大概也持續不了多久。生產人民主食的耕地所獲得的地租，便是依照這種方式牽制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沒有任何特殊作物能夠長期提供比主食耕地還低的地租水平，因爲那種耕地會很快轉作其他用途。如果有任何特殊作物通常提供比這水平還高的地租，這是因爲能夠被整理得適合種植這種作物的土地，數量實在太少了，以致無法充分供應有效需求。在歐洲，土地主要用來種植直接供人食用的小麥。

因此，除了某些特殊地方的土地，麥田的地租在歐洲牽制了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我們不需羨慕法國的葡萄園或意大利的橄欖園。除了在某些特殊的地方，這些葡萄園或橄欖園的價值其實都受到麥田價值的牽制。而就麥田的肥沃程度來說，我們自己的國家並不會比這兩個國家差多少。在任何國家，如果一般人民偏愛的主要植物性食物來自於某種農作物，而這種農作物在最普通的土地上，用相同或接近相同數量的勞動耕作，生產出來的數量，比小麥在最肥沃的土地上的產量還要多。如果是這樣，那麼該國地主的地租，或者說，土地產出在給付了耕作所需的勞動工資，和抵償了農夫用於耕作的資本，連同資本的平常利潤之後，剩餘下來分給地主的食物數量，必然會比較多。

不管勞動在該國通常是依照什麼樣的待遇水平獲得供養，比較多的剩餘一定能夠供養數量比較多的勞動，因此一定會讓地主有能力購買或支配比較大的勞動數量。地租的實質價值，地主的權力和威信，以及對於其他人民能夠供應的各種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地主的支配力量必然都會比較大。普通的稻田比最肥沃的麥田生產更多數量的食物。稻田一年收成兩次，據說每英畝每次的收成通常介於三十至六十蒲式耳。因此，雖然耕作稻田需要比較多的勞動，但是在勞動全部獲得供養之後，還是會有更多的剩餘。

因此，和小麥生產國相比較，在一般人民偏愛稻米作爲主要植物性食物，而且耕種稻田的勞動也主要食用稻米爲生的稻米生產國，在前述那個比較多的剩餘當中，應當會有比較大的一部分被當作地租分給地主。在卡羅來納，一般來說，就像其他英屬殖民地那樣，土地的耕種者本身既是農夫也是地主，所以地租和利潤是混淆在一起的。在那裏，人們發現種植稻米比種植小麥獲利更豐，雖然他們的稻田一年只收成一次，而且由於從歐洲帶過去的生活習慣使然，稻米不是當地人民偏愛的主要植物性食物。

優良的稻田四季都是溼地，而且有一季還必須是注滿水的溼地。這種田地不適合種植小麥、牧草、葡萄、或甚至其他任何對人類非常有用的植物性食物，而且適合種植這些作物的土地，也不適合種植稻米。因此，在稻米生產國，對於永遠不能轉作爲稻田的其他耕地地租，稻田的地租發生不了牽制或牽引作用。馬鈴薯田生產的食物數量不亞於稻田，而且遠優於麥田。每畝一萬兩千磅的產量對馬鈴薯田來說不算多，但每畝兩千磅的產量對麥田來說卻不算少。不錯，從這兩種作物分別抽取出來的食物或固體養分，不完全和它們的重量成正比，因爲馬鈴薯的水分比較多。

然而，即使把根莖作物的含水量算作百分之五十（這已經是一個很高的含水比例了），每一畝馬鈴薯田生產的固體養分仍然有六千磅，是每一畝麥田食物產量的三倍。此外，馬鈴薯田所需的耕種費用比麥田少。小麥播種前通常會有的休耕費用，甚至抵得過馬鈴薯田一定要花的鬆土和其他額外耕種費用。這種根莖作物，無論在歐洲哪一個地方，如果真的能像稻米在某些稻米生產國那樣，也變成是一般人民偏愛的主要植物性食物，以致這種根莖作物佔據的耕地比例，變成等於目前小麥和其他供人類食用的穀類作物在當地佔據的比例時，那麼同一數量的耕地便可以養活更多的人民。

而且由於種田的勞動者也食用馬鈴薯，因此耕地的馬鈴薯產出，在抵償了全部的耕作材料和供養了耕種的勞動之後，會有比較多的剩餘。而這剩餘當中分給地主的部分也會比較大。換言之，人口將會增加，而地租將會比目前高很多。適合種植馬鈴薯的田地，也適合種植幾乎任何其他有用的農作物。如果馬鈴薯佔據的耕地比例等於目前小麥佔據的比例，那麼馬鈴薯田的地租，依相同的方式，也將牽制或牽引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有人告訴我，在蘭開郡有一些地方人士認爲，燕麥片作成的麪包，會比小麥粉做成的麪包讓勞動朋友更健康更有力氣。

在蘇格蘭，我也經常聽到同樣的說法。然而，我對這種說法的真實性有點兒懷疑。一般來說，喫燕麥片的蘇格蘭平民，不像同一階層、喫小麥麪包的英格蘭人民雄壯英挺。前者在工作上和體型上都不如後者；然而，這兩個國家的上層階級卻沒有這種差異，因此這項事實似乎顯示，蘇格蘭平民喫的東西，不像他們鄰居的英格蘭平民喫的那樣適合人體。不過，馬鈴薯似乎大不相同。倫敦的轎伕、挑夫和煤夫，以及以賣身爲生的不幸婦女，也許是大英帝國最強壯和最美麗的男女，據說大部分出自愛爾蘭底層的人民，而這個階層的人民在當地通常是喫馬鈴薯長大的。

沒有任何食物能夠提供比這個更具有決斷力的證據，來證明它的營養成分，或證明它特別適合人體健康。要保存馬鈴薯一整年很困難；要像小麥那樣把馬鈴薯連續儲存兩三年，根本不可能。無法在腐爛之前把馬鈴薯賣掉的恐懼，打擊人們種植馬鈴薯的興趣。也許主要是由於這個緣故，馬鈴薯纔不能像小麥那樣，在任何大國變成所有階層人民的主要植物性食物。第二節論有時讓地主有地租可拿，有時則不然的土地產物食物似乎是唯一必定對地主提供地租的土地產物。其他產物有時候讓地主有地租可拿，有時候則不然，視情況而定。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屋是人類兩個最主要的需求。在原始未開發的狀態下，土地在衣、住材料方面所能供應的人數，比它在食物方面所能供應的人數多很多。經過開發改良之後，土地在食物方面所能供應的人數，有時候比它所能供應的衣、住材料要來得多。至少就人們實際需要這些材料，並且願意給付代價的情形來說，會有這樣的狀況。因此，在前述第一種狀態下，衣、住材料總是供給過剩，所以交換價值總是很低。在第二種狀態下，衣、住材料時常供給不足，從而抬高了它們的價值。在第一種狀態下，它們大部分被當作沒有用的東西丟棄，而被拿來使用的那一部分衣、住材料的價格，也僅僅等於整理它們以便利用所需的勞動和費用，因此它們無法提供任何地租給地主。

在第二種狀態下，它們全部被充分利用，而且實際的需要時常大於供給。總是有人爲了得到這種材料，而願意給付大於供應它們上市所需的最低代價。因此，它們的價格總是能夠對地主提供一些地租。大型動物的毛皮是原始人類使用的衣服材料。就狩獵和畜牧的民族來說，他們的食物主要是這種動物的肉，因此，當每個人在獵取自己的食物時，也順便獲得了自己穿不完的衣服。如果沒有國外貿易，大部分的獸皮便會被當作沒有價值的東西丟棄。在歐洲人發現北美洲之前，北美的狩獵民族大概就是處於前述這種情形。

他們現在用多餘的獸皮和歐洲人交換毛毯、火器和白蘭地，於是獸皮便有了一些價值。就已知世界目前的商業往來狀態來說，即使是最沒有開化的民族，只要有了私有土地的制度，想必都有一些這類的國外往來，從而會發現一些比較富有的鄰居，對自己土地上生產的這種自己無法予以加工製造也消費不完的材料有強烈的需求，以致這些材料的價格超過了把它們運交到富有鄰居手上所需的花費。因此，這些材料便會讓地主獲得一些地租。當大部分蘇格蘭高地出產的牲畜在附近山丘就被消費掉的年代，牲畜皮革的出口是蘇格蘭最重要的貿易項目，而且用它們換來的物品也提高了高地上地主的地租。

從前英格蘭出產的羊毛，他們自己無法予以加工製造也消費不完，在當時比他們富有而且勤奮的佛蘭德斯（Flanders）找到了出口市場，那裏的羊毛價格讓生產羊毛的土地多拿了一些地租。一些開墾狀態不如當時的英格蘭，或者不如現在蘇格蘭高地的國家，如果沒有國外貿易，它們生產的衣服材料，顯然將會因爲供應過剩而大部分被當作沒用的東西丟掉。即使是被使用的部分，也不會對地主提供任何地租。住屋的材料未必都能像衣服的材料那樣被長距離的輸送，因此比較不容易成爲國外貿易的項目。

即使在目前世界的商業往來狀態下，當某些住屋的材料在生產國國內發生供應過剩時，它們對地主也往往是毫無價值可言。一處優良的採石場，如果是位於倫敦附近，會提供一筆可觀的地租。但是，在蘇格蘭和韋爾斯，許多地方的採石場提供不了任何地租。只能當作建材的樹木，如果是位於人口密集而且耕種完善的國家，價值必然不凡，而生產這種樹木的林地會讓地主獲得可觀的地租。但是，在北美的許多地方，地主會很感激每一個把他的大部分大樹移走的人。在蘇格蘭高地的一些地方，由於缺乏陸上和水上的通路，樹皮是整根樹木當中唯一能夠送往市場的部分。

當建材供應過剩的時候，被利用的那部分建材的價值，將僅僅包含整理它們以便利用所需的勞動和費用。這個部分不會提供任何地租，任何人只要開口要求，地主一般都會允許他免費拿去用。然而，富國的需求有時候會讓地主有地租可拿。倫敦街道的路面鋪設工程，讓蘇格蘭沿海一些寸草不生的岩石場主人，獲得了從來沒有拿過的地租。挪威和波羅的海沿岸出產的木材，在英格蘭找到了它們在國內不可能找到的市場，因此才讓它們的主人獲得了一些地租。一國人口的多寡，不是按照它的產出能夠讓多少人有衣服穿和有房子住而定，而是按照它能夠讓多少人有食物喫而定。

有了食物以後，要供應必需的衣服和住屋便比較容易。目前甚至在大英帝國的某些地方，所謂一間房子，一個人用一天的勞動也可以建成。用獸皮作成最簡單的衣服，需要多一點勞動來鞣製處理。然而，這種衣服畢竟不需要花費很多功夫。就尚未開化的原始民族來說，利用全年勞動當中的百分之一或稍微多一點點，便足以供應讓大部分人民覺得滿意的衣服和住屋。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九往往還不夠填飽他們的肚子。但是，通過土地的改良和耕種，當一個家庭的勞動能夠供應兩個家庭所需的食物時，一半的社會勞動便足以供應整個社會所需的食物。

因此，另一半的社會勞動，或至少是這一半勞動當中的大部分，便能夠用來提供其他東西，或者說，用來滿足人類其他實際的需要和想象的偏好。衣服、住屋、傢俱和全套的馬車裝備，是這些需要和偏好大部分投注的主要對象。富人消費的食物不會比他的窮鄰多。在質地上，他消費的食物也許大不相同，而且在挑選和烹調方面，也許需要比較多的勞動和手藝。然而，在重量上，他們消費的食物其實非常接近相同。但是，如果就富人寬敞的宅邸以及塞滿華服的衣櫥，和窮人的棚舍以及幾件破衣服，稍加比較，你們一定會注意到，他們的衣服、住屋和傢俱在數量上的差異，幾乎就像在質量上的差異那樣巨大。

就每個人來說，他對食物的慾望受限於肚子的狹小容量；但是，在住屋、衣服、馬車和傢俱方面，他對各種便利品和裝飾品的慾望，似乎沒有任何止境或確定的界限。因此，掌握的食物數量自己喫不完的人，總是願意用多餘的食物，或者說，總是願意用它的代價，交換在其他方面讓他們覺得愉快的東西。換句話說，在滿足了有限的慾望之後，多出來的東西全部都會被用來排遣那些似乎毫無止境、永遠無法饜足的慾望。爲了得到食物，窮人會盡力滿足富人想象的偏好，而爲了更有把握得到食物，他們便會在工作上競相降價，並且競相提高產品的質量。

當食物的數量增加，或土地的改良和耕種進步時，工人的數目也跟着增加。由於他們的工作性質允許非常細密的分工，他們能夠加工製造的材料數量，增加的比例遠大於他們的人數。於是，不管是基於實際的效用，或只有裝飾作用，舉凡人類想得到能夠用在住屋、衣服、馬車或傢俱方面的各種材料，譬如藏在地底的各種化石燃料和其他礦物，以及珍貴的金屬和寶石，便都有了市場需求。食物不僅是地租的原始來源，而且其他每一種後來提供地租的土地產物，它的那一部分地租價值，也是由於土地改良和耕種進步後，生產食物的勞動力進步的結果。

但是，後來才提供地租的土地產物，未必總是會提供地租。即使在大部分土地已被改良耕種的國家，市場對它們的需求，未必總是會讓它們的價格高過足以支付必要的勞動工資，以及抵償運送它們上市所需的資本花費以及平常的利潤。它們的價格是否能夠提供地租，視情況而定。例如，一處產煤的礦坑是否能夠提供地租，一方面要看它的蘊藏是否豐富，另一方面也要看它的位置。不管是什麼礦，如果一定數量的勞動從某一處礦坑可以挖得的數量，比相同數量的勞動從其他大部分生產同一種礦的礦坑挖得的數量多，那麼該處礦坑便可以說是蘊藏豐富。

反之，便可以說它蘊藏貧瘠。有些煤礦坑的地理位置相當有利，但因爲蘊藏貧瘠，不值得開挖。它生產的煤礦數量無法支付所需的勞動和資本費用。這種礦坑無法提供任何利潤或地租。有些煤礦坑的產量，僅僅足夠支付必要的勞動、抵償開挖所需的資本花費，以及平常的利潤。它們能夠提供一些利潤分給負責開挖工作的企業家，但無法提供地租分給地主。除了地主之外，任何人來經營這種礦坑都無法獲利，如果地主親自負責經營，他也只能獲得用在礦坑的那筆資本的平常利潤。在蘇格蘭，有許多煤礦坑是以這種形態經營的，也沒有其他形態可以用來經營它們。

如果不支付一些地租，地主便不準任何人開挖他的礦坑，可是沒有人付得起任何地租。同樣是在蘇格蘭，有許多煤礦坑，蘊藏雖然夠豐富，但由於地理位置的因素而無法開挖。利用平常數量或甚至比平常數量少的勞動，挖得的煤礦數量雖然足夠抵償挖掘的費用，可是這些煤礦坑位處內地，周圍人煙稀少，又沒有良好的陸上或水上通路，因此挖的煤礦無處銷售。煤炭是一種比木料更令人討厭的燃料，據說煤炭比較不利人體健康。因此，煤炭在消費地的售價，一般必須略低於木料的售價。木料的價格也是隨着農業發展的狀態而發生變化，幾乎就像牲畜的價格變化那樣，而且原因完全相同。

每個國家在起初尚未開發的時候，大部分的地方長滿了樹木，當時對地主來說，這些樹木只是一種毫無價值的累贅，任何人只要不嫌麻煩把它砍倒，他都會很樂意奉送。隨着農業的進步，一部分林地被清理出來作爲耕地，一部分由於牲畜的數目增多而遭損毀。這些牲畜，雖然不像小麥那樣完全憑人們的勤奮便可以取得，所以增加的速度也不像小麥那樣快，但它們畢竟是在人們的照料和保護下繁衍。它們的飼主，在豐盛的季節把飼料儲存起來，以備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供它們食用。從年頭到年尾，它們從飼主那裏得到的食物數量，比未經開墾的大自然供給的還要多；而且人類消滅和驅逐了它們的天敵，讓它們可以安心的自由享受大自然提供的一切東西。

爲數衆多的牛羣或羊羣，一旦被放到樹林裏四處遊蕩，雖然不會損毀老樹，但必然會阻礙幼苗長大，所以一兩個世紀後，整片森林便化爲烏有。於是，木料稀少抬高了木料的價格。這個價格提供優渥的地租，因此地主有時候會發現，要利用自己最好的一些土地來生財，幾乎沒有什麼比生產純粹的建材更有利的方式，即使成材的報酬進賬比較晚，但這個缺點經常可以從成材的高利潤彌補。目前在大不列顛的許多地方，情況似乎就是這樣。在當地，人們發現種植樹木的利潤等於種植小麥或牧草。地主從種植樹木得到的利益，無論在什麼地方，至少就長期來說，都不可能超過種植小麥或牧草能夠提供給他的地租。

在土地開發程度很高的內陸地區，林地提供的地租經常不會低於小麥或牧草提供的地租。不錯，即使是土地開發程度很高的國家，就沿海地區來說，如果方便取得煤炭當燃料，那麼從開發程度比較低的外國進口建材，有時候也許會比在國內生產來得便宜。譬如，在過去幾年內建立起來的愛丁堡新鎮上，也許找不到一根蘇格蘭生產的木材。不管木料的價格高低，如果煤炭的價格高到用煤炭生火的費用等於用木料生火，我們便可以篤定地說，在那個地方，和在這種情況下，煤炭的價格已經高到不可能再高了。

在英格蘭的一些內陸地區，特別是牛津郡，情況似乎便是如此。那裏的人民，即便是普通的老百姓，通常把煤炭和木料混在一起生火，可見這兩種燃料的費用差異不會很大。在產煤的國家，煤炭價格到處都比上述的最高價格低很多。如果不是這樣，煤炭就無法承擔長程運輸的費用，不管是陸運或水運。僅有少量的煤炭能夠按最高的價格賣出。因此，煤礦主和地主會發現，以略高於最低的價格賣出大量的煤炭，比按最高的價格賣出少量的煤炭，對自己更有利。另外，蘊藏最豐富的煤礦坑，會牽制所有其他鄰近礦坑的煤炭價格。

地主和經營礦坑的企業家會發現，以略微低於鄰近煤炭的價格出售，對他們兩人都有利：對前者來說，可以獲得比較多的地租；對後者來說，可以獲得比較高的利潤。鄰近的煤炭商很快就不得不同樣的降低價格出售煤炭，儘管他們承受削價競爭的能力不如人，儘管跟隨對手降價一定會降低自己的地租和利潤，有時候甚至會完全沒有剩餘。有些礦坑便因此倒閉，有些則無法提供任何地租，只能由地主親自經營。就任何一段不算短的期間來說，煤炭能夠維持的最低售價，也像其他所有的商品那樣，剛好足夠抵償供應它們上市所需的資本花費，以及資本的平常利潤。

一般來說，在地主得不到任何地租（因此，他必須自己經營或完全放任不管）的煤礦坑，煤炭的價格一定相當接近這個最低價格。一般來說，即使在煤炭能夠提供地租的地方，地租在煤炭價格當中佔去的比例，比其他大多數土地產物價格當中的地租比例小。一塊地皮的地租，通常等於地面產出毛額估計的三分之一，而且這種地租通常是事先確定的，不會隨着實際收成偶爾的變化而調整。就地底的煤礦坑來說，地租了不起佔產出毛額的五分之一，通常是十分之一，而且這種地租很少是事先固定的，因爲它會隨着實際產出偶爾的變化而調整。

這種變化調整的幅度時常很大，以致如果年收益的三十倍在某個地方被認爲是普通地皮的中等價格，那麼年收益的十倍在該地便會被認爲是很好的煤礦坑產權價格。對於地主重視的價值來說，煤礦坑的位置和蘊藏量，通常是同等重要。相形之下，對金屬礦坑的價值來說蘊藏量比位置更有影響力。即使是賤金屬，它們從礦砂分離出來以後的價值很高，通常能夠承受長距離的陸路運輸，甚至更遠的海上運輸費用，貴金屬就更不用說了。它們的市場不限於礦坑附近的國家，而是擴及全世界。譬如，日本生產的銅在歐洲買得到；西班牙的鐵在智利和祕魯也都買得到。

祕魯生產的銀不僅出現在歐洲，而且經由歐洲輸入中國。斯特摩蘭郡或什羅浦郡的煤炭價格，不太可能會影響紐加塞爾的煤炭價格；而賴恩諾伊斯的煤炭價格對外地的煤炭價格，則不可能會有任何影響。這些煤礦坑生產的煤炭相距這麼遠，永遠不可能湊在一起相互競爭。但是，相距最遠的金屬礦坑生產的東西，也許時常可以湊在一起相互競爭，事實上這種情況很普遍。因此，所有的賤金屬，更不用說貴金屬，在世界上蘊藏最豐富的礦坑的產地價格，必然對世界各地的產地價格多少會有一些影響。

譬如，日本的銅價對歐洲銅礦產區的銅價必定會有一些影響。祕魯的銀價，或者說，白銀在祕魯可以買到的勞動或其他物品的數量，不僅對歐洲銀礦產區的銀價，而且對中國銀礦產區的銀價，必定都會有一些影響。在祕魯的銀礦被發現了以後，歐洲大部分的銀礦便被廢棄。因爲銀價大爲滑落，以致銀價不再能夠抵償挖掘歐洲銀礦的費用，也就是說，不再能夠抵償挖掘作業所消耗的食物、衣服、住屋和其他必需品，並且提供些許利潤。當時古巴和聖多明哥的銀礦，情況也和歐洲一樣；甚至在波多西的銀礦被發現了以後，連祕魯的一些古老銀礦也有同樣的遭遇。

因爲每一種金屬在每個礦坑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界上實際開採中且蘊藏最豐富的礦坑的產地價格所牽制，因此在大部分的礦坑，它的價格在抵償了開採的費用之後，不可能會有很多的剩餘。所以，它不太可能提供很高的地租分給地主。於是大部分礦坑分得的地租，只佔賤金屬價格很小的比例，當然在貴金屬價格當中，地租所佔的比例就更小了。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構成這兩種金屬價格的大部分。康瓦爾郡是目前世界上已知蘊藏最豐富的錫礦產區，然而根據錫礦區副委員薄萊士牧師（Borlace）的記述，產量的六分之一可以視爲當地錫礦坑的平均地租。

他說，有些礦坑的地租高一點，但是有些礦坑沒有提供這麼高的地租。產量的六分之一，也是蘇格蘭許多蘊藏非常豐富的鉛礦坑分得的地租。佛雷奇爾（Frezier）和巫洛亞（Ulloa）告訴我們說，在祕魯的銀礦區，銀礦的所有人通常除了要求礦坑的經營者，必須用磨坊磨碎礦石，並且付給他平常的磨碎代價外，其他一無所求。不錯，在一七三六年以前，西班牙國王課徵的稅等於標準成色白銀價值的五分之一，這個比例也許可以視爲當時祕魯大部分銀礦坑實際的地租。祕魯是世界上已知最富饒的銀礦產區。

如果沒有課稅，這五分之一自然會歸屬給地主，而許多當時因爲承受不起這種稅，以致沒有開採的礦坑，也許便會被開採。康瓦爾公爵課徵的錫稅，估計超過錫價的百分之五，或者說二十分之一。不管康瓦爾公爵得到的比例是多少，如果錫不用繳稅，他那部分稅收自然會歸屬給錫礦坑地主。如果你把二十分之一加上六分之一，就會發現康瓦爾郡錫礦坑平均全部的地租，相對於祕魯銀礦坑平均全部的地租，是十三比十二。但是，目前祕魯的銀礦坑卻付不起這樣低的地租，所以在一七三六年銀稅從五分之一降至十分之一。

然而十分之一的銀稅一定會比二十分之一的錫稅誘發更多的走私活動，更何況走私袖珍的貴重物品必定比走私大體積的粗賤物品容易得多。因此，西班牙國王的銀稅據說繳納的情況不佳，而康瓦爾公爵的錫稅繳納的情況卻很好。因此，地租在最豐饒的錫礦坑佔去錫價的比例，很可能大於地租在世界上最豐饒的銀礦坑佔去銀價的比例。在抵償了這些不同的礦坑開採所需的資本花費，以及給付平常的資本利潤之後，剩下來留給礦坑所有人的部分，在賤金屬礦坑似乎優於貴金屬礦坑。在祕魯，銀礦坑經營者的利潤通常不是很高。

前述兩位最令人敬佩而且相當博聞的作者，也告訴我們，在祕魯任何着手經營新礦坑的人，都會被衆人視爲註定就要破產的人，因此每個人都會儘可能規避他。在祕魯，人們看待採礦行業的態度，似乎就像我們這裏看待抽獎彩票的態度。中獎的全部獎金雖然不夠彌補抽中空籤槓龜的損失，但是有幾張可以贏得鉅額獎金的彩票，卻可以誘使許多冒險家，將他們的財富全數押注在這種希望不大的項目。然而，因爲西班牙國王有一大部分的收入來自銀礦的生產稅，所以在祕魯法律便儘可能鼓勵人們去發現和開採新的礦藏。

不管是誰發現了新的礦藏，便都有權順着自己猜測的礦脈走向，在周圍畫出二百四十尺長一百二十尺寬的區域。他可以變成這區域礦脈的所有人，自己進行開採，無須對地皮的主人表示任何謝意。康瓦爾公爵個人的利益，也在那個古老的大公國產生了幾乎是同一性質的法令規定。在荒廢而且沒有圈圍起來的土地上，任何發現錫礦藏的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內畫出礦藏的範圍。人們把這樣的動作稱作“圍住礦脈”。圍住礦脈的人便成爲礦脈的所有人，他可以自己開採，或租給別人開採，都不需要得到那塊土地地皮所有人的同意，不過，在開採出來的錫礦當中，必須勻出很小的一部分當作謝禮給土地地皮所有人。

不管是在祕魯或是在康瓦爾，爲了奉獻所謂公共收入的假設性利益，神聖的私有財產權就這樣變成了犧牲品。在祕魯，法律也同樣鼓勵人們發現和開採新的金礦。西班牙國王的金稅只有標準成色黃金價值的二十分之一。它曾經是五分之一，後來變成十分之一，就像前述的銀稅那樣。但是，人們發現，即便是這兩個當中最低的那個稅率，開採黃金的事業也無法承擔。佛雷奇爾和巫洛亞這兩位作者說，如果說想要找到因開採銀礦而致富的人很困難，那麼想要找到因開採金礦而致富的人就是難上加難。

這二十分之一的金稅，似乎就是智利和祕魯大部分的金礦坑提供的全部地租。此外，黃金甚至比白銀更容易走私逃稅，不僅是因爲這種金屬比起白銀體積更小而且價值更高，也因爲大自然生產它的方式非常特別。銀礦開採出來的時候很少是不含雜質的，而是像其他大多數金屬那樣，通常和其他一些物質化合形成礦石。要從這種礦石分解出足夠抵償分解成本的白銀分量，根本不可能，除非經過某種既費事又冗長的程序，而這種分解程序也不可能執行得很好，除非在特別爲執行這種分解程序而設立的工廠裏作業。

因此，整個生產白銀的過程便曝露出來，方便稅吏的稽查。相反的，黃金開採出來的時候幾乎總是不含雜質。有時候可以採到一些體積頗大的純金塊。即使採到的黃金顆粒小得幾乎看不見，而且和砂土或其他雜質混在一起，那也只要經過簡單快速的程序，便可以把黃金顆粒分解出來，而這種程序只要有少量的水銀，任何人在自己家裏便可以執行。因此，如果說國王的銀稅繳納的情形不佳，那麼金稅繳納的情形很可能更糟糕。所以，金價當中地租佔去的比例，一定會比銀價當中地租佔去的比例更小。

就任何一段不算短的期間來說，貴金屬能夠維持的最低售價，或者說，它們至少能夠交換到的其他物品數量，和所有其他商品最低的平常售價一樣，都取決於相同的原則。開採時通常所需的資本花費，包括從礦坑裏把它們帶到市場，通常必定會消耗掉的食物、衣服、住屋等等，決定了最低的平常售價。換句話說，這個價格至少必須足夠抵償供應它們上市所需的資本花費，以及資本的平常利潤。然而，貴金屬的最高售價似乎除了它們本身數量的多寡之外，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節制。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都限定不了貴金屬的最高售價，不像煤炭的價格會受制於木料的價格，不管煤炭是多麼稀少，都不可能高過木料的價格。

換作是黃金，只要把它的稀少性提高到一定的程度，那麼一丁點兒黃金也許會變成比鑽石更珍貴，變成可以比鑽石換得更多的其他物品。貴金屬的需求，一部分起源於它們的效用，一部分起源於它們的美麗。如果把鐵排除在外，那麼它們也許比其他任何金屬都來得有用。由於它們比較不容易腐蝕或遭到污染，比較容易保持乾淨；因此，用它們做成的餐桌或廚房器具，通常比較討人喜歡。譬如，銀鍋比鉛鍋、銅鍋或錫鍋乾淨；就乾淨程度來說，金鍋更是勝過銀鍋。然而，它們的主要優點在於美麗，這讓它們特別適合作爲衣服和傢俱的裝飾。

任何漆料或染料的顏色都無法像燙金或鍍銀那樣光彩耀眼。此外，它們這種美麗的優點會由於稀少而益發彰顯。對大部分有錢人來說，享受財富在於展示財富；在他們的眼中，如果他們看起來沒有擁有除了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的物品，以致他們的富裕無法不容置疑地標誌出來時，財富提供的享受便有所缺憾。在他們的眼中，一件物品不管多麼有用或多麼美麗，如果它真是難得一見，或者說，如果要大量收集這種物品，需要花非常多的勞動，導致除了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付不起，那麼它的優點就會益發凸顯。

在這種物品上他們願意花的錢，大於那些比較美麗、比較有用、但比較常見的東西。效用、美麗和稀少，這三種性質是金屬價格之所以高，或者說，金屬之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交換到大量其他物品的根本原因。在它們被作爲錢幣之前，這個價值便已獨立存在，而且是它們之所以適合作爲錢幣的一個主要因素。不過，由於這種用途使得它們有了新的需求，從而減少了能夠供應其他用途的數量，也許有助於維持或提高它們的價值。各種寶石的需求完全起源於它們的美麗。除了作爲裝飾，它們沒有別的用處。

它們稀少的程度，或從礦坑裏開採出來必須克服的困難和花費，會大大提高它們美麗的價值。因此，在大多數的場合，工資和利潤幾乎構成它們全部的價格。地租只佔很小的一部分，甚至通常沒有；只有蘊藏最豐的礦坑才能夠多少提供一些地租。當一位名叫塔文尼爾的珠寶商到哥爾康達和維夏波爾參觀當地的鑽石礦坑時，有人告訴他說，所有礦坑的開採利益全歸國王，但是國王已經下令要關閉所有的礦坑，除了出產的鑽石顆粒最大而且質量最好的礦坑。對國王來說，其餘的礦坑似乎不值得開採。

由於無論在什麼地方，貴金屬或寶石的價格，同樣受制於世界上蘊藏最豐富的礦坑的產地價格。因此，出產貴金屬或寶石的礦坑，能夠提供給礦坑所有人的地租，大小不是依比例取決於它的絕對蘊藏量，而是依比例取決於相對的蘊藏量，或者說，取決於蘊藏量優於其他同種礦坑的程度。譬如說，如果有一些新的銀礦被發現了，如果它們的蘊藏量勝過波多西的銀礦，而且程度就像波多西的銀礦勝過歐洲的銀礦那樣，那麼銀價也許會大幅滑落，以至於波多西的銀礦也許會變成像現在歐洲的銀礦那樣不再值得開採。

在西印度羣島的西班牙殖民地被發現以前，歐洲蘊藏最豐富的銀礦提供給所有人的地租，就價值來說，也許和目前祕魯蘊藏最豐的一些銀礦提供給所有人的地租一樣大。雖然當時那些歐洲銀礦的產量比祕魯目前的產量少很多，但是，當時比較少的白銀數量也許曾經換到了相等數量的其他物品，而礦坑所有人分得的那一分白銀產量，也許曾經讓他能夠購買或支配相等數量的勞動或其他商品。不管是白銀的全部產出或是地租，就它們的價值，或者說，就它們對社會大衆和地主提供的實質收入來說，過去和現在也許沒有兩樣。

即便是蘊藏量最豐富的礦坑，不管是出產貴金屬或出產寶石，對全世界的財富增益都非常有限。如果一種產物的價值主要來自於它很稀奇，那麼當數量變多時，它的單位價值便必然會下跌。整套鍍金鑲銀的餐具，以及其他一些瑣碎的衣着和傢俱裝飾，也許會變得比較便宜，變得用比較少量的勞動或其他商品就可以買到。這就是全世界從這兩種礦坑的豐饒能夠獲得的唯一好處。地面上的地產，情況就不同了。無論是它們的產出或是地租，價值的大小都依比例取決於絕對的，而非相對的肥沃程度。生產一定數量食物、衣服或住屋的土地，總是能夠在食物、衣服或住屋方面供養一定數目的人民。

而且不管地主分得多少，他那一部分必定會讓他對人民的勞動，或對那些勞動能夠供應的商品，有相對比例的支配力。最貧瘠土地的價值，不會因爲附近有了最肥沃的土地而下降。相反的，它們的價值通常會因此而增加。倚賴肥沃土地的供養而存在的許多人，爲貧瘠土地的許多產出帶來了市場，而這市場是這些貧瘠土地永遠不可能在自己的產出能夠養活的人民當中找到的。無論是什麼改良提高了哪一塊土地的食物生產力，這項改良不僅會提高那塊土地的價值，而且也有助於提高其他許多土地的價值，因爲這項改良爲它們的產品創造出新的需求。

由於土地改良使得許多人有了自己喫不完的食物，這種富裕的情況，是對貴金屬、寶石，以及衣着、住屋、傢俱和馬車配備等等方面，許多便利品和裝飾品產生需求的主要原因。食物不僅是全世界的主要財富，而且其餘財富價值當中的主要部分，也是由於食物充裕才得以存在。古巴和聖多明哥貧窮的居民，當初被西班牙人發現的時候，他們習慣在頭髮或衣服簪上一些小小的金片當作裝飾。他們那時看重這些裝飾的程度，似乎就像我們現在對待稍微漂亮一點的小卵石那樣，認爲雖然值得從地上把它們撿起來，但如果有人要，卻不值得開口拒絕。

當新到的訪客第一次開口向他們索取的時候，他們便把它們交出來，似乎想都沒想到他們給了那些客人什麼了不起的禮物。看到西班牙人瘋狂爭取它們的樣子，他們非常訝異。他們向來欠缺食物，因此想都沒想到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國家，那裏有許多人自己可以支配的多餘食物，數量是這麼多，以至於爲了換得很少量亮晶晶的小飾物，願意交出可以讓一家人喫上好幾年的食物。如果有人能夠讓他們明白這一點，那些西班牙人的激情便不會讓他們感到驚奇。第三節論一定提供地租的產物，和有時提供有時不提供地租的產物，兩者個別價值的比例變化土地改良與耕種的範圍擴大以後，食物豐富的程度增加，必然會提高人們對其他各種非食用產物的需求，不管它們有什麼實際用途或只有裝飾作用。

因此，正如讀者也許會有的想法，在整個改良進步的過程中，這兩種不同產物的相對價值應當只有一種變化方向。有時提供有時不提供地租的產物價值，相對於總是提供地租的產物，兩者的價值比例，應該會不斷地提高。隨着工藝和產業的進步，人們對各種衣服和住屋的材料、地底下有用的化石和礦物、貴金屬和寶石等等的需求應該愈來愈大，它們換得的食物數量應該逐漸愈來愈多。或者換句話說，它們應該變得愈來愈貴。在大多數的場合，對大多數的非食用產物來說，情形確實如此。而且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故，使得這種產物供給增加的比例，超過了需求增加的比例，否則所有非食用產物在所有的場合，應該會變得愈來愈貴纔對。

譬如，砂石場的價值必然會隨着附近土地的改良和人口的增加而提高，尤其當它是鄰近地區唯一的砂石場時。但是，一座銀礦坑的價值，即使它是方圓一千英里之內唯一的銀礦坑，未必會因爲所在國國內的改良進步而增加。砂石場的產品市場，很少能夠延伸到方圓數里以外的地方，因此，一般來說，它面對的需求，必定會按照該範圍內的土地改良和人口增加情形而比例增加。但是，一座銀礦坑的產品市場也許擴及整個已知的世界。因此，除非全世界在土地改良和人口增加方面普遍都有進步，否則，即使礦坑附近的大國進步了，白銀的需求也不見得有絲毫的增加。

此外，即使是全世界普遍都有進步，然而在這種進步的過程中，如果發現了一些新的礦藏，比過去已知的礦坑更加蘊藏豐富，那麼一方面雖然白銀的需求增加了，但另一方面供給增加的比例可能更高，以至於它的實質價格會逐漸下跌。也就是說，任何既定數量的白銀，譬如，一磅白銀，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或者能夠換到的小麥數量（小麥是勞動者生存所需的主要成分），會變得愈來愈少。白銀的主要市場，是這個世界裏商業文明的部分。如果由於普遍的改良進步，這個市場的需求增加了，同時供給卻沒有等比例的增加，那麼白銀相對於小麥的價值便會逐漸提高。

任何既定數量的白銀，便可以換得愈來愈多數量的小麥。換句話說，小麥的平均金錢價格會變得越來越便宜。相反的，如果由於一些意外的發現，使得白銀供給連續好幾年增加的比例都大於需求，那麼這種金屬便會變得越來越便宜。換句話說，儘管土地普遍的改良進步，小麥的平均金錢價格仍然會變得越來越貴。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這種金屬供給增加的比例幾乎等於需求增加的比例，那麼它便能夠持續買到或支配接近相等數量的小麥。換句話說，儘管土地普遍改良進步，小麥的平均金錢價格仍然會持續接近同一水平。

這三種組合，似乎是改良進步的過程中，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在本世紀之前的四百年間，如果我們能夠根據法國和大不列顛兩國的歷史下判斷的話，在這三種不同的組合情況當中，似乎每一種都曾經在歐洲市場上發生過，而且它們實際發生的順序，和我在前面排列它們的順序幾乎一模一樣。附論 前四世紀間銀價的變化第一個時期在一三五○年以及之前數年間，根據一般的估計，在英格蘭，每夸特小麥的平均價格，似乎從未低於炮塔衡四盎司白銀，約等於現在的二十先令。它似乎從這個價格逐漸下跌到二盎司白銀，約等於現在的十先令。

我們發現這是十六世紀初人們估計的價格，而且似乎有人繼續記述相同的價格估計，一直到一五七○年左右。在一三五○年，也就是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制定了所謂“勞工條例”。這個條例的序文，對於那些極力向僱主爭取加薪的僕役和職工大加撻伐，說他們傲慢無禮。它於是規定，所有的僕役和職工未來應該心滿意足的接受，該國王在位第二十年以及之前四年之間，習慣配給的工資和“制服”（那時候，“制服”一詞不僅表示衣服，也包含食物配給）。它據此標準規定他們的小麥配給，不管在什麼地方，都不應該按超過每一蒲式耳十便士的價格來估計，而且僱主永遠有權決定以小麥或金錢支付這部分的酬勞。

據此看來，在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人們曾經認爲每一蒲式耳十便士是一箇中等偏低的價格，因爲人們當時必須藉助這一條特殊的法律，強迫僕人接受按此價格折算的金錢，以代替他們平常獲得的食物配給。而且看來在制定那個條例的前十年，也就是該國王在位的第十六年，人們也曾經認爲，每一蒲式耳十便士是一個合理的價格，因爲這是該條例參考的基準。但是，在愛德華三世第十六年，十便士包含大約炮塔衡半盎司的白銀，接近我們現在的金錢半克朗（crown）（譯註：約二又二分之一先令）。

據此看來，當時人們必定認爲，炮塔衡四盎司白銀，等於那時候的六先令又八便士，也接近等於現在的二十先令，是每一夸特或八蒲式耳小麥的中等價格。關於那時候人們認爲穀物的中等價格是多少的問題，這個條例所提供的證據，顯然優於一些歷史學者和其他作家的記錄。這些人記錄下來的，都是一些特殊年份的價格，而一般來說，它們之所以被他們記錄下來，是因爲它們超乎平常地貴或超乎平常地便宜，因此，我們很難根據這些記錄判斷平常的價格是多少。此外，有其他的理由讓我們相信，在十四世紀初，以及之前的一段時間，小麥的平常價格少於每夸特四盎司白銀，而其他穀物的價格也照比例低於小麥。

一三○九年，坎特伯裏的聖奧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長羅夫地伯恩（Ralph de Born），在就職當天大肆宴請賓客。威廉·梭恩（William Thorn）不僅保存了當時宴會的餐單，還保存了當時許多食物的採買價格。那次宴會消耗掉的東西，首先是五十三夸特的小麥價值十九鎊，即每夸特價值七先令又二便士，約等於現在的二十一先令又六便士；第二是五十八夸特的麥芽價值十七鎊十先令，即每夸特價值六先令，約等於現在的十八先令；第三是二十夸特的燕麥價值四磅，即每夸特價值四先令，約等於現在的十二先令。

這些麥芽和燕麥的價格，似乎高於它們平常相對於小麥的價格比例。這些價格，不是因爲它們超乎尋常的貴或便宜而被刻意記錄下來，而是在描述那一次以豪華聞名的宴會所消耗的大量食物時，附帶提到的食物實際採買價格。在一二六二年，即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恢復了一條稱作“麪包和啤酒價格法”的舊法律。該國王在法律的序文裏說，這條法律在先人的時代便已經制定了。在先人當中，有些人曾經是英格蘭的國王。據此看來，這條法律至少在他祖父亨利二世的時代很可能便已存在，甚至在諾曼底人征服英格蘭的時代（the Conquest）也許便已制定了。

這條法律根據小麥的時價規範麪包的價格，並假定當時每夸特小麥的金錢價格會在一先令到二十先令之間浮動。一般來說，人們在制定這種法律的時候，對於所有偏離中等價格的可能情況，即對於低於中等價格以及高於中等價格的情況，想必都會給予同等的注意和考慮。根據這個假定，當時包含炮塔衡六盎司白銀的十先令（約等於現在的三十先令），在這條法律最初被制定的時候，必定曾經被人們認爲是每夸特小麥的中等價格，而且直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人們必定都還維持這樣的見解。所以，我們不可能錯得離譜，如果我們把小麥的中等價格，想成不會小於這條法律用來規範麪包價格的最高小麥價格的三分之一，或者說，想成不會小於當時的金錢六先令又八便士，這些錢包含炮塔衡四盎司的白銀。

從這些不同的事實看來，我們似乎有些根據可以說，在十四世紀中葉，以及之前一段不算短的期間，每一夸特小麥的平均或平常的價格，想必不會少於炮塔衡四盎司的白銀。大約從十四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初，被人們視爲合理中等，或者說，被人們視爲平常或平均的小麥價格，似乎逐漸下跌到原來的一半。也就是說，最後跌到了大約是炮塔衡二盎司的白銀，約等於現在的十先令。一直到一五七○年，這個價格繼續被視爲中等或平常價格。在第五代諾森伯蘭伯爵亨利於一五一二年記下來的家計賬簿裏，有兩個不同的小麥價格估計。

其中之一，被算作每夸特六先令又八便士，另外一個只有五先令又八便士。在一五一二年，六先令又八便士只包含炮塔衡二盎司的白銀，約等於現在的十先令。從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起，到伊麗莎白統治的初期，這一段超過二百年的期間，許多不同的法令證據似乎顯示，六先令又八便士持續被認爲是小麥所謂合理中等、平常或平均的價格。然而，在這段期間，由於錢幣制度有一些更動，那個名目金額所包含的白銀重量不斷的減少。但是，另一方面，由於白銀價值增加的幅度，在那段期間，似乎大致抵消了白銀含量減少對該名目金額所造成的實質影響，以致國會不認爲值得把這種增減情況納入考慮。

譬如，一四三六年制定的一條法律規定，當小麥的價格低到六先令又八便士時，小麥出口便不需政府覈准。到了一四六三年，又制定了一條法律，規定除非價格超過每夸特六先令又八便士，否則小麥便不準進口。國會顯然以爲，當價格是那麼樣低時，小麥出口不會在國內造成任何困擾，而當價格升高時，允許小麥進口是一種審慎的做法。據此看來，六先令又八便士，含銀量約等於現在的十三先令又四便士（這個含銀量比愛德華三世時同一名目的金額少了三分之一），當時被人們視爲小麥所謂合理中等的價格。

在一五五四年，即菲利浦國王第一年或瑪麗女王第二年，以及一五五八年，即伊麗莎白女王第一年，小麥的出口同樣遭到立法禁止。也就是說，一旦每夸特的價格超過了六先令又八便士，便不準出口。當時這個名目金額的含銀量，不會比現在的含銀量多上二便士。但是，人們很快便發現，政府限制小麥出口，直到小麥的價格變得如此低，實際上等於完全禁止小麥出口。所以，到了一五六二年，即伊麗莎白女王第五年，小麥便允許從某些港口出口，只要每夸特的價格不超過十先令。它的含銀量，幾乎等於現在這個名目金額的含銀量。

據此看來，在當時，這個價格被一般人視爲小麥所謂合理中等的價格。它接近符合一五一二年諾森伯蘭伯爵家計賬簿裏的價格估算。在法國，杜普瑞聖摩（Dupre de St．Maur）和著述《糧食策論》（Essay on the policeof grain）那位簡明優雅的作者都注意到，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法國穀物的平均價格同樣比前兩世紀低很多的事實。在同一期間，歐洲大部分地方的穀物價格很可能都是同樣下跌的。這段期間，白銀相對於小麥的價值上升，一則也許完全是由於土地改良和擴大耕種，使得這種金屬的需求增加，而同時供給保持不變，所造成的結果。

二則也許完全是由於當時世界上大部分已知的礦藏幾乎消耗殆盡了，以致開採成本不斷增加，供給逐漸減少，而同時需求保持不變。三則也許前述兩種情況同時都是一部分的原因。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歐洲大部分地方逐漸有了比前幾個世紀更爲安定的政府組織。政治和社會安定程度增加，必然會促進產業活動和土地改良。隨着社會財富的增進，各種貴金屬，以及其他各種奢侈品和裝飾品的需求，一定都會增加。社會每年的產出變多了，便需要比較多的錢幣來流通比較多的產出。有錢的人變多了，便需要比較多的銀盤和其他銀質的裝飾品。

此外，供應白銀到歐洲市場的礦坑蘊藏，大部分想必已經接近消耗殆盡的地步，因此開採的費用已經變得很高。這毋寧是極其自然的猜測，畢竟這些礦坑有許多是從羅馬人的時代便開始開採了。然而，大部分討論古代商品價格的作者卻認爲，從諾曼底人征服英格蘭的時候，甚至也許是從凱撒入侵開始，一直到發現美洲的銀礦爲止，白銀的價值是不斷地下跌的。他們之所以有這種見解，一部分是基於他們自己在小麥和其他某些初級產物方面偶爾觀察到的一些價格。一部分是基於一般流俗的想法，認爲當社會財富增加時，每個國家擁有的白銀數量自然會跟着增加，所以白銀的價值會下跌。

在小麥價格的觀察方面，他們似乎經常受到三種不同情況的誤導。首先，古時候幾乎所有的租金都以實物支付，譬如，以一定數量的小麥、牛羊牲畜或雞鴨禽類等等。然而，地主有時候會規定，他可以隨意要求承租人，以實物支付每年的租金，或者改以一定數額的金錢支付。實物支付按這種方式和一定數額金錢交換的價格，在蘇格蘭稱作這種物品的“折算價格”。由於選擇收取實物或折算價格的權利，一定是在地主這一邊，爲了保障承租人，折算價格必然應當低於而不是高於平均的市價。因此，在許多地方，折算價格不會比平均市價的一半多很多。

目前在蘇格蘭大部分的地方對於雞鴨禽類，以及少數地方對於牛羊牲畜仍然保留這個習慣。在小麥方面，如果不是被所謂“公定標準”的制度取代了，同樣的習慣很可能也會被保存下來。蘇格蘭每一個郡，每年都會根據“巡迴價格裁判法庭”（an assize）的判斷，評定各種穀物在當地的平均價格；也會按各種穀物的實際市價，評定它們的質量。任何穀物每年的這種平均價格和質量評等，稱作它的公定標準。有了這個制度以後，承租人每年便可以很安全地按公定標準價格，而不是按任何固定的價格折算小麥租金給地主，而這種作法對地主也很方便。

但是，那些收集古代小麥價格數據的作者，似乎時常誤把蘇格蘭所謂的折算價格當作實際市價。傅立特伍德（Fleetwood）有一次便承認自己曾經犯了這種錯誤。然而，在他那本爲了某個特殊目的而寫的書裏，他卻沒想到需要承認這種錯誤，直到他重複引述了同一個折算價格十五次以後。這個價格是小麥每夸特八先令。這個金額在一四二三年，也就是他所敘述的故事開始的那一年，包含的白銀重量，等於現在的十六先令。可是到了一五六二年，也就是故事結束的那一年，它的含銀量不會大於現在同一名目金額所含的白銀。

第二，他們被一些偷懶的謄寫員誤導了，這些謄寫員在抄錄公定價格的法規條文時，常會有很多遺漏。有時候也許國會擬定的條文原來便不清不楚。古時候的公定價格法規條文，似乎總是在開頭時先按小麥和大麥的最低價格，決定麪包和啤酒的價格應該是多少，然後按照這兩種穀物如果從最低價格逐步升高時，按部就班的依序決定麪包和啤酒的價格應該是多少。但是，抄錄這些條文的謄寫員，似乎時常以爲把這些條文的規定抄錄到開頭第三或第四個最低價格便夠了，這樣他們自己便比較省事。我想，他們大概也認爲這樣便足以表示，在比較高價的部分，應該遵守什麼樣的價格比例。

譬如，在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通過的麪包和啤酒公定價格法，麪包的價格是按照不同的小麥價格，從每夸特當時的金錢一先令到二十先令，依序規定的。但是，在勒夫海德（Ruffhead）之前，每個刊印的法規彙編版本所根據的手稿，謄寫員從未把這個條文在十二先令以上的規定抄錄下來。因此，許多被這種不完整的抄錄誤導的作者，便很自然會以爲中間的價格，即每夸特六先令，約等於現在的十八先令，是當時小麥的平均或平常的價格。大約同時通過的“懲戒椅和示衆枷條例”（Tumbrel and Pillory），按大麥價格從每夸特二先令開始一直到四先令爲止，每上升六便士便有一個規定的啤酒價格。

然而，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條例的最後一段文字推知，四先令並不被認爲是當時大麥的最高價格，而且二先令到四先令的價格，只是用來例示在所有可能的大麥價格下，不管是高於四先令或低於二先令，啤酒價格應該遵守的比例。條文的最後那段文字是“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vel 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文字寫得很馬虎，但意思應該夠明白。它是說，“啤酒的價格是依這個方式，按大麥價格每上升或下降六便士予以增減。

”在擬定這條法律條文時，國會本身似乎和某些謄寫員在抄錄其他法律時一樣輕率。在一本稱作“Regiam Majestatem”的蘇格蘭古律書的古抄本里，有一則公定價格的法律條文，按所有從每一蘇格蘭博爾（boll）十便士到三先令不同的小麥價格規定麪包的價格。一個蘇格蘭博爾約等於半個英格蘭夸特。在被認爲是這條法律制定的時候，三先令蘇格蘭幣約等於現在的英幣九先令。魯迪曼（Ruddiman）似乎據此認爲，三先令是當時小麥曾經漲升到的最高價格，而十便士、一先令，或頂多二先令是平常的價格。

然而，參考這個古抄本，立即可以清楚看出，所有這些價格只不過是用來例示小麥和啤酒的個別價格應該遵守的比例。那條法律的最後一段文字是，“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ecriptahabendo 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這等於說，“你將按照前述關於小麥價格的比例判定其餘情況的價格。”第三，他們似乎也被很久以前有時候非常低的小麥售價誤導了，以至於認爲，既然當時它的最低價比後來低很多，那麼當時的平常價格必定也會比後來低很多。

然而，他們也許更應該發現，那時候它的最高價格也高於任何後來曾經出現過的高價，完全像它的最低價格低於任何後來曾經出現過的低價那樣。譬如，傅立特伍德給了我們兩個一二七○年每夸特小麥的價格。第一個是當時的錢幣四磅十六先令，等於現在的十四鎊八先令；第二個是六鎊八先令，等於現在的十九鎊四先令。換作是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接近高得這樣離譜的價格。小麥的價格雖然不管在什麼時候難免都會有所變動，但如果社會動盪不安、毫無秩序，國內所有的商業往來中斷，以致某個地方的豐饒無法舒緩其他地方的匱乏，那麼小麥價格的波動就會更爲激烈。

從十二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末，在金雀花王室（the Plantagenets）的統治之下，英格蘭非常沒有秩序，即使某個地區的小麥很充裕，而另一個距離不遠的地區，由於氣候反常導致意外的歉收，或由於某個鄰近的豪門巨室入侵毀了收成，也許正在忍受饑荒所帶來的極端痛苦。然而，如果有某個敵對貴族的領地橫亙在這兩個地區的中間，那麼豐饒的地區也許便無法給予鬧饑荒的地區絲毫的協助。從十五世紀末葉開始，以及整個十六世紀，英格蘭在都鐸王朝（the Tudors）有力的治理下，任何豪門巨室都沒有足夠的力量膽敢擾亂社會的安全和秩序。

在本章末了，讀者可以找到一二○二年至一五九七年間（包含首尾兩年）所有被傅立特伍德收集起來的小麥價格數據，折算成現在的金錢，並且按照時間順序整理成七個部分，每部分有十二個年份的價格數據。在每一部分的末了，讀者也可以找到它所包含的十二年平均價格。就那一段漫長的期間，傅立特伍德只找到了八十年的價格數據，所以要湊足最後那一部分的十二年，便缺了四年。因此，我才從伊頓公學（Eton College）的賬簿找來一五九八、一五九九、一六○○和一六○一年的價格加上去。

這四年是我唯一增添的資料。讀者會看到，從十三世紀初一直到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每十二年的平均價格逐漸變得越來越低。到了接近十六世紀末，才又開始上升。不錯，這些價格傅立特伍德之所以能夠收集到，似乎多半是因爲它們是出奇地貴或出奇地便宜。因此，我也不敢說，根據它們我們能夠獲得什麼很確定的結論。然而，如果它們真能證明什麼，我們至少能說它們證實了我在前面試圖說明的論點。然而，傅立特伍德本人似乎和其他大多數的作者一樣相信，在這整個期間中，由於白銀數量不斷地增加，所以它的價值不斷地下跌。

他本人收集的那些小麥價格數據，顯然和這種意見不符。它們反而完全契合杜普瑞聖摩的意見，以及我在前面試圖說明的見解。在古代物價的收集研究方面，傅立特伍德主教和杜普瑞聖摩先生，似乎是兩個最用功也最忠實的作者。想起來未免有點兒奇怪，雖然他們兩人的意見大相徑庭，但是他們所根據的事實，至少就小麥的價格數據來說，竟然如出一轍。然而，大部分審慎的作者之所以推斷很久以前的年代銀價很高，與其說他們是根據小麥的價格很低，不如說他們是根據其他某些初級產物的價格很低。

有人曾經說，由於小麥可以說是一種製造品，因此在早期的蠻荒時代，它相對於其他大部分商品的價格會貴很多。我想，這種說法的意思是，小麥比大部分非製造品貴很多，譬如，牛羊牲畜、雞鴨禽類、各種野味等等。毫無疑問的，在早期貧窮未開化的時代，這些東西是比小麥便宜很多。但是，這並不是高銀價的結果，而是這些東西本身價值很低的結果。也就是說，不是因爲那個時候白銀可以買到或代表比較多的勞動數量，而是因爲這些東西當時可以買到或代表的勞動數量，比後來更爲豐饒進步的年代少很多。

顯然的，白銀在西屬美洲必定比在歐洲便宜；也就是說，它在生產國必定比在輸入國便宜，因爲多了長程海陸運輸的搬運費和保險費。然而，巫洛亞告訴我們說，不久以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頭公牛的價格是二十一又二分之一便士英幣，而且這種公牛還是從三、四百頭的牛羣當中精挑細選出來的。拜倫（Byron）也告訴我們說，在智利的首都，一匹好馬的價格是英幣十六先令。在土地肥沃、但大部分尚未開墾的國度裏，由於只需要花少量的勞動便可以獲得牛羊牲畜、雞鴨禽類、各種野味等等的東西，因此它們只可以買到或支配很少的勞動數量。

它們可以賣得的金錢價格很低，並不能證明那裏的白銀實質價值很高，而只能證明它們本身的實質價值很低。讀者必須時時刻刻記得，白銀和其他所有商品價值真正的衡量標準，是勞動，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一種或一組商品。在幾乎全是荒野或人煙稀少的國家，由於牛羊牲畜、雞鴨禽類、各種野味等等是大自然的自發性產品，所以這些東西的數量經常大於居民消費所需。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東西的供給量通常超過需求量。但是，在社會不同的發展或改良階段，這種商品將會代表或等於數量非常不同的勞動。

不管社會處於什麼樣不同的發展或改良階段，小麥都是人類辛勤活動的產物。而且凡是需要辛苦才能生產出來的東西，它的平均生產數量，總是會配合平均的消費需要。換句話說，平均的供給量會配合平均的需求量。此外，不管社會處於什麼樣不同的改良階段，在同樣的土壤和氣候下，要生產等量的小麥，平均來說，需要花費接近相等的勞動數量。耕種方式逐漸進步，雖然使得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但同時作爲主要農業用具的牲畜價格也不斷提高，多少抵消了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效果。根據前述這些理由，我們可以篤定，不管社會處於什麼樣不同的發展或改良階段，等量的小麥都會比任何等量的其他土地初級產品，更接近代表或等於等量的勞動。

因此，正如我們在前面第五章已經說過的，不管社會處於什麼樣不同的富裕和改良階段，小麥都是比其他任何一種或一組商品更精確的價值衡量標準。所以說，在社會各種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如果拿白銀和小麥相比，會比拿它和其他任何一種或一組商品相比，更能正確的判斷白銀的真實價值。此外，在每個文明的國家，小麥或一般民衆偏愛的植物性食物，通常是維持勞動者生存的主要食物。由於農業擴展的結果，每個國家的土地所生產的植物性食物，數量都遠大於它所生產的動物性食物。而不管在哪一個國家，勞動者主要賴以爲生的，都是當地最豐富也最便宜的食物。

肉鋪裏的牲畜肉品，除非是在最欣欣向榮或勞動待遇最高的國家，通常只佔勞動者飲食當中一個很小的部分；雞鴨禽類所佔的比例更小，而山珍野味則根本沒有。在法國，乃至在勞動待遇比法國稍微好一點的蘇格蘭，貧窮的勞動階級很少喫牛羊牲畜的肉品，除非是在節日或其他特殊的場合。由於小麥是勞動者主要的食物，因此，小麥的平均金錢價格，比肉品或其他任何初級產品的平均金錢價格，對勞動的金錢價格更有影響。金銀的真實價值，或者說，它們真正能夠買到或支配的勞動數量，因此便主要取決於它們能夠買到或支配的小麥數量，至於金銀能夠買到或支配的肉品或其他任何初級產品的數量，對於它們的真實價值影響就沒有那麼大。

如果這些作者沒有同時受到流俗想法的影響，人云亦云地以爲當社會財富增加時，每個國家擁有的白銀數量自然會跟着增加，所以白銀的價值會下跌，那麼少數幾個小麥或其他商品的觀察值，就不會誤導這麼多聰明的作者。畢竟，這個想法似乎是毫無根據的。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有兩種不同的原因可以導致人民持有的貴金屬數量增加：一則由於供應它的礦藏變得更豐富了，二則由於人民每年的勞動產出增加，人民的財富變多了。毫無疑問的，第一個原因必然會牽動貴金屬價值下跌。但是，第二個原因則不然。

當有更多蘊藏豐富的礦藏被發現時，數量比較多的貴金屬便會被供應到市場，然而由於在市場上必定會和它們交換的各種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還是維持和從前一樣的數量，因此等量的金屬現在必定只能換到數量比較少的商品。因此，在任何國家，只要貴金屬數量的增加是因爲礦藏變得更豐富了，必然會連帶發生貴金屬價值有些下跌的現象。相反的，當一國的財富隨着每年勞動產出的商品數量增加，而逐漸變得愈來愈大時，便需要比較多的錢幣來流通比較多的商品。另一方面，由於人民比較有能力購買貴金屬，也就是說他們有比較多的商品來交換貴金屬，所以自然會購買愈來愈多的金碗或銀盤。

他們的錢幣數量增加，是基於實際的需要；他們的金碗或銀盤數量增加，是基於虛榮的心理，而這種心理也正是各種精緻美妙的雕塑品和圖畫數量，以及其他每一種奢侈品和稀奇品，之所以很可能會隨同金碗或銀盤一起增加的理由。但是，正如雕塑家和畫家，在富裕繁榮的時代所獲得的待遇，不會比貧窮蕭條的時代差，所以同樣的黃金和白銀所換得的商品數量也不可能變得比較少。如果礦藏方面的意外發現並沒有把金銀的價格壓下來，那麼由於它們的價格會隨着一國的財富而自然提高，因此，不管實際的礦藏情況如何，也無論在什麼時候，富國的金銀價格自然都會高於貧國。

就像所有的其他商品那樣，金銀自然會追尋出價最高的市場，而最有購買能力的那個國家，對每一樣物品所給付的價格通常是最高的。讀者一定還記得，勞動是我們對每一樣東西所給付的最終價格，而且在勞動報酬同樣好的一些國家，勞動的金錢價格，會按照勞動者生存所需食物的金錢價格比例調整。但是，金銀在富有的國家交換到的食物數量，自然會比在貧窮的國家交換到的多，或者說，金銀在食物豐富的國家交換到的食物數量，自然會比在食物不怎麼豐富的國家交換到的多。如果這兩個國家距離很遠，它們之間的金銀價格便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

雖然這些金屬自然會從價格比較差的市場，移到價格比較好的市場，然而想要運送大量的金銀，使它們在兩地的價格接近相等，也許會有實際的困難。如果這兩個國家距離很近，差異便會比較小，有時候也許幾乎看不出有什麼差異；因爲在這種情況下，想要運送大量的金銀，不會有什麼困難。譬如，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要來得富裕，而食物的價格在中國和歐洲差異很大。稻米在中國比小麥在歐洲各國便宜很多。相反的，英格蘭雖然遠比蘇格蘭富有，但小麥的金錢價格在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差異卻很小，幾乎看不出來。

按照數量或容量的比例來說，蘇格蘭小麥通常看起來比英格蘭小麥便宜很多。但是，按照質量比例來說，蘇格蘭小麥顯然比較貴一些。蘇格蘭幾乎每年都從英格蘭取得大量的小麥供給，而每一種商品在被運往的國家，必然通常會比啓運國家稍微貴一些。因此，英格蘭小麥在蘇格蘭必然比在英格蘭貴，但是，按照質量比例來說，或按照能夠作成的麪粉或麥片的數量和質量來說，它在蘇格蘭能夠賣到的價格，通常不可能高過和它一同競爭的蘇格蘭小麥。勞動的金錢價格在中國和歐洲的差異，比食物的金錢價格在中國和歐洲的差異更大。

因爲勞動在歐洲的實質報酬比中國高很多，而這又是因爲大部分歐洲處於正在進步的階段，而中國似乎處於停滯狀態。勞動在蘇格蘭的金錢價格比英格蘭低，因爲它的實質報酬更低；蘇格蘭雖然正邁向富裕，但進步的速度比英格蘭緩慢。時常有人從蘇格蘭移民到英格蘭，但很少有人從英格蘭移民到蘇格蘭，光是這項事實便足以證明兩國的勞動需求差異很大。讀者應該還記得，勞動的實質報酬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相對比例，不是按照國家實際財富的多寡，而是按照國家財富處於進步、停滯或衰退的狀態自然決定的。

正如金銀在最富有的國家自然有最高的價值，所以它們在最貧窮的國家自然只有最低的價值。完全未開化的國家是所有的國家當中最貧窮的，所以在那裏，金銀幾乎毫無價值。小麥在大城市總是比在偏遠的鄉村地區貴。然而，這不是因爲白銀在大城市的實質價值比較低，而是因爲小麥在大城市的實質價值比較高。把白銀運到大城市，所花的成本不會小於把白銀運到偏遠的鄉村地區。但是，把小麥運到大城市，所花的成本就要大很多。在一些非常富有的商業化國家，譬如像是荷蘭和熱那亞，小麥很貴，道理和小麥在大城市很貴一樣。

它們生產的小麥不夠維持居民的生存。它們富有許多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勤勞和技巧，富有各種可以節省和幫助勞動的機器，富有船舶，以及其他各種運輸和商業往來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它們欠缺小麥，必須從一些遠方的國家把小麥運過來，因此除了小麥在產地的價格，還必須支付從產地運過來的運費。把白銀運到阿姆斯特丹，所花的勞動成本不會小於把白銀運到但澤。但是，把小麥運到阿姆斯特丹，所花的勞動成本就要大很多。因此，白銀的實質成本在這兩個地方必定接近相等，但小麥的實質成本必定有很大的差異。

如果我們削減荷蘭或熱那亞的富裕程度，但是維持它們的居民人數；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削減它們從遠方取得小麥供給的能力，那麼小麥的價格，不僅不會隨着它們持有的白銀數量減少而下跌（白銀數量必然會伴隨富裕程度降低而減少，不管它們之間的因果方向），反而會大幅上漲達到宛如發生饑荒的水平。當我們欠缺生活必需品的時候，我們必定會賣掉所有的奢侈品，因此奢侈品的價值，正如在豐饒繁榮的時候會上漲那樣，在貧窮困苦的時候會下跌。但是必需品的價值就不是這樣，它們的實質價值，也就是它們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在貧窮困苦的時候會上漲，而在豐饒繁榮的時候會下跌。

豐饒繁榮的時候一定是小麥供應充裕的時候，否則就不能稱爲豐饒繁榮。小麥是一種必需品，而白銀只是一種奢侈品。總而言之，不管貴金屬的數量在十四世紀中葉至十六世紀中葉這段期間增加了多少，由於這是土地改良和社會財富增加所引起的，所以對貴金屬在大不列顛或歐洲其他任何地方的價值沒有抑低的作用。因此，如果說收集古代物價的作者，沒有理由根據他們觀察到的任何小麥或其他商品價格，推斷銀價在這段期間下跌，那麼他們就更沒有理由援引土地改良和社會財富或許增加，而作出銀價下跌的推論。

第二個時期學者們對於前述第一個時期的銀價走勢看法不管有多少分歧，他們對於第二個時期的看法倒是完全一致的。從一五七○年左右到一六四○年，大約是七十年的時間，白銀相對於小麥的價值，變動的方向一反從前。白銀的實質價值下跌，即白銀換得的勞動數量比以前少；而小麥的名義價格上升，不再像以往通常每夸特大約賣二盎司白銀，或大約是現在的十先令，而變成是每夸特要賣六至八盎司白銀，或大約是現在的三四十先令。美洲發現一些豐富的礦藏，似乎是這段期間白銀相對於小麥價值下跌的唯一原因。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明這段期間銀價的下跌；不管是對於銀價下跌的事實，或是對於銀價下跌的原因，都沒有絲毫的爭議。在這段期間，歐洲大部分地區在各種產業和土地改良上都有進步，因此白銀的需求量必定會跟着逐漸增加。但是，白銀供給量增加的幅度，似乎遠超過需求量，以致這種金屬的價值下跌，而且跌幅相當可觀。值得一提的是，儘管當時波多西的礦藏已經被人發現超過了二十年，美洲豐富礦藏的發現，對英格蘭的物價似乎未曾有任何顯著的影響，直到一五七○年。從一五九五到一六二○年，包含首尾兩年，頂級的小麥每九蒲式耳夸特在溫莎市場的平均售價，根據伊頓公學的賬簿記載，看來是二磅一先令六又十三分之九便士。

根據這個金額，略去分數，然後減掉九分之一，即減掉四先令七又三分之一便士，得到小麥每八蒲式耳夸特的價格是一磅十六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根據這個金額，同樣略去分數，然後減掉九分之一，即減掉四先令一又九分之一便士，當作是頂級小麥和中等小麥的價差，得到中等小麥的價格大約是一磅十二先令八又九分之八便士，或大約是六又三分之一盎司白銀。從一六二一到一六三六年，包含首尾兩年，同一容量的頂級小麥在同一市場的平均價格，根據同一賬簿記載，看來是二磅十先令；根據這個金額，進行和上面同樣的抵減，得到中等小麥每八蒲式耳夸特的平均價格是一磅十九先令六便士，或大約是七又三分之二盎司白銀。

第三個時期在一六三○年和一六四○年之間，或者說，大約在一六三六年，美洲礦藏大發現降低銀價的作用看來已經結束，因爲後來白銀相對於小麥的價值，似乎未曾跌到比那個時候更低的價位。自十八世紀初以來，銀價似乎略呈上升趨勢。事實上，也許在上一世紀結束前便已開始略微上升了好幾年。從一六三七到一七○○年，包含首尾兩年，也就是上一世紀最後的六十四年，頂級小麥每九蒲式耳夸特在溫莎市場的平均價格，根據伊頓公學的賬簿記載，看來是二磅十一先令又三分之一便士。這隻比一六三七年之前十六年的平均價格貴了一先令又三分之一便士。

但是，在這六十四年的期間中，發生了兩件必定會產生小麥匱乏的大事，而且必然會遠比純粹的氣候因素導致的匱乏更嚴重。因此，要解釋這個時期價格的小幅上漲，光是用這兩件事便綽綽有餘，根本用不着假設銀價下跌。第一件事是內戰。經由打擊農業生產並阻斷商業往來，內戰必定會把小麥的價格抬高到純粹的氣候因素通常會導致的高價之上。對國內每一個市場，這件事必定都會或多或少產生這樣的影響，但那些位於倫敦附近的市場受到的影響一定會特別大，因爲它們必須從最遠的地方獲得供給。

因此，一六四八年頂級小麥每九蒲式耳夸特在溫莎市場的價格，根據同一賬簿的記載，看來是四磅五先令，而一六四九年的價格是四磅。這兩年高出二磅十先令的部分（二磅十先令是一六三七年以前的十六年間的平均價格），加起來是三磅五先令。把這個金額平均分攤在上一世紀最後的六十四年，便幾乎可以完全說明，這段期間小麥價格似乎曾經發生很小的漲幅。前述這兩年雖然是價格最高的兩年，然而，它們不是絕無僅有的高價年，而其餘的高價年似乎也和內戰有些牽連。第二件事是一六八八年開始實施的小麥出口補貼政策。

有許多人向來認爲，小麥出口補貼，有鼓勵小麥耕作的作用，長期而言，會使得小麥供應更爲充裕，從而使國內的小麥價格比沒有出口補貼時更爲便宜。現在我想指出，在一六八八年和一七○○年之間，事實上沒有產生絲毫這種效果。在這個很短的期間內，它僅有的效果必定是，經由鼓勵人們把每年多餘的產出輸送到國外，從而妨礙豐年的產出彌補荒年的匱乏，以至於提高了國內的小麥價格。一六九三年至一六九九年間，包含首尾兩年，發生在英格蘭的小麥匱乏，無疑主要是異常惡劣的氣候所導致的，因此，有一大部分歐洲也同樣受到影響。

然而，也正因爲這樣，所以出口補貼必然會稍微加重當時英格蘭的匱乏程度。所以，一六九九年，小麥出口便被禁止了九個月。在同一段期間，還發生了第三件事。雖然這件事既不會導致小麥匱乏，也或許不會提高通常對小麥給付的白銀真實數量，但是它必定多少會提高所給付的白銀名義數量。這件事就是以削剪磨損的手段，大大貶損銀幣的真實價值。這種弊端在查理二世統治的時候（譯註：一六六○至一六八五年）便已經開始，而且不斷惡化，直到一六九五年。根據隆德斯（Lowndes）的估計，那時流通的銀幣所含銀量，平均比法定標準低了將近百分之二十五。

就每一種商品來說，在市場上和它交換的名義金額，與其說是必然取決於該名義金額按照法定標準應該含有的白銀重量，不如說是必然取決於該名義金額按照經驗推斷實際含有的白銀重量。因此，和錢幣接近法定標準的時候相比，在錢幣被削剪磨損以致價值大減時，名義金額必然會比較高。自本世紀初以來，銀幣所含銀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低於法定標準。但是，銀幣雖然磨損得非常嚴重，它的價值卻被可以換到的金幣價值撐了起來。這是因爲，雖然在上一次金幣重鑄之前，金幣也是磨損得很厲害，但磨損的程度還是小於銀幣。

相反的，在一六九五年，銀幣的價值便失去金幣價值的支撐。那時候，一枚基尼金幣通常可以交換三十枚磨損得很嚴重的先令銀幣。在上一次金幣重鑄之前，銀塊的價格很少高於每盎司五先令又七便士，這隻比鑄幣廠的價格高五便士。但是，在一六九五年，銀塊的價格通常是每盎司六先令又五便士，這就要比鑄幣廠的價格高十五便士。也就是說，在上一次金幣重鑄之前，金幣或銀幣，和銀塊相比，低於法定標準的程度估計甚至不會超過百分之八。相反的，在一六九五年，銀幣的價值估計比法定標準低了將近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在本世紀初，也就是說，在威廉國王大規模重鑄銀幣之後仍然在位的那段短暫的期間，大部分流通的銀幣必然比現在更接近法定標準重量。此外，自本世紀初以來，也沒有發生過任何重大的公共災難，會像內戰那樣打擊農業耕作，或阻斷國內商業往來。再說，本世紀初以來大部分時候實施的出口補貼，在耕作面積和集約程度既定的情況下，雖然必定會稍微抬高小麥的價格。但是，從本世紀初到現在，出口補貼政策應該已經有了充分的時間，產生人們普遍認爲應該歸功於它的一切美好結果。

譬如說，鼓勵耕作，從而增加國內市場的小麥供應。我們也許可以假定，出口補貼一方面已經多少發揮了抑制小麥價格的作用，就像另一方面它也多少抬高了小麥價格那樣。有許多人認爲它的效果還不只是這些。總之，在本世紀最初的六十四年間，頂級小麥每九蒲式耳夸特在溫莎市場的平均價格，根據伊頓公學的賬簿記載，看來是二磅〇先令六又三十二分之十九便士，它比上一世紀最後的六十四年便宜了大約十先令又六便士，或便宜了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它也比一六三六年之前的十六年間，平均便宜了大約九先令又六便士。

美洲礦藏大發現的作用，到了一六三六年也許可以視爲已經結束。另外，它也比一六二○年之前的二十六年間，平均便宜了大約一先令，在這一段期間，美洲礦藏大發現的影響應當還存在。根據前面的說明，在十八世紀最初的六十四年間，中等小麥每八蒲式耳夸特在溫莎市場的平均價格，大約等於三十二先令。所以說，自十八世紀初以來，白銀相對於小麥的價值，似乎略呈上升趨勢。甚至也許在上一世紀結束前便已經開始略微上升了好幾年了。在一六八七年，頂級小麥每九蒲式耳夸特在溫莎市場的平均價格，是一磅五先令又二便士，這是從一五九五年以來曾經有過的最低價格。

葛萊哥雷金是一位因爲具有這方面知識而聞名的人，他在一六八八年估計，在中等收成的年份，麥農收到的小麥價格，平均是每蒲式耳三先令又六便士，或每夸特二十八先令。根據我的理解，這種所謂麥農的價格，和有時候被稱作“契約價格”，是一樣的概念，都是指農夫按照契約在若干年內把一定數量的小麥交給商人時，按約定可以獲得的價格。由於這種契約幫農夫節省了銷售費用和麻煩，所以契約價格通常會比估計的平均市價低。葛萊哥雷金分析，每夸特二十八先令是當時中等收成年份平常的契約價格。

在上一次異常惡劣的氣候所導致的小麥匱乏之前，我也確信那是所有普通年份平常的契約價格。一六八八年國會通過了穀物出口補貼法案。地方鄉紳當時在國會佔有的席次比例比現在還要大，他們早就覺得穀物的金錢價格往下滑。他們想利用這個出口補貼的手段，把穀物的價格人爲的抬高到查理一、二世時代經常可以看到的水平。因此，這個法案規定出口補貼會繼續實施，直到小麥的價格高達每夸特四十八先令。和葛萊哥雷金在該年所估計的中等收成年份的麥農價格相比，這個價格要貴上二十先令或七分之五。

只要他這個享有盛名的估計還有一丁點兒名實相符，那麼如果沒有某種像出口補貼這樣的權宜辦法，每夸特四十八先令在當時便是一個不可能達到的價格，除非發生了非常匱乏的荒年。但是，威廉國王統治下的政府當時尚未完全鞏固，沒有條件拒絕地方鄉紳的任何需索，更何況當時還正想遊說他們同意創立按年徵收的土地稅制。據此分析，相對於小麥的價值來說，白銀的價值很可能在上一世紀末以前，便有些上漲了。而且自十八世紀初以來，似乎在大部分時間也繼續這樣的趨勢。不過，在實際的小麥耕種情況下，出口補貼的政策干預，必然會讓白銀價值上漲的趨勢不那麼明顯。

在豐年時，出口補貼會導致額外數量的出口，因此必然會把小麥的價格抬高，超過豐年本來會有的價格。出口補貼制度宣稱的目的，畢竟是要在收成最好的豐年，把小麥的價格撐高以鼓勵耕種。不錯，在嚴重歉收的荒年，一般而言，出口補貼會暫停實施。然而，即使暫停出口，它還是會對許多荒年的價格造成一些影響。由於它在豐年時導致了額外的出口，所以它必定經常阻止豐年的產出彌補荒年的匱乏。因此，不管是在豐年或是在荒年，出口補貼都會把小麥的價格抬高，超過小麥在實際的耕種情況下自然會有的價格。

因此，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平均價格，固然比上一世紀最後六十四年的平均價格低；然而，要不是因爲出口補貼發揮了作用，否則在同樣的耕種情況下，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平均價格就會比實際更低。但是，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沒有出口補貼，耕種情況便不會相同。現在我想指出，十八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白銀相對於小麥價值的上升，不是英格蘭特有的現象。根據三位非常忠實而且勤勉的小麥價格研究者，即杜普瑞聖摩、米尚斯和著述《糧食策論》那位作者的觀察，同一時期在法國，白銀相對於小麥的價值也上升了，而且上升的比例和英格蘭相當接近。

但是，直到一七六四年，法國的法律一直禁止穀物出口。儘管法國禁止小麥出口，但那裏的小麥價格也幾乎一樣下跌，因此，想要把同樣發生在英格蘭價格下跌的現象，說成是由於出口得到了額外的鼓勵，實在有點兒牽強。把這段期間小麥平均金錢價格方面的變化，想成是由於白銀的實質價值在歐洲市場逐漸上升，而不是由於小麥的實質平均價值有了任何下跌，也許比較適當。我在前面第五章便已經指出，就距離遙遠的任何兩個時點來說，作爲衡量價值的標準，糧食或小麥會比白銀或其他任何商品來得精確。

當小麥的金錢價格，在發現了美洲豐富的礦藏後，上漲到原來的三、四倍時，這個變化被普遍認爲是反映白銀的實質價值下跌，而不是反映小麥的實質價值上漲。因此，當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小麥平均的金錢價格，跌到稍微低於上一世紀大部分時間平均的金錢價格時，我們也應該同樣地把這個變化，看成是由於在歐洲市場白銀的實質價值上升，而不是由於小麥的實質價值有了任何下跌。不錯，在剛過去的十或十二年間，小麥的價格的確很高，也許會讓人懷疑，歐洲市場的白銀實質價值還在繼續下跌。

不過，小麥價格很高，顯然似乎是氣候異常不利的結果，因此應當被視爲一時偶然而非恆常持久的現象。過去的十或十二年間，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氣候不利於耕種。而波蘭的動亂也大幅提高了許多國家缺糧的情況，這些國家過去在國內歉收的時候，向來是從波蘭獲得補充供應。像過去幾年這樣長時間的連續壞天氣，雖然不是很常見，但也絕不是一個空前絕後的現象。任何人，只要是曾經深入研究過早期小麥價格的歷史，便都可以輕易的想起其他許多同樣的例子。此外，連續長達十年異常歉收，並不會比連續長達十年異常豐收來得更爲神奇。

一七四一年至一七五○年間，包含首尾兩年，小麥的價格非常低，也許可以拿來和過去的八或十年對照。從一七四一年到一七五○年，每九蒲式耳夸特頂級小麥在溫莎市場的平均價格，根據伊頓公學的賬簿記載，看來只有一磅十三先令九又五分之四便士，比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平均價格低了將近六先令又三便士。根據這個記載，在這十年間，每八蒲式耳夸特中等小麥的平均價格，算來只有一磅六先令八便士。然而，在一七四一年至一七五○年間，出口補貼政策一定已經在國內市場發揮了作用，阻止小麥的價格下跌到它原本自然會跌到的低價。

在這十年間，各種穀物的出口數量，根據海關的記錄，總計不會低於八百零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夸特又一個蒲式耳。補貼的金額總計是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二磅十七先令四又二分之一便士。在一七四九年，當時的首相裴爾翰（Pelham）向下議院說，在過去三年間，政府支付的穀物出口補貼金額非常可觀。他顯然有很好的理由這麼說，而次年他的理由也許會更好。單是那一年，付出的補貼金額便不下於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磅十先令又六便士。迫使這麼大量的穀物出口，必然會把國內市場的穀物價格抬高到原本該有的水平之上，至於抬高了多少，更是用不着多說了。

在本章附錄小麥價格歷年數據表的末尾，讀者可以從其餘的價格數據分離出來，找到這十年的價格記錄。他在這裏也可以找到前十年的價格記錄，這十年的平均也同樣是低於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全部平均，但不像後來的十年平均那樣低。然而，一七四○年卻是異常歉收的一年。一七五○年之前的這二十年，也許可以拿來和一七七○年之前的二十年互相對照。如同前者比本世紀以來的全部平均低很多，儘管有一二個高價年卡在中間。所以一樣的，後者比本世紀以來的全部平均高很多，儘管有一二個低價年卡在中間，譬如，一七五九年便是。

如果前者不是大幅低於全部平均，也就是說，不是低得那麼像後者高於全部平均的樣子，那麼我們也許應當把這兩者之間的變化，想成是由於出口補貼的緣故。另外，這個變化顯然又太過急驟，很難說是反映白銀價值的變化，因爲白銀的變化總是緩慢漸進的。這種急驟的結果，只能用一種能夠急速發揮作用的原因給予說明，也就是說，氣候方面的意外變化。不錯，在大不列顛，勞動的金錢價格自本世紀以來呈現上升走勢。然而，這似乎與其說是白銀價值在歐洲市場下跌的結果，倒不如說是因爲在大不列顛幾乎到處都很繁榮，以致勞動需求上升所產生的結果。

在繁榮程度差很多的法國，勞動的金錢價格，自上一世紀中葉以來，事實上跟隨小麥的平均金錢價格逐漸下滑。不管是在上一世紀或本世紀迄今，普通勞動每天的工資在那裏據說相當穩定，都維持在大約是每賽蒲第（septier）小麥平均價格的二十分之一。一個賽蒲第的容量，比四個溫切斯特蒲式耳稍微多一點。前面的第八章已經說明過，在大不列顛，勞動的實質報酬，或者說，勞動者獲得給付的各種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實數量，自本世紀以來的增幅相當可觀。那裏的勞動金錢價格上漲，似乎不是白銀價值在歐洲市場普遍下跌的結果，而是因爲大不列顛特別幸運的情況，使得當地勞動的實質價格特別上升所產生的結果。

在美洲的礦藏首次被發現之後，想必會有一段時間，白銀仍繼續按原來的價格買賣，至少不會比原來的價格低很多。換句話說，會有一段時間，銀礦的開採利潤非常好，比自然的利潤率高出很多。然而，把這種金屬運入歐洲的那些人不久便發現，他們無法按這樣高的價格把每年進口的數量全部賣掉。於是用白銀交換到的其他物品數量逐漸變得愈來愈少。它的價格愈來愈往下滑，逐漸跌到自然價格。也就是跌到剛好足夠按各種自然的報酬率，給付把白銀從礦坑帶到市場所需支付的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和地租。

在大部分祕魯的銀礦，西班牙國王課徵的稅等於礦坑生產毛額的十分之一。本章的前面已經指出，這個稅喫掉了全部的地租。這個稅原本是生產毛額的一半，後來很快跌到三分之一，然後跌到五分之一，最後跌到十分之一，目前仍繼續按這個稅率課徵。就大部分祕魯的銀礦來說，礦坑產出的白銀，在抵償了經營者的開採成本，以及平常利潤之後，剩下來的全部似乎便是這十分之一的稅。而且開採這些礦坑的利潤，過去雖然曾經非常高，但現在似乎被普遍認爲已經低到不能再低，否則開採的工作便無法繼續了。

西班牙國王的銀稅，在一五○四年降到白銀生產登記量的五分之一，這件事比一五四五年在波多西發現銀礦早了四十一年。從一五四五年到一六三六年，大約九十年的期間，全美洲最豐富的那些礦藏應當有足夠的時間，把它們的影響力全部發揮出來。也就是說，在一六三六年左右，它們已經把白銀在歐洲市場的價值壓到最低了，如果再低它們便無法繼續繳交這個銀稅給西班牙國王了。就任何沒有獨佔保護的商品來說，九十年的時間應當足夠把它降到自然價格，也就是說，降到它可能長期繼續供應市場的最低價格，如果再低它便無法一方面繳納特定的稅捐，同時又能長期維持供應。

事實上，歐洲市場的銀價也許會跌得更低，也許必須再降低銀稅，不只是像一七三六年那樣降到十分之一，而是像金稅那樣跌到二十分之一，或者也許必須放棄大部分開採中的美洲礦坑。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原因，也許正是白銀需求逐漸增加，或美洲銀礦產出運銷的市場規模逐漸擴大，而這個原因不僅在歐洲市場撐住了銀價，甚至也許已經把銀價抬高到稍微超過上一世紀中葉的水平了。自從首次發現美洲的銀礦以來，吸納美洲銀產的市場，規模逐漸變得愈來愈大。首先，歐洲市場的規模變得愈來愈大。

自從首次發現美洲的銀礦以來，歐洲大部分地方已有很大的進步。英格蘭、荷蘭、法國和德國，甚至連瑞典、丹麥和俄羅斯，在農業和各種製造業都有很顯著的進步。意大利似乎沒有退步。意大利的退步發生在祕魯被征服之前。從那以後，它反而似乎恢復了一點點。不錯，西班牙和葡萄牙似乎退步了。然而，葡萄牙只是歐洲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西班牙的退步也許並沒有一般想象得那樣大。在十六世紀初，西班牙是個非常貧窮的國家，甚至比法國還差，但從那時以後西班牙已經進步很多。經常在這兩國遊歷的法國皇帝查理五世說的一句簡評非常出名，他說，每一樣東西在法國都很充裕，但每一樣東西在西班牙都很缺乏。

歐洲農業和製造業的產出不斷增加，必然需要愈來愈多用來流通各種產品的銀幣。另外，愈來愈多的富人必然會要求擁有更多的銀盤和其他銀質的裝飾品。第二，對美洲的銀礦來說，美洲本身便是一個新的市場。而且由於在農業、其他產業和人口方面，它的發展速度比歐洲成長最快的國家還要快，因此它的白銀需求量必然也會增加得比較快。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完全是白銀的新市場；它不僅吸納銀幣，也吸納銀盤，而且這一大片原本毫無這種需求的大陸，現在到處都需要不斷增加白銀供給。屬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大部分也是新的市場。

新格拉那達、猶加敦半島、巴拉圭和巴西，在歐洲人發現他們之前，都是尚未開化的國家，既沒有農業也沒有任何工藝。現在他們在這兩方面都已經引進了相當可觀的進展。甚至墨西哥和祕魯，雖然他們不能被視爲嶄新的市場，但現在那裏的市場規模，顯然要比從前任何時候都來得更大。儘管有許多不可思議的故事描述這兩個國家早期輝煌的狀態，但只要腦筋稍微清醒一點，任何人在讀到他們首次被發現和征服的歷史時，顯然都可以看出，在各種工藝、農業和商業上，他們當時無知的程度更勝於現在烏克蘭的韃靼人。

即便是這兩個國家當中文明程度比較高的祕魯，那裏的人當時雖然使用金銀作爲裝飾品，但仍沒有任何鑄幣。他們進行的交易完全是以物易物，因此他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分工的程度可言。耕種土地的人必須動手蓋自己的房子，必須自己作傢俱、衣服、鞋子和農具。他們當中少數的幾個工匠，據說全部仰賴他們的君主、貴族和教士過活，因此很可能是這些人的家僕或奴隸。所有墨西哥和祕魯早期的工藝，從來沒有對歐洲提供過一件製造品。西班牙派去那裏的每一支軍隊，儘管很少超過五百人，甚至經常還不到這個數目的一半，到了當地以後，發現幾乎到處都很難取得軍糧。

儘管有人說當時這些地方人口衆多且耕種良善，然而他們同時又說西班牙軍隊所到之處幾乎都鬧糧荒，這充分證明所謂人口衆多且耕種良善的故事大體上是個虛構的神話。和英國的殖民地政府相比，統治這些西班牙殖民地的政府，有許多作法對當地農業、經濟發展和人口比較不利。然而，在這些方面，這些殖民地似乎都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進步更快。據此看來，凡是新殖民地都有的相同情況，即肥沃的土壤和幸運的氣候，以及極爲充裕和便宜的土地，似乎是一個很大的優點，足以彌補許多內政上的缺陷。

曾經於一七一三年到過祕魯的佛雷奇爾說，利馬當時的人口介於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一七四○至一七四六年住在祕魯的巫洛亞說，利馬當時的人口超過五萬人。對於智利和祕魯其他許多主要城鎮的人口，他們兩人前後所作的估計，差異也大致和利馬相同。由於似乎沒有理由懷疑他們之中有人提供了不實的消息，因此，這個差異應當足以顯示，這些地方的人口成長幾乎不亞於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所以說，對美洲的銀礦來說，美洲本身便是一個新的市場，而且這個市場的白銀需求，必然比歐洲成長最快的國家增加得還要快。

第三，東印度是美洲銀產的另一個市場，從那些礦藏首次被發現以來，這個市場所吸納的白銀數量愈來愈大。從那時以後，美洲和東印度之間，由阿科波爾哥港的船隻載運的直接貿易數量不斷增加，而經由歐洲轉運的間接貿易數量增加得更快。在十六世紀，全歐洲只有葡萄牙人經常和東印度貿易。到了十六世紀末，荷蘭人才開始蠶食葡萄牙人的獨佔地位，並且在短短的幾年之後，把他們趕出在東印度的主要根據地。上一世紀大部分的時間，這兩個國家瓜分了絕大部分的東印度貿易。荷蘭人和東印度的貿易數量，增加的速度比葡萄牙人減少的速度還要快。

英國人和法國人在上一世紀經營的東印度貿易規模雖然不大，但在本世紀已經大幅增加了。瑞典人和丹麥人在本世紀也開始和東印度進行貿易。甚至俄羅斯人現在也經常組織某種商隊，經由陸路穿過西伯利亞和韃靼地區到達北京，和中國進行貿易。除了法國，因爲上一次戰爭已經幾乎徹底毀滅了它的東印度貿易，所有這些國家的東印度貿易幾乎一直都是不斷地擴大。歐洲市場消費的東印度商品，數量似乎增加得很快，以致整個東印度的就業人數都逐漸增加了。譬如，像茶葉這種會使人上癮的東西，在上一世紀中期以前，在歐洲很少有人飲用。

現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每年進口供英國人飲用的茶葉，價值超過一百五十萬英磅。甚至這個進口量還不夠英國人飲用，英國國內經常有大量走私進來的茶葉，有的來自荷蘭的港口，有的來自瑞典的古登堡，而且如果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財務狀況還不錯的話，茶葉也會從法國沿海走私進入英國。中國的瓷器、摩鹿加羣島的香料、孟加拉國的布匹，以及其他數不清種類的商品，在歐洲市場的消費量，也幾乎都以同樣的比例增加了。因此，在上一世紀，全歐洲用在東印度貿易的船隻噸位總計，也許不會比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最近被命令縮減船隊之前，一家所擁有的船隻噸位大很多。

當歐洲人剛開始和東印度的國家貿易時，當地的貴金屬價值比歐洲高很多，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即使是現在，情況仍是如此，沒有改變。稻米生產國，每年通常有兩次收成，有時候甚至收成三次，而且每次收成的數量都比小麥普通的收成來得多。因此，稻米生產國的食物供給量，必定會比任何相同面積的小麥生產國大很多。所以，像中國和印度這種稻米生產國，人口便比較稠密。而且，這些國家裏的富人，自己喫不完的食物數量也比較多，可以供自己自由支配，也就是說，和小麥生產國的富人相比，他們有能力購買比較多的他人勞動數量。

因此，所有的記載都顯示，中國或印度的高官顯貴擁有的家僕人數和隨扈排場，比歐洲最富有的臣民都要來得更多且更華麗。同樣的，他們可以自由支配比較多的食物數量，也讓他們出得起比較多的食物，以換取自然界產量非常少的各種稀世珍品，譬如，貴金屬和寶石等等世上富人競相爭逐的主要物品。因此，縱使供應東印度市場的礦藏，向來和供應歐洲市場的礦藏是一樣的豐富，這種商品在東印度交換到的食物數量，也自然會比在歐洲交換到的多。但是，實際上，供應東印度市場的貴金屬礦藏，豐富的程度似乎遠遜於供應歐洲市場的礦藏，而供應東印度市場的寶石礦藏，則遠比供應歐洲市場的礦藏豐富。

因此，和歐洲相比，貴金屬在東印度自然可以交換稍微多一點的寶石，而可以交換的食物數量自然會更多。鑽石可說是所有奢侈品之最，它在東印度的金錢價格會比在歐洲稍微低一點，而所有必需品之最的食物，在東印度的金錢價格會比在歐洲低很多。但是，前面第八章已經指出，勞動的實質價格，即勞動者被給付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數量，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東印度最大的市場，都比歐洲大部分地方要來得低。勞動者的工資在當地買到的食物數量比較少。而且由於食物的金錢價格，在東印度比在歐洲低很多，所以東印度勞動的金錢價格，便有雙重的因素會比較低。

一則由於勞動換來的食物數量比較少，二則由於食物的金錢價格比較低。此外，在工藝技術和勤勉程度相等的國家，大部分製造品的金錢價格，高低會和勞動的金錢價格成正比。而在製造業技術和人民勤勉方面，中國和印度雖然差一些，但似乎並不會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差很多。因此，大部分製造品的金錢價格，在這兩個龐大的帝國自然會比歐洲到處都低很多。再說，歐洲大部分地方，陸路的運輸費用大大提高了大部分製造品的實質和金錢價格。經由陸路首先把材料運過來，然後再把製成品運到市場，花費的勞動比較多，所以花費的金錢當然也比較多。

相反的，在中國和印度，範圍廣大和網絡複雜的內河航行，把這種勞動和金錢花費大部分省了下來，因此也把他們大部分製造品的實質和金錢價格壓得更低。基於所有這些因素，把貴金屬從歐洲運到東印度便成爲一樁極爲有利可圖的生意。過去這一直是一樁好生意，而現在也是。對歐洲商人來說，在東印度幾乎沒有任何一樣商品，會比貴金屬賣得更好的價格。也就是說，相對於各種商品在歐洲能夠換得的勞動或其他商品的數量來說，幾乎沒有一樣東西，會比貴金屬在東印度買到或支配更高比例的勞動或其他商品數量。

再說，把白銀運到東印度，會比把黃金運到東印度更爲有利可圖。因爲在中國以及其他大部分的東印度市場，純銀和純金的交換比例通常只有十比一，頂多是十二比一，而歐洲的比例是十四或十五比一。在中國以及其他大部分的東印度市場，十或頂多十二盎司的白銀便可以買到一盎司的黃金，而在歐洲則需要十四或十五盎司。因此，大部分從歐洲航向東印度的船隻，所裝載的貨物當中，白銀向來通常是最有價值的商品之一。從阿科波爾哥港航向馬尼拉的船隻，白銀更是唯一最有價值的貨物。於是，新大陸的白銀，似乎就這樣變成了歐亞舊大陸兩端主要的商業往來項目之一，而且主要也是由於白銀貿易的緣故，相隔遙遠的地方纔相互有了聯繫。

爲了充分供應廣大的市場，每年從礦坑開採出來的白銀數量，不僅必須足夠讓所有成長中國家所需的錢幣和銀盤數量不斷增加，而且必須彌補所有國家在使用白銀時不斷髮生的損耗。錢幣的磨損，以及銀盤的磨損和擦洗，會不斷消耗貴金屬。然而，這種商品的使用範圍又是如此廣泛，因此，光是磨損和擦洗的消耗，每年就需要數量相當可觀的貴金屬供應。某些特別產業消化掉的金屬數量，雖然總合來說也許不會大於這種逐漸的磨損消耗，然而因爲產業的消化比較快，所以更爲顯而易見。光是伯明翰的製造業，每年用來燙金鍍銀而永遠不可能回收的金銀消耗數量，據說價值超過五萬英磅。

從這個數字，我們也許可以約略推估，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方，不管是用在像伯明翰的製造品，或是用在製作飾邊、飾帶、刺繡、其他一些金銀物品、燙金的書籍、傢俱等等全部加起來，每年消耗掉的金銀數量會有多大。再說，每年在運送這些金屬的過程中，不管是海運或陸運，都必然會有相當可觀的數量損失。此外，大部分的亞洲國家，人民私底下悄悄地把金銀財寶埋藏在地底的習俗非常的普遍。由於藏寶的祕密時常會隨着藏寶人身亡而完全消失，所以這種習俗必然會導致數量更大的金銀損失。

根據最佳的估計，目前卡迪芝和里斯本每年進口的金銀數量（不僅包括正式登記的進口，也包括推估的走私進口數量），大約價值六百萬英磅。根據美庚斯（Meggens）的記述，西班牙在一七四八年至一七五三年包含首尾的六年間平均每年進口的貴金屬，和葡萄牙在一七四七年至一七五三年包含首尾的七年間平均每年進口的貴金屬，如果合起來算，在白銀方面是一百一十萬一千一百○七磅，在黃金方面是四萬九千九百四十磅。這些白銀，按每金衡磅價值六十二先令計算，等於英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一磅又十先令。

這些黃金，按每金衡磅價值四十四又二分之一基尼計算，等於英幣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磅又十四先令。這些金銀合起來等於英幣五百七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磅又四先令。他向我們保證，他所引用的正式進口登記量完全正確。對於正式進口的金銀是從哪些地方來的，以及根據正式記錄，每個來源地所提供的金和銀的個別數量，他都有詳細的介紹。在全部的進口數量當中，他也約略估進了每一種金屬可能走私進口的數量。由於他是一位頭腦精明又經驗老到的商人，因此他的意見應當頗爲可靠。

雷納爾（Raynal）是《歐洲勢力在東、西印度興起的政治與思想史》（Philosphical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two Indies）一書的作者，他辯才無礙，有時候消息也蠻靈通。根據他的記述，西班牙在一七五四年至一七六四年包含首尾的十一年間，平均每年正式登記進口的金銀合計，等於一千三百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八十五又四分之三個披亞斯德（piastres）（每一個披亞斯德等於十個里亞爾）。

加上走私進口的部分，他估計，西班牙每年全部進口的金銀價值也許等於一千七百萬個披亞斯德。按每一披亞斯德等於四先令六便士計算，這個金額等於三百八十二萬五千英磅。對於正式進口的金銀是從哪些地方來的，以及根據正式記錄，每個來源地所提供的金和銀的個別數量，他也都有詳細的介紹。他還說，如果我們按葡萄牙國王徵收的金稅記錄（稅率似乎等於標準成色黃金產量的五分之一），來推估每年從巴西進口到里斯本的黃金數量，那麼也許可以把它估計爲一千八百萬個葡萄牙克魯協豆幣（cruzadoes），或四千五百萬個法國利弗幣，約等於二百萬英磅。

關於走私進口的部分，他說，我們可以安全的估計八分之一，或二十五萬英磅，因此全部加起來的黃金進口金額大約是二百二十五萬英磅。總之，根據這位作者的估計，西班牙和葡萄牙合起來，每年進口的金銀價值約爲六十七萬五千英磅。我曾經查閱過其他許多確實可靠的記述，雖然都只是手抄稿，但它們都一致認爲這兩國全部的進口量，每年平均約爲六百萬英磅；有時候多一點，有時候少一點。每年進口到卡迪芝和里斯本的貴金屬數量，當然不等於美洲那些礦坑每年全部的產量。這當中，每年有一部分會從阿科波爾哥港出海運往馬尼拉，也有一部分會被這些西班牙的殖民地用來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進行非法的貿易，當然也會有一部分留在美洲的產地。

此外，世界上出產金銀的，當然不是隻有美洲的礦坑。但是，它們的蘊藏顯然最爲豐富。大家都承認，世界上所有其他已知礦坑的產量，和它們相比，實在微不足道。而且大家也都承認，它們每年的產出大部分被進口到卡迪芝和里斯本。然而，光是伯明翰一地的消費量，如果每年按五萬英磅來估計，便佔去了這個每年按六百萬英磅來估計的全部進口量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因此，全世界每個使用金銀的國家加起來，每年全部消耗掉的金屬，也許接近等於全世界每年全部的產出。剩下來的數量也許僅僅足夠供應所有成長中國家不斷增加的需求。

甚至這個數量有時候也許會低於這種需求，以致略微抬高這些金屬在歐洲市場的價格。每年從礦坑開採出來供應市場的銅和鐵，數量之大，不知道超過金銀多少倍。然而，我們卻不會因此認爲，這些賤金屬的產量會多過市場的需求量，或認爲它們會逐漸變得愈來愈便宜。爲什麼我們反而會認爲貴金屬可能會變得愈來愈便宜呢？不錯，這些賤金屬雖然比較堅硬，但是被用來承擔比較粗重的工作，而且由於它們比較沒有價值，所以人們比較不會細心呵護它們。然而，貴金屬未必會比賤金屬更能保持永恆不滅。

相反的，貴金屬也和它們一樣有許多種遺失、磨損與消耗的方式。所有金屬的價格，雖然都免不了會有緩慢漸進的變化，但是和其他任何自然界的初級產物相比，它們逐年的價格變化幅度比較小。而貴金屬的價格比賤金屬更不容易驟然發生變化。金屬的耐久性是金屬價格特別穩定的根本原因。去年剛上市的小麥，也許早在今年底之前，就會完全或幾乎完全被消費掉了。但兩、三百年前從礦坑開採出來的鐵，乃至兩、三千年前從礦坑開採出來的黃金，有一部分也許現在都還在使用。在不同的年份，分別供應世人消費的各堆小麥，大小几乎總是會和不同年份的產出數量成正比。

但是，在兩個不同年份所使用的兩堆鐵，它們之間大小的比例，卻不會因爲鐵礦產量在這兩年發生了任何意外的差異而有所改變。而不同年份所使用的金堆大小比例，更不會因爲金礦在不同年份的產量差異而改變。因此，雖然大部分金屬礦坑產量，逐年變動的幅度也許還大於大部分的麥田，但是，這些變動卻不會像影響小麥價格那般對金屬價格造成相同的影響。金銀相對價值的變化在發現美洲那些礦藏之前，歐洲各國鑄幣廠規定的純金和純銀兌換比率，介於一比十和一比十二之間。也就是說，一盎司的純金被當作價值十至十二盎司的純銀。

大約在上一世紀的中期，這個規定的兌換比率變成介於一比十四和一比十五之間。也就是說，一盎司的純金被當作價值十四至十五盎司的純銀。黃金的名義價值變高了，也就是說，黃金被給付的白銀數量提高了。但是，這兩種金屬的實質價值卻下降了，也就是說，它們能買到的勞動數量變少了；而白銀下降的幅度還大於黃金。就蘊藏豐富的程度來說，雖然美洲的金礦和銀礦都超過從前所有曾經發現的礦藏，但是，銀礦蘊藏優越的程度，似乎在比例上更勝於金礦蘊藏優越的程度。每年從歐洲運到東印度的大量白銀，在一些那裏英國殖民地，已經使得這種金屬相對於黃金的價值下跌了。

譬如，在加爾各答的鑄幣廠，一盎司純金，也像歐洲那樣被當作價值十五盎司的純銀。依黃金在孟加拉國市場的價值來說，純金在鑄幣廠的兌換比率也許太高了。在中國，黃金和白銀的交換比率仍然維持在一比十，或一比十二。在日本，這種比率據說是一比八。根據美庚斯的記述，每年進口到歐洲的金銀數量，相對比例接近一比二十二。也就是說，相對於每一盎司進口的黃金，便有稍微比二十二盎司多一點的白銀進口到歐洲。他認爲，每年被大量運到東印度的白銀，把留在歐洲的金銀數量相對比例降爲一比十四或十五，而這也是金銀價值在歐洲的相對比例。

他似乎以爲，它們相對的價值比例，必然等於它們相對的數量比例。因此，要不是因爲大量的白銀出口，它們相對的價值比例將會變成一比二十二。但是，兩種商品平常相對的價值比例，不一定會等於它們在市場上通常存在的相對數量。一頭公牛的價格，如果是十基尼的話，大約是一隻羔羊價格的六十倍，每隻羔羊的價格是三先令又六便士。如果有人據此認爲，市場上相對於每一頭公牛便有六十隻羔羊，那就未免過於荒謬。同理，如果因爲一盎司黃金通常交換到十四或十五盎司白銀，便推論說市場上相對於每一盎司黃金只有十四或十五盎司白銀，那也是一樣的荒謬。

市場上，通常存在的白銀數量相對於通常存在的黃金數量，比例上很可能遠大於任一定量黃金相對於等量白銀的價值比例。一種便宜的商品在市場上的全部供應量，通常不僅在數量上大於比較貴的商品在市場上的全部供應量，而且它的全部價值也通常會高於貴重商品的全部價值。譬如，每年供應市場的麪包，不僅全部的數量會比全部的牲畜肉品數量要來得大，而且全部的價值也大於牲畜肉品。同樣的，全部的牲畜肉品，在數量上和價值上都大於全部的雞鴨家禽；而全部的雞鴨家禽，在數量上和價值上都大於全部的野生禽類。

購買便宜商品的人數，比購買昂貴商品的人數多很多。因此，市場上便宜的商品，通常能夠賣掉的數量便比較多，而且全部賣得的價值也比較高。所以，便宜商品相對於貴重的商品的全部供應量比例，通常必定會大於任一定量貴重商品相對於等量便宜商品的價值比例。如果拿白銀和黃金比較，白銀顯然是一種便宜的商品，而黃金是一種貴重的商品。因此，我們自然應當推測，市場上總是應該會有不僅在數量上比黃金多，而且在全部的價值上也比黃金大的白銀。假設有一個人，他兩種金屬都擁有少許，他比較自己的銀器和金盤，很可能會發現，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全部價值上，前者是大於後者的。

此外，有許多人擁有不少的銀器，然而卻沒有金盤。而且即使是擁有黃金的那些人，他們有的也通常僅限於錶殼、鼻菸盒等等諸如此類小玩意上面的裝飾品，因此，整體價值不可能很大。不錯，在英國全部的錢幣裏，所含黃金的價值遠大於所含白銀的價值，但是，就所有國家的錢幣來說，情況就不同了。在某些國家的錢幣裏，這兩種金屬的價值大約相等。譬如，在蘇格蘭和英格蘭合併之前，蘇格蘭錢幣平均所含黃金的價值，不會比所含白銀的價值大多少；雖然從鑄幣廠的記錄看來，它的確稍微大了一些。

在許多國家的錢幣裏，白銀的使用量比黃金多。在法國，要支付大筆款項時，通常會使用銀幣；在那裏，街上的行人口袋裏總是必須準備少許金幣，但是想要取得更多的黃金，是很困難的一件事。總之，在所有的國家，銀盤都比金盤的全部價值高很多，用來抵消只有在少數國家纔出現金幣多於銀幣的價值，應該是綽綽有餘。就某個意義來說，白銀雖然從來一直比黃金便宜許多，而且將來也很可能維持這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目前西班牙市場的狀態下，黃金也許可以說是比白銀便宜。要說一種商品是貴或是便宜，不僅可以根據平常價格的絕對大小，也可以根據價格是高於或低於長期維持供應市場所需的最低價格。

這個最低價格僅僅剛好可以抵償供應該商品上市所需墊付的資本，以及附帶給予普通的利潤。這樣的價格，不會讓地主得到任何利益，也就是說，地租不是價格的一個成分，價格只分解成工資和利潤。就目前西班牙市場的情況來說，黃金顯然稍微比白銀更接近最低價格。西班牙國王課徵的金稅，目前只有標準成色黃金產量的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而課徵的銀稅是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十。此外，前文已經指出，西屬美洲大部分的金礦和銀礦所提供的地租，全部就是這些稅。而且實際的繳納情況，金稅還比銀稅差。

再說，和經營銀礦的人相比，更難得看到有人因經營金礦而致富。因此，一般來說，金礦的利潤必然比銀礦更爲微薄。既然黃金不僅比西班牙的白銀提供更少的地租，而且也提供更少的利潤，因此在西班牙市場，黃金的價格必定稍微比白銀更接近長期維持供應所需的最低價格。如果把所有的費用都算進來，在西班牙市場出售黃金全部所得的利益，似乎不可能像出售白銀全部所得的利益那樣有利。不錯，葡萄牙國王對巴西黃金課徵的稅率，和西班牙國王很早以前對墨西哥和祕魯白銀課徵的稅率，兩者是一樣的，都等於標準成色金銀的五分之一。

因此，對整個歐洲市場來說，美洲黃金全部的出售價格，是否比美洲白銀全部的出售價格，更接近長期維持供應所需的最低價格，那就很難說了。鑽石和其他寶石的價格，也許比黃金更接近長期維持供應所需的最低價格。像銀稅這樣的稅，不僅是針對最適宜課稅的標的之一（奢侈品）徵收的稅，而且也是政府收入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因此，只要人民還付得起，政府不太可能放棄。雖然不太可能，然而，在一七三六年由於人民無法負擔，西班牙國王的銀稅不得不從五分之一降爲十分之一。人民無法負擔的因素，也許遲早還會迫使銀稅不得不進一步下降，就像它過去迫使金稅不得不降到二十分之一那樣。

西屬美洲的銀礦，像所有其他礦藏一樣，開採的費用也逐漸變得愈來愈高，因爲挖掘的深度必須愈來愈深。另外，把礦坑裏的水抽出，並且打進新鮮空氣，費用隨着挖掘的深度也愈來愈貴。每個曾經考察過這些銀礦的人，都會承認這個事實。這些因素等於是說白銀變得愈來愈稀少了（要取得一定數量的某種商品，如果變得愈來愈困難，花費的勞動愈來愈多，那麼該商品便可以說變得愈來愈稀少了），所以遲早會產生下面三種情況當中的一種。增加的生產費用，一、必須完全從相應提高的白銀價格獲得抵償。

二、它必須完全從銀稅相應的減讓獲得抵償。三、它必須有一部分按第一種方式，另外一部分按第二種方式獲得抵償。發生第三種情況的可能性相當大，如果真是如此，即使金稅已有大幅的減讓，同樣的，黃金相對於白銀的價格依然會上升。儘管銀稅已有相同幅度地減讓，白銀相對於勞動或其他商品的價格也許依然會上升。然而，銀稅的逐步降低，雖然不至於完全阻止，但是顯然必定多少會減緩白銀價格在歐洲市場的上漲。銀稅降低了以後，許多原本付不起舊銀稅而無法開採的礦坑，如今可以開採了。

因此，和銀稅維持不變的情況相比，每年供應市場的白銀數量必定會稍微多一些，從而任何既定數量的白銀價值必然會稍微小一些。由於一七三六年降低了銀稅，目前白銀在歐洲市場的價值，雖然也許不會比降稅以前低，但是，如果和西班牙王室繼續課徵舊銀稅的假設情況相比，它很可能至少低了百分之十。那麼是不是儘管有那一次的降稅，歐洲市場的白銀價值仍然已經在本世紀開始略微上升了？前面陳述的事實和論證，讓我傾向於相信確有其事，或者更妥切的說，讓我傾向於猜測可能有這回事。

因爲在這個課題上，我能拿定的最佳主意，也許很難稱得上“相信”名詞。不錯，即使我們假定有上升這回事，上升幅度到目前爲止畢竟還是極爲輕微。因此，儘管我在前面費力詳加解說了，也許還會有很多人，不僅不敢肯定確實有上升這回事，甚至還會覺得說不定發生了相反的事情，也就是說，甚至會覺得白銀在歐洲市場的價值或許持續下跌。然而，讀者必須注意的是，不管黃金和白銀每年的進口量是多少，必定會有某個時期，這些金屬的年消費量會等於進口量。一般來說它們的消費量，必定會隨着供應量變大而增加，或者更正確的說，必定會按更大的比例增加。

當供應量增加時，它們的價值會下降。於是，它們會被使用得更多，而且不被珍惜地使用，因此消費量會比供應量增加得更快。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後，如果進口量沒有不斷地增加，這些金屬的年消費量必定會變成等於年進口量。一般認爲，進口量在十八世紀確實沒有不斷地增加。當年消費量等於年進口量的時候，如果年進口量開始逐漸減少，年消費量也許會在一段時間內超過年進口量。於是，這些金屬的供應量會一點一滴的逐漸減少，而它們的價值會一步一步逐漸上升，直到年進口量再度停留在一定的水平，這時年消費量就會慢慢的逐漸向年進口量可以維持的消費量自然地靠攏。

懷疑白銀在歐洲市場的價值仍然持續下跌的理由歐洲的財富增加，以及某個普遍的想法，認爲由於貴金屬的數量會隨着財富擴大而自然的增加，而且因爲數量增加了，所以它們的價值會下跌。這樣的事實和論證，也許讓許多人傾向於相信它們在歐洲市場的價值還在繼續下跌。而自然界許多初級產物價格逐漸上漲的事實，則更進一步加強對這種想法的信心。無論在哪一個國家，由於財富擴大而增加的貴金屬數量，並不會降低貴金屬的價值。這一點，我在前文已經努力證明過了。黃金和白銀自然會流向富國，原因和各種奢侈品以及珍奇古董流向富國並沒有兩樣。

不是因爲它們在富國比在窮國便宜，而是因爲它們在富國比較貴，或者因爲在富國它們被給付的價格比較好。吸引它們湧向富國的誘因，是富國的高價格。一旦高價格消失了，它們必然不再湧向富國。如果把小麥和其他完全需要人類辛勤栽種才能獲得的植物性產物排除在外，那麼當社會的生產和財富不斷進步時，自然界其他所有的初級產物，像是牲畜、禽類、各種野外的獵物、有用的地底化石燃料和礦物等等，自然會變得愈來愈貴。這一點我在前面也已經努力說明過了。因此，雖然這些商品現在換到的白銀數量比從前多了，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白銀真的變便宜了，或者白銀現在買到的勞動數量比從前少了。

我們只能說這些商品實質價格變得比較貴了，或它們現在買到的勞動數量比從前多了。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上升的是它們的實質價格，不是名義價格而已。它們的名義價格上升，是實質價格上升的結果，完全不是白銀價值下跌的結果。社會進步對三種初級產物造成不同的影響初級產物大致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是人力幾乎不可能增加供應的初級產物。第二種是人力可以按照實際的需求，增加供應的初級產物。第三種是人力可以幫助增加供應，但效果有限或不確定的初級產物。在社會財富進步的過程中，第一種商品的實質價格，似乎沒有任何確定的界限，也許會上漲到離譜的高價。

第二種商品的實質價格，雖然也許會大幅上漲，但是會有一個明確的界限，不可能一直超過界限太多。第三種商品的實質價格，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它的自然趨勢雖然也是上漲，但是，在同一個進步階段，它有時候也許下跌，有時候也許維持原來的價位，有時候也許多少上漲一些。這要看各種不同的意外事件，使人類爲了增加供應這種初級產物而花費的辛勤努力，獲得了多少成果而定。第一種初級產物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價格會上升的第一種初級產物，是人力幾乎不可能增加供應的產物。這些產物，自然界只生產一定的數量，而且都是極易腐敗的東西，不可能把好幾個季節的產量累積起來。

這類初級產物，包括了大部分稀奇的鳥類和魚類、各種野生獵物、幾乎所有的野生禽類，尤其是所有的候鳥，以及其他許多物品。當社會財富，以及隨之而來的奢華習慣升高時，人們對這些物品的需求也很可能會跟着增加。然而，任何人力都無法增加它們的供應量，以滿足增加的需求量。因此，這類物品的供給量便維持不變或幾乎保持一樣。但是另一方面，買方熱烈競爭的程度卻不斷的提高，以致它們的實質價格可以上漲到任何離譜的高價，似乎沒有明確的限制範圍。如果山鷸變得很流行，以致每隻要賣二十基尼，任何人力都無法使供應上市的山鷸，大大超過市面上現有的數目。

這也許可以說明，在羅馬帝國最輝煌的時代，羅馬人對稀奇的鳥類和魚類所給付的高價。這種產物的價格之所以高，不是因爲當時白銀的價值很低，而是因爲人力無法輕易的擴大供應這種稀奇的東西，以致它們的價值很高。在羅馬共和國覆亡前後的一段時期，白銀在羅馬城的實質價值，比目前它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實質價值還要高。三個賽斯特迪（Sestertii）的羅馬幣，約等於英幣六便士，是當時羅馬共和國對西西里官麥（tithe wheat）每一秣迪耳（modius）或每一配克（peck）所給付的價格。

不過，這個價格很可能低於市場的平均價格，因爲依照降書規定，西西里的農夫有義務按照這個價格交出十分之一的小麥收成給共和國，這個規定無異是一種課稅的方式。但是，當羅馬人需要訂購的數量超過這個十分之一的稅量時，根據西西里降書的約定，他們對超出的部分每配克就必須給付四個賽斯特迪，約等於英幣八便士。之所以約定這個價格，很可能是因爲在當時被認爲是合理的，也就是說，這是當時平常或平均的小麥契約價格，大約等於每夸特二十一先令。在上一次連續歉收那幾年之前，每夸特二十八先令是英格蘭小麥平常的契約價格。

這種小麥的質量比西西里的小麥差一點，在歐洲市場的售價一般也比較低。據此看來，從前羅馬時代的白銀，相對於目前白銀的價值比例是三比四。也就是說，每三盎司白銀在那時能買到的勞動和商品的數量，等於目前四盎司白銀能買到的數量。所以，當我們在普里尼（Pliny）的書裏讀到，席歐（Seius）買了一隻白色的夜鶯，當作禮物送給亞格麗披納（Agrippina）女皇，價錢是六千個賽斯特迪，約等於現在的五十磅。或是當我們讀到，阿西尼爾斯席勒（Asinius Celer）買了一條緋鯢鰹，價錢是八千個賽斯特迪，約等於現在的六十六磅十三先令又四便士。

這些荒唐的價錢，不管是讓我們多麼驚奇，卻還是可能會讓我們誤以爲它們比實質價格低了三分之一。它們的實質價格，或者說，爲了得到它們而花費的勞動或食物數量，大約比它們的名義價格目前可能給我們的印象多了三分之一。席歐爲了那隻夜鶯花費的勞動或食物數量，等於現在的六十六磅十三先令又四便士可以買到的數量。席勒爲了那條緋鯢鰹花費的勞動或食物數量，等於現在的八十八磅十七先令九又三分之一便士可以買到的數量。當時這兩個價格之所以高得這麼離譜，與其說是因爲白銀數量非常充裕，倒不如說是因爲勞動和食物數量非常充裕，以致羅馬人除了日常生活必要的勞動和食物以外，還有很多剩餘可以自由支配。

他們當時支配一定數量的勞動和食物可以掌握到的白銀數量，比現代運用等量勞動和食物能夠換到的白銀少很多。第二種初級產物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價格會上升的第二種初級產物，是人力可以按照實際需求而增加生產的產物。這些產物包括一些有用的動植物。在尚未開墾的地區，這些產物的自然產量非常豐富，以致價值很低，甚至毫無價值。所以當開墾耕種的面積逐步擴大時，它們被迫逐步讓位給比較有利可圖的產物。於是，在長期進步的過程中，它們的數量不斷減少；然而同時人們對它們的需求卻不斷地增加。

因此，它們的實質價值，或者說，它們實際買得到或可以支配的勞動數量逐漸提高，最後終於提高到和其他任何人力可以栽種培植的作物一樣有利可圖，一樣可以在最肥沃且開墾得最好的土地上，獲得商業上的成功。當它們的價格提高到這個程度時，就不太可能再提高了。如果再提高，那麼很快便會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力被用來增加它們的產量。譬如，當牲畜的價格不斷升高，高到爲它們耕種土地栽培牧草的利益，和爲人們耕種土地栽培糧食的利益相同時，那麼價格便不太可能再上升了。如果價格真的再上升，很快便會有更多的麥田被轉作種植牧草。

當土地的耕種範圍擴大時，一方面會減少野生的牧草，從而減少鄉村地區無須勞動或耕種便可以自然生產出來的牲畜肉品數量。另一方面，耕種的範圍擴大，會讓更多人有更多的小麥，或有更多價值等同於小麥的物品，可以拿來交換牲畜肉品。也就是說，耕種的範圍擴大，會增加肉品的需求。因此，肉品的價格，以及連帶牲畜的價格，必定都會逐漸上升，直到在最肥沃且開墾最好的土地上，栽培牧草和栽培小麥都有同等的利益。不過，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總是要到了晚期的階段，土地耕種的面積纔會擴大到讓牲畜價格如此高漲的地步。

在達到這個地步之前，如果社會財富有所進步的話，牲畜的價格必定會不斷上升。歐洲目前也許還有一些地方的牲畜價格尚未到達這樣的階段。在跟英格蘭合併之前，蘇格蘭任何一個地方都還沒有到達這樣的階段。在蘇格蘭，有很高比例的土地，除了飼養牲畜之外，沒有其他用途。因此，如果蘇格蘭的牲畜永遠像合併之前那般，只限在蘇格蘭的市場出售，那麼它們的價格也許幾乎永遠不可能上升到值得爲它們耕種土地栽培牧草的地步。在英格蘭，前文已經指出，大約在十七世紀開始的時候，倫敦附近的牲畜價格似乎已經高到這種程度了。

但是，大部分比較偏遠的郡，很可能遲了很久才達到這種程度。甚至有一些比較偏遠的郡，到目前爲止尚未達到這種程度。然而，在所有屬於第二種初級產物的物品當中，牲畜也許是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價格最早提高到這種程度的物品。不錯，在牲畜價格上升到這種程度以前，大部分的土地，即使是最適合高度墾殖的土地，似乎也不太可能完全被人們開墾來種植作物。在所有距離太遠以致城鎮的糞肥供應不到的農莊（在廣闊地區，這等於說是大部分的土地），得到妥善墾殖的土地面積，必然會受限於農莊自己能夠生產的糞肥數量，而這個數量必然又會受限於農莊自己飼養的牲畜數量。

土地有兩種施肥的方式，一是在土地上放牧牲畜，二是把牲蓄養在畜舍裏，然後把它們的排泄物搬運到土地上。但是，除非牲畜的價格足夠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潤，否則農夫不可能在耕地上面放牧牲畜。如果農夫連這種方式都辦不到，那麼就更不可能把牲蓄養在畜舍裏。要把牲蓄養在畜舍裏，非得使用改良的耕地上種植的牧草不可，因爲在沒有改良過的荒地上到處去搜集稀稀落落的牧草，需要花費太多的勞動，太不划算了。因此，如果牲畜的價格不足以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潤，或者說，當牲畜價格還不允許在耕地上放牧它們的時候，這個價格就更不夠支付額外的大量勞動，到耕地上去搜集牧草，然後搬回畜舍來飼養它們。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值得在畜舍裏飼養的牲畜數量，頂多就是必須用來耕田的牲畜。但是，這幾頭耕田的牲畜所提供的糞肥，必定不足以讓全部的耕地經常保持良好的狀態。既然不夠整個農莊使用，那麼它們所提供的糞肥，便自然留給那些最方便或最值得施肥的土地使用。也就是說，留給那些也許是農家庭院附近或最肥沃的土地使用。因此，這些土地就會經常保持良好的狀態，並且適宜耕種。其餘大部分的土地，便任其荒蕪，除了少得可憐的一點牧草，幾乎寸草不生，只能讓零零落落的幾頭餓得半死的牲畜過活。

這樣的農莊所飼養的牲畜，相對於要妥善耕種農莊的全部土地所需的數目來說，雖然嫌少，然而相對於農莊實際的產出來說，卻時常又嫌太多。然而，農莊裏這種任其荒蕪的土地，有一部分在淒涼的連續放牧了六、七年以後，也許可以翻耕起來種植一、兩次收成不怎麼樣好的次級燕麥，或是其他一些粗糙的穀物。然後地力便耗盡了，必須再像從前那樣廢耕放牧。這時會再選一塊荒地，翻耕起來種植，一樣的耗盡地力，然後廢耕放牧，如此反覆輪替。在和英格蘭合併之前，全部蘇格蘭低地的農莊經營模式大體便是如此。

當時一般的農莊裏，經常施肥保養、狀況良好的土地，很少超過全部農莊面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有時候甚至只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其餘土地從來沒有施過肥，然而當中經常會有一部分輪流被用來耕種，直到耗盡地力。在這種經營模式下，蘇格蘭的這些土地，即便是最適宜耕種的部分，實際能夠生產的數量，顯然遠低於它們的潛能。不管這種經營模式看起來是多麼的不好，但是，在和英格蘭合併之前，依牲畜價格低賤的情況來說，這也許是幾乎無法避免的。在牲畜價格大幅上升之後，上述耕作方式仍然在蘇格蘭大部分土地上盛行，或許在許多地方是由於人們的無知和積習難改。

但是，在大多數的地方，卻是由於事情自然演變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一些自然的障礙，讓比較好的經營模式無法很快的建立起來。譬如，第一，由於租種土地的佃農很窮，或是由於他們還沒有時間取得足夠的牲畜，以致無法更妥善的耕種土地。另外，因爲牲畜價格上漲，對他們來說，雖然使得多飼養幾頭牲畜變成比較有利了，但是這也讓他們一時更難取得牲畜來飼養。第二，即使他們能夠取得牲畜，卻沒有時間把土地狀況改善到適宜飼養牲畜的地步。牲口增加和土地改良必須齊頭並進，任何一方絕不可能比另一方大幅改善。

如果牲口沒有增加，土地便幾乎不可能獲得改善；但是，除非土地已經大幅改善，否則牲口便不可能大幅增加。因爲未經改善的土地，不可能維持牲口存活。讓比較好的經營模式無法建立起來的自然障礙，除非經過長期的勤儉努力，否則無法排除。老舊的經營模式目前雖然漸趨衰微，不過，也許還必須再經過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纔可能完全從蘇格蘭各地消失。和英格蘭合併，讓蘇格蘭得到了許多商業上的利益，然而，在所有的利益當中，牲畜價格大幅提高也許是最大的利益。它不僅提高了所有蘇格蘭高地上的地產價值，而且也許是蘇格蘭低地進步的主要原因。

所有的新殖民地都有大量的荒地，而這些荒地會有好幾年除了飼養牲畜，不可能有其他的利用方式。因此過不了多久，牲畜的數量便會變得非常多，而就每一種物品來說，非常便宜總是數量非常多的必然結果。在美洲的殖民地，所有的牲畜雖然是從歐洲帶過去的，但是，它們在美洲繁殖得很快，不久數量變得很多，價值變得很低，甚至低到連好馬都被放到樹林裏亂跑，也沒有任何馬主想出面指認。首批移民在殖民地定居以後，一定需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以後，以墾殖的牧草飼養牲畜纔可能變得有利可圖。

因此，諸如欠缺糞肥，以及用來耕田的牲畜數目，相對於需要它們耕種的土地面積不成比例等因素，很可能會在當地導致如同目前在蘇格蘭許多地方仍然可以看到的那種經營模式。有一位名叫卡姆（Kalm）的瑞典旅行家，曾於一七四九年拜訪北美的英格蘭殖民地，他後來在遊記裏對當地的農業經營模式有所描述。他說，儘管英格蘭人一向以嫺熟各種農業經營技巧聞名，但是，他在那裏幾乎看不到英格蘭人這種特性。他說，他們很少爲麥田準備糞肥，而是當一塊地因爲不斷的耕種而耗盡地力時，他們便會清理出另一塊全新的土地來耕種。

當那塊地力也同樣耗盡的時候，他們便會接着去找第三塊地。他們放任牲畜在樹林裏和其他尚未開墾的土地上漫遊，而牲畜在那裏顯然是半飢半飽的過活。在很久以前，幾乎所有一年生的牧草便已經根絕了，因爲他們老是在春天便急着收割，牧草根本來不及開花或散落種子。一年生的牧草從前似乎是北美洲最佳的天然牧草。當首批歐洲人剛移民到那裏定居的時候，它們長得很茂密，而且可以長高到三、四英尺。在他寫遊記的時候，只能飼養一頭母牛的一塊地，根據他的考察，在從前可以飼養四頭母牛，而且從前每一頭生產的牛乳，產量是後來的四倍。

他認爲，牧草的質量低劣導致牲畜質量惡化，而且牲畜一代不如一代的惡化速度相當明顯。它們很可能頗像三、四十年前在蘇格蘭到處可見那種發育不良的品種。目前在蘇格蘭低地大部分的地方，牲畜的品種已經有了大幅的改良，而這種改良，與其說主要是更換品種的緣故（雖然某些地方的確使用了這個辦法），倒不如說由於原來的品種獲得了比較豐富的飼料照顧。所以說，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雖然一定要到晚期的階段，牲畜的價格纔會上升到值得墾殖牧草來飼養它們的地步，然而，在所有屬於第二種初級產物的各種物品當中，也許它們是最早達到這種價格的。

甚至在它們達到這種價格之前，社會進步的階段，似乎不太可能接近目前歐洲許多地方纔剛達到的完善境界。如果說牲畜是最早有這種價格的物品之一，那麼鹿肉也許是最後有這種價格的第二種初級產物之一。在大不列顛，不管鹿肉的價格目前看起來是高得多麼離譜，也還沒有高到足夠抵償經營養鹿場成本的地步。這一點，每一個稍有養鹿經驗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不是這樣，養鹿便會很快變成一個普通的農業項目。古羅馬人曾經飼養一種他們稱爲特迪（Turdi）的小鳥，瓦偌（Varro）和哥倫美拉（Columella）都說這是一種最有賺頭的生意。

在法國的某些地方，據說把蒿雀養肥便類似這種生意。蒿雀是一種候鳥，當它們剛飛抵法國的時候很瘦。如果鹿肉繼續風行，而且大不列顛的財富和奢華也繼續像從前那樣增加，那麼鹿肉的價格很可能會漲得比現在還高。在社會進步促使牲畜這類必需品的價格達到頂點之後，會有很長一段期間社會進步才能促使鹿肉這類奢侈品的價格達到頂點。在這段期間，許多其他初級產物的價格也會逐漸各自達到頂點，有些比較快，有些比較慢，視各種產物不同的情況而定。譬如說，在每一個農莊，穀倉和畜舍裏的碎屑可以用來養一些雞鴨家禽。

由於這些家禽是用原本要丟棄的廢料飼養的，因此它們純粹是廢物利用得來的物品。而且由於它們幾乎沒讓農夫花到什麼錢，所以農夫可以隨便以低價賣出。凡是得到的幾乎都是淨賺，但是，它們的價格也不太可能低到讓農夫毫無興趣飼養這些家禽。不過，在土地大多尚未開墾，從而人煙稀少的國家，這類幾乎免費飼養的家禽數量，時常可以充分供應全部的需求。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它們時常和牲畜肉品或其他任何動物性的食物一樣便宜。不過，一般農莊這類幾乎免費飼養的家禽，全部數量一定會比農莊飼養的全部牲畜肉品數量少很多。

在富裕奢華的時代，凡是稀有的物品，儘管和常見的物品具有幾乎相同的實質優點，但前者總是更討人喜愛。因此，當土地改良和耕種進步使得社會富裕奢華的程度增加時，家禽的價格便逐漸上升，高過牲畜肉品的價格，直到終於值得特別墾殖土地來飼養它們。當它們的價格達到這種程度時，就不太可能再上升了。如果真的再上升，那麼便會有更多的土地轉作這種用途。在法國的許多省份，飼養家禽被認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農業經營項目，而且利潤也足以鼓勵農夫種植數量相當可觀的玉蜀黍和蕎麥，作爲家禽的飼料。

在那裏，中產的農夫有時候會在院子裏飼養四百隻家禽。在英格蘭，一般來說，飼養家禽似乎還沒有到達被認爲如此重要的地步。然而，它們在英格蘭顯然比在法國貴，因爲英格蘭從法國進口供應的數量相當可觀。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就每一種動物性食物來說，最貴的時期，一定會自然落在爲了普遍飼養它而特別墾殖土地的前夕。在這種飼養的模式普遍之前，會有一段時間，稀少性必定會抬高它的價格。在這種飼養的模式普遍之後，通常會有一些新的飼養方法被想出來，讓農夫能夠在同一數量的土地上飼養出更多的這種動物性食物。

於是，豐富的供應不僅會迫使他不得不賣得更便宜，而且那些飼養方法的進步，他也能夠賣得更便宜。如果他無法賣得更便宜，那麼供應豐富的狀況便不會持久。苜蓿、蕪菁、紅蘿蔔、甘藍等新飼料，很可能便是以這種方式發揮影響，把牲畜肉品從目前在倫敦市場的平常價格，壓低到略低於十七世紀初的水平。豬這種牲畜通常在亂七八糟的廢物堆裏尋找食物。許多被其他動物拒喫的東西，它們都津津有味地狼吞虎嚥。因此，豬最初也像家禽那樣，被人們當作廢物利用的牲畜來飼養。這種幾乎免費飼養的牲畜，只要數目足夠充分供應需求，豬肉價格在市場上便會低於其他牲畜肉品。

但是，當需求超過豬隻數目能夠供應的時候，也就是說，到了必須專門種植飼料來餵食豬隻的時候，豬肉的價格必然會上漲。至於豬肉相對於其他牲畜肉品的價格比例，將變得更高或更低，會按照一國的自然條件，以及農業的發展情況，是否湊巧使得飼養豬隻比飼養其他牲畜的成本更貴或更便宜而定。在法國，根據布豐（Buffon）的估計，豬肉的價格相當接近牛肉的價格。在大不列顛大部分地方，目前豬肉的價格稍微比牛肉高一些。在大不列顛，人們時常認爲豬和家禽的價格之所以大幅上漲，是因爲俗稱“矮屋人”的佃農和其他小面積土地的承租戶人數變少了。

歐洲任何地方，在土地改良和耕種進步的前夕，必定都會發生這種身份的人減少的現象。不過，它也許有助於提高那些牲畜的價格，使它們的價格，不僅比這種現象如果沒有發生時稍微漲得早一點，而且也稍微漲得快一點。如同最窮的家庭也有能夠不費分文飼養一隻貓或一條狗那般，最窮的土地承租戶通常也有能夠花一點錢養幾隻雞鴨，或養一隻母豬和幾隻小豬。他們喫剩的少量的廚餘，以及自制奶酪時分離出來的少量的乳漿、脫脂奶粉、酪（酸）乳等等，可以供應這些動物所需的一部分飼料，而其餘讓它們自己到附近田野裏覓食，對任何人也不會有明顯的傷害。

因此，當小面積土地的承租戶人數減少時，這類幾乎免費飼養的禽畜供應顯然會大量減少，從而它們的價格，必然會比承租戶人數如果沒有減少時，上漲得更早也更快些。然而，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它們的價格遲早會上漲到最高點。這個最高的價格，會讓耕種土地以飼養它們的勞動以及資本所獲得的酬勞，和這些勞動以及資本用在其他大部分耕地上所獲得的酬勞相比，是一樣的好。和飼養豬隻或家禽一樣，酪農業最初也被當作是一項廢物利用的工作。農莊必備的那些牛隻所生產的牛乳，不僅它們自己的小牛喫不完，而且農夫的家人也喫不完。

在特定的季節，它們生產的牛乳會特別多。然而，在所有自然界的產物當中，也許要以牛乳最容易腐敗。在溫暖的季節，牛乳產量最爲豐富，但是過不了二十四小時便會腐敗。如果加工製成新鮮奶油，農夫便可以把一小部分的牛乳保存一個禮拜；如果製作加鹽奶油，可以保存一年；如果製作奶酪，可以把比較大部分的牛乳保存好幾年。這些製品有一部分，他會留給家人食用。其餘的就運到市場，儘可能找個最好的價錢賣掉。這個價格不可能太低，否則他就不會費事的把用不完的部分帶到市場去賣。

如果價格非常低，他在處理奶酪的時候，便很可能非常馬虎，非常不衛生。甚至也許不會認爲，值得爲製作奶酪的工作，特別撥出一間房間或一棟建築，而是索性將就在自家的廚房裏進行，搞得煙霧瀰漫骯髒噁心。三四十年前，在蘇格蘭，幾乎所有的農夫在製作奶酪時都是這樣子，即使到了現在，仍然有許多人繼續這種作法。如同前面指出的，由於墾殖土地的範圍擴大，使得幾乎不用花費便可以飼養的牲畜數量減少，同時需求增加，逐漸抬高牲畜肉品的價格。所以，同樣的理由也同樣會使得奶酪產品的價格逐漸上漲。

這種產品的價格，自然和牲畜肉品的價格或飼養牲畜的成本有所牽連。比較高的價格可以支付比較多的勞動、比較細心的工作態度和比較清潔的工作環境。於是，製作奶酪的工作愈來愈受農夫重視，奶酪產品的質量愈來愈好。價格最後終於高到值得專門爲了製作奶酪，使用一部分最肥沃且開墾最好的土地飼養牲畜。當奶酪的價格上升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就不太可能再上升了。如果價格再上升，很快便會有更多的土地轉作爲酪農事業用地。目前在英格蘭大部分的地方，奶酪價格似乎已經達到這種程度了。

在那裏，通常有不少優良的土地被用來生產奶酪。相反的，如果把少數幾個大城市附近的地方排除在外，目前全蘇格蘭的奶酪價格可以說似乎尚未達到這種程度。在那裏，一般農夫很少純粹爲了製作奶酪而利用優良的土地種植牲畜飼料。在蘇格蘭，奶酪價格這幾年來上漲的幅度雖然可觀，但很可能仍然太低了，不允許一般農夫專門經營奶酪事業。不錯，蘇格蘭的奶酪不僅價格不如英格蘭的奶酪，而且質量也是不如。但是，蘇格蘭奶酪的質量比較差，也許不是價格比較差的原因，而是價格比較差的結果。

以目前蘇格蘭的發展情況來說，即使奶酪的質量變得比較好，送到市場的奶酪，我想，大部分也無法按比較高的價格出售。而目前的價格，很可能還不夠支付所需的土地和勞動成本，來生產質量更好的奶酪。在英格蘭大部分的地方，儘管奶酪價格比較高，但使用土地專門經營奶酪事業，目前仍然無法比種植小麥或飼養牲畜這兩種主要的農業項目更爲有利可圖。據此看來，在蘇格蘭大部分的地方，專門生產奶酪甚至不可能像種植小麥或飼養牲畜那樣有利。顯然的，就每一個國家來說，土地不可能會被全部開墾和改良，除非每一種必須施加人力才能生產出來的產物價格，都已經上漲到了足夠抵償全部開墾和改良費用的地步。

一國的土地如果全部要得到開墾和改良，那麼每一種產物的價格就必須滿足以下條件，第一，足夠支付優良麥田的地租，因爲調節其他大部分耕地租金高低的，正是優良麥田的地租。第二，如同優良麥田通常給付的報酬那般，支付農夫的勞動和其他費用。或者換句話說，抵償農夫用於經營的資本，並且附帶平常的利潤。每一種產物價格的上漲，顯然必須發生在前，然後挪出來生產它的土地纔會得到改良和耕種。所有改良的目的無非在於獲利，而必然會發生虧損的事情也不配稱爲改良或進步。但是，如果某種產物價格不可能讓成本回收，這時，專門爲它開墾和改良土地，便必定會帶來虧損的結果。

在所有對公衆有利的事情發展當中，如果一國的土地全部得到了開墾和改良是最重要的事情（事實上它顯然是），那麼各種初級產物價格的上漲，不僅不該被想成是公衆的災難，反而應該被視爲對公衆最有利的事情發展的前兆和附帶現象。另外，各種初級產物的名義或金錢價格之所以上漲，不是因爲白銀的價值下降，而是因爲它們的實質價格上升所造成的結果。它們不僅比從前價值數量更多的白銀，而且也比從前價值數量更多的勞動和食物。因爲現在要花費更多的勞動和食物才能供應它們上市，所以它們在市場上，便代表或等於一個比較大的勞動和食物數量。

第三種初級產物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價格自然會上漲的第三種，同時也是最後一種初級產物，是人力可以幫助增加供應，但效果有限或不確定的物品。這種初級產物的實質價格，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雖然自然趨於上升，但是，人們辛勤努力企圖增加供應，實際得到的成果，會因各種意外事件有所不同。所以實質價格有時候甚至下跌了；有時候在非常不同的社會進步階段維持相同的價位；有時候也許在同一進步階段微微上漲了一些。有一些初級產物天生是其他初級產物的附帶物，所以就任何國家來說，全國能夠提供這類初級產物的數量，必然受限於該國其他初級產物數量。

譬如，一國所能提供的羊毛或生皮數量，必然受限於該國飼養的牲畜數目。而該國的進步狀況，以及該國的農業性質，又必然會影響牲畜數目。也許有人會以爲，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使牲畜肉品價格逐漸上漲的原因，也同樣會對羊毛和生皮價格產生相同的影響，而且會以幾乎相同的比例抬高它們的價格。如果在社會進步的最初階段，羊毛和生皮的市場，也像牲畜肉品一樣，侷限於同一處狹窄的範圍內，情形很可能真是如此。但是，實際上，這兩種商品個別的市場範圍通常是大不相同的。牲畜肉品的市場幾乎到處都僅限於產地附近。

不錯，愛爾蘭以及英屬美洲某些地方經營的醃製肉品生意的確相當可觀。但是，我相信，在目前的商業世界裏，他們是唯一這樣做的國家，也就是說，只有他們把數量可觀的牲畜肉品出口到別的國家。相反的，從社會進步的最初階段開始，羊毛和生皮的市場很少侷限於產地附近。它們很容易運送到遠方的國家。運送前，羊毛根本無須事先加工，而生皮所需的加工也相當有限。再說，由於它們是許多種製造品的材料，因此，其他國家的產業也許會很需要它們，儘管原產國沒有這種需要。在開墾的程度不高，從而人煙稀少的國家，羊毛或生皮佔整頭牲畜的價格比例，總是遠高於土地墾殖和人口密度比較進步的國家，因爲後者對牲畜肉品的需求量比較大。

大衛·休謨（David Hume）指出，英格蘭在撒克遜時代，羊毛估計是整頭羊價值的五分之二，而這個比例比目前羊毛的價值估計高很多。我曾經考察過，在西班牙的一些省份，人們時常只爲了取得羊毛和羊毛脂而宰羊。羊體時常就地留置任憑腐爛，或任憑猛禽野獸吞噬。如果說這種情形有時候甚至發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麼便可以說幾乎經常發生在智利、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愛利斯，以及其他西屬美洲的許多地方。在那裏，人們經常只爲了取得生皮和獸脂而宰殺帶角的牲畜。這種情形過去也幾乎經常發生在希斯巴紐拉島，那時候該島附近的水域經常有海盜出沒，後來法國人大量移民到那裏開闢土地，墾殖大規模的莊園（目前這些莊園幾乎佔滿了該島西半部的沿海地帶），才使得西班牙移民在島上飼養的牲畜開始具有價值。

目前西班牙移民仍然持續佔有該島東半部的沿海地帶，以及全島的內陸和山區。隨着土地改良和人口的增長，整頭牲畜裏外的價格雖然必定都會上漲，但這種價格上漲趨勢對於牲畜肉體的影響，很可能會遠大於對羊毛和生皮的影響。由於牲畜肉體的市場在社會進步的最初階段總是侷限於產地附近，所以這個市場必然會隨着產地附近的改良和人口成長而比例擴大。但是，即使是完全未開化國家所生產的羊毛和生皮，它們的市場往往早已擴及整個商業世界了，所以它們的市場不太可能再按照同樣的比例擴大。

整個商業世界的狀況，不太可能會因爲特定某個國家的進步，而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在進步之後，羊毛和生皮的市場需求也許會維持和從前完全或接近一樣的狀況。不過，整個來說，在某些特定國家進步了以後，這種商品的市場需求稍微擴大，應當是極其自然的發展。特別是，當以這種商品作爲材料的製造業，也在產地附近蓬勃興起時，即使它們的市場不會因此而大爲擴增，但是至少會比從前更接近產地。從而它們賣得的價格，也許至少可以比從前高，高出把它們運到遠方出售通常必須支付的運費。

因此，雖然它們的價格不會像牲畜肉品那樣上漲，但應當會稍微上漲一些，至少不會下跌。儘管英格蘭的羊毛紡織業相當發達，但是自從愛德華三世以來，英格蘭羊毛價格下跌的幅度卻很可觀。有許多可考的記錄顯示，在該國王統治的時代（將近十四世紀中期，或一三三九年左右），人們認爲羊毛的合理價格，每一託德（tod，約或二十八磅）不會少於當時的十先令。這些錢，按照每二十便士含銀一盎司換算，總計含銀六盎司（炮塔衡），約等於現在的三十先令。在本世紀，就質量很好的英格蘭羊毛來說，每託德如果能賣到二十一先令，已經是相當不錯的價格了。

因此，就羊毛的金錢價格來說，愛德華三世時代相對於本世紀的比例是十比七。就它的實質價格來說，愛德華三世時代高於本世紀的幅度更大。按照每一夸特小麥賣六先令又八便士的單價來算，當時的十先令是十二個蒲式耳小麥的價錢。按照每一夸特小麥賣二十八先令的單價來算，本世紀的二十一先令只是六個蒲式耳小麥的價錢。因此，當時和現代的羊毛實質價格比例是十二比六，或二比一。當時每託德羊毛可以買到的食物數量是目前的兩倍。如果勞動的實質報酬在前後兩個時期維持一樣的水平，當時每託德羊毛可以買到的勞動數量也會是目前的兩倍。

羊毛價值在實質和名義兩方面都下跌的現象，絕不可能是事情自然發展的結果。實際上，這的確是種種人爲政策扭曲的結果。這些政策包括，第一，完全禁止英格蘭羊毛出口。第二，允許西班牙羊毛免稅進口。第三，禁止愛爾蘭羊毛出口到英格蘭以外的國家。由於這些政策管制，英格蘭的羊毛不僅沒有因爲英格蘭的進步而擁有稍微擴大的市場，反而侷限於本國。同時面對其他許多國家的羊毛被允許自由進口來跟它競爭，也面對愛爾蘭的羊毛被強迫進口來跟它競爭。此外，由於愛爾蘭的羊毛紡織業受到了許許多多幾近不公平的政策刁難和壓抑，以致愛爾蘭的羊毛織造能力只能消化處理一小部分本國生產的羊毛。

因此，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羊毛運往唯一被允許出口的市場，也就是大不列顛。關於生皮在古代的價格，我未能找到任何可靠的記錄。從前羊毛通常被用來抵付特別稅，並撥給國王使用，因此它在抵付這種特別稅時的估價，至少在某一程度內，可以反映它在當時的平常價格。但是，生皮似乎從來沒有這種用途。不過，傅立特伍德根據一四二五年牛津郡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長和修道院參事會某會員之間的書面說明，描述當時生皮的價格，這至少是那份文件就該場合所陳述的生皮價格：五張公牛皮，價格十二先令。

五張母牛皮，價格七先令又三便士。三十六張兩年羊的羊皮，價格九先令。十六張小牛皮，價格二先令。在一四二五年十二先令包含的白銀數量，約等於現在的二十四先令。因此，一張公牛皮在那份文件裏記錄的白銀價值，等於現在的四又五分之四先令。據此分析，它的名義價格比現在低很多。但是，按每夸特六先令又八便士的單價計算，十二先令在當時可以買到十四又五分之四個蒲式耳的小麥。按目前每個蒲式耳三先令又六便士的單價計算，那些小麥目前的成本是五十一先令又四便士。因此，一張公牛皮在當時可以買到的小麥數量，和目前的十先令又三便士可以買到的小麥數量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它的實質價值等於我們現在的金錢十先令又三便士。在從前，牲畜經常是半飢半飽地度過大部分的冬天，所以體型想必不會很大。目前一張公牛皮的重量如果是常衡（avoirdupois）四石（stones）的話，就算是品質不錯的牛皮了。從前，這樣的公牛皮很可能會被認爲質量優良。但是，根據我的理解，這樣的牛皮目前（一七七三年二月）每石的價格普通是半克朗（crown，譯註：一克朗等於五先令）。按這個單價計算，這樣的牛皮一張目前的價格是十先令。因此，雖然現在它的名義價格比從前高，但是，現在它的實質價格，也就是它現在可以買到或支配的食物數量，卻比從前略微低一些。

前述那份文件裏提到的母牛皮價格相對於公牛皮的比例，和目前常見的價格比例相當接近。文件裏提到的羊皮價格相對於公牛皮的比例，比目前常見的價格比例高一大截。這些羊皮很可能是跟羊毛一起販賣的。相反的，文件裏提到的小牛皮價格相對於公牛皮的比例，比目前常見的價格比例低很多。在牲畜肉品價格很低的地方，人們通常提早把不打算養來耕田的小牛宰掉。二三十年前，這種情形在蘇格蘭還很常見。如此一來，可以把它們原本會消耗掉牛乳節省下來，因爲它們的價格無法完全抵償這部分的牛乳。

因此，它們的皮只要能隨便賣個價錢，通常便算是不錯的了。目前各種生皮的價格比幾年前低很多，很可能是由於海豹皮的進口關稅被取消了，以及在一七六九開始的一段限期內，愛爾蘭和海外殖民地的生皮可以免稅進口。就本世紀以來的整個期間平均來說，它們的實質價格很可能比從前（譯註：一四二五年左右）稍微高一些。這種商品的性質不像羊毛那樣適合運銷到遙遠的市場。它們的質量比較不容易保存。醃過的生皮質量被認爲不如新鮮的生皮，所以價格比較低。在鞣革業不發達而必須出口獸皮的生產國，這個因素必然會傾向於降低生皮的價格。

而在鞣革業發達的獸皮生產國，同一因素必然會相對的傾向於提高生皮的價格。它必然會稍微使生皮價格在未開化的國家低一些，也必然會稍微使生皮價格在文明進步的生產國高一些。因此，它必定會使古時候的生皮價格比現代稍微低一點。此外，迄目前爲止，英國的鞣革業者還不像織造業者那樣成功的說服了國人認同他們的主張，以爲國家的安全與否取決於該特殊行業是否繁榮。因此，鞣革業者得到的政策偏袒也就遠不如織造業者那樣優厚。不錯，各種生皮出口已經被禁止了，而且政府還說生皮出口對公衆有害。

但是，外國的生皮進口仍然需要繳關稅。雖然愛爾蘭和海外殖民地的生皮進口現在不必繳這種稅（僅限於一七六九年開始的五年內），然而愛爾蘭剩餘的生皮，或者說，愛爾蘭出產但沒有在本國鞣製的那部分生皮，並不受只能出口到大不列顛的限制。海外殖民地出產普通牲畜的生皮，也是在這幾年才被列入限制只能出口到母國的商品名單當中。而且愛爾蘭的鞣革業不曾因爲英國政府支持大不列顛的鞣革業而遭到壓制。在土地墾殖進步的國家，凡是傾向於把羊毛或生皮價格降低到自然價格以下的管制規定，都會傾向於提高牲畜肉品的價格。

牲畜不管大小隻，只要是在經過人力改良的耕地上飼養的，它們的價格就必須足夠滿足地主和農夫的合理預期。也就是說，足夠支付他們照理從這種土地可以獲得的地租和利潤。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他們很快便會停止飼養牲畜。因此，全部的價格當中，凡是羊毛和生皮沒有給付的部分，必定會落在牲畜的肉體上。如果其中一種賣得的價格比較低，另一種的價格就必須賣得比較高。不管全部的價格是如何在整頭牲畜不同部位之間分配，對於地主和農夫來說並不重要，只要他們如數得到了全部的價格。

因此，在土地墾殖進步的國家，這種管制規定，對地主和農夫的利益不會有影響；但是，對消費者的利益會有影響，因爲它會抬高食物的價格。然而，在大部分土地尚未墾殖改良的國家，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那裏的大部分土地，除了用來飼養牲畜，不可能會有其他的用途。而且在那裏，羊毛和生皮是整頭牲畜主要的價值所在。在這種情況下，地主和農夫的利益就會深受這種管制規定的影響；但是，消費者利益受到的影響卻非常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羊毛和生皮的價格下跌了，牲畜肉體的價格也不會被抬高。

因爲那裏的大部分土地，除了用來飼養牲畜，不可能會有其他的用途，所以仍然會有同一數目的牲畜繼續得到飼養，也就是說，會有同一數量的牲畜肉品供應市場。而市場對牲畜肉品的需求量不會比從前更大。因此，肉品的價格會跟從前一樣，整頭牲畜的全部價格會下跌，所有以牲畜爲主要產出的土地，也就是說，這種國家裏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潤也都會跟着下跌。大家誤以爲是愛德華三世下令執行長期禁止羊毛出口的政策，如果確有其事，那麼在英國當時所處的情況之下，它將會是凡人想得到的各種管制當中，最具破壞力的一種。

它不僅將會降低當時國家大部分土地的實際價值，而且經由降低所有小型牲畜當中最重要牲畜的價格，它也將會大大的阻礙這種牲畜日後的改良。跟英格蘭合併之後，蘇格蘭羊毛價格下跌的幅度相當可觀，因爲合併事件使得它不準出口到廣大的歐陸市場，僅能在狹小的大不列顛市場出售。蘇格蘭南部的一些郡，主要以飼養綿羊爲生，要不是因爲羊肉的價格上升充分抵消了羊毛的價格下跌，否則那裏大部分土地的價值，將會因爲合併事件而深受重創。不管是在增加羊毛或增加生皮的供應方面，就人們辛勤努力的效果有賴於本國實際產出的大小來說，人力的效果是有限的；就人們辛勤努力的效果有賴於他國實際產出的大小來說，人力的效果是不確定的。

人力的效果是否確定，所倚賴的因素，與其說是他國的產出數量是否確定，倒不如說是他國未加工製造的數量是否確定，以及他國是否對這種初級產物實施出口限制。由於這些因素完全和國人的辛勤努力無關，所以這些因素必然會使得人們辛勤努力的效果多少有些不確定。因此，人們爲了增加供應這種初級產物所做的一切努力，效果不僅有限，而且也不確定。在增加供應另一種很重要的初級產物方面，也就是在增加市場的魚貨供應方面，人力的效果同樣既有限且不確定。就每個國家來說，人力在這方面的效果受限於該國本身的自然條件。

譬如，每個省份距離大海的遠近，湖泊和河川數目的多寡，以及這些大海、湖泊和河川，在這種初級產物方面的蘊藏量，是否豐富。當一國的人口增加，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數量變得愈來愈大時，魚貨的買主會變得愈來愈多，而且這些買主擁有數量更多、種類更繁的其他物品。或者換句話說，他們也擁有在價值上等同於前述物品的一些東西，可以用來購買魚貨。但是，一般來說，爲了供應廣大的市場而僱用的勞動數量，在相對比例上，應該大於從前供應狹小的市場時僱用的勞動數量。譬如，一個原本每年只需要一千噸魚貨供應的市場，如果現在變成需要一萬噸，那麼如果現在僱用的勞動數量，沒有比從前足夠供應市場的勞動數量多十倍以上，市場便很難獲得一萬噸的魚貨供應。

一般來說，要捕獲這個數量的魚貨，必須到更遠的地方去尋找，必須使用更大艘的漁船，以及各種更昂貴的機器。因此，這種商品的實質價格自然會隨着社會進步而逐漸上漲。我相信，在每一個國家，這種現象或多或少都已經發生了。雖然特定某一天捕獲的魚貨數量也許很不確定，不過，在一國既定的自然條件下，一定的辛勤勞動大致供應的魚貨數量，就一整年或好幾年的期間來說，也許有人會認爲應當大致確定纔是。而事實也的確如此。然而，由於人們的辛勤在漁獲方面的效果，仰賴本國自然條件的成分比較大，仰賴本國財富和產業發展狀況的成分比較小。

因此，就這一點來說，人們辛勤勞動的漁獲效果，在幾個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也許是一樣的，但是在發展階段相同的幾個國家之間也許差異很大。也就是說，人們辛勤勞動的漁獲效果，和社會的進步階段，兩者之間的關係不確定，而我在這裏談的正是這種不確定。就增加各種原來埋在地底的礦物和金屬的供應量來說，特別是比較貴重的金屬，人們辛勤勞動的效果似乎不能說是有限的，而應該說是完全不確定的。任何一個國家實際擁有的貴金屬數量，完全不受該國任何自然條件，譬如，該國的礦藏是否豐富這類因素的限制。

事實上，完全沒有這種礦藏的國家，往往擁有不少的貴金屬。它們在每一個特定國家實際存在的數量，似乎取決於兩種不同的因素。第一，取決於該國的購買力，取決於產業發展狀況，取決於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數量，因爲這個數量會決定一國能夠使用多少勞動和食物，從本國或他國的礦坑，挖得或購得多少諸如金銀這樣的奢侈品；第二，取決於在任何特定時點，供應這些金屬給整個商業世界的礦藏豐饒或貧瘠的程度。即使距離那些礦藏最遠的一些國家，它們擁有的金屬數量，必然多少會受到礦藏豐饒或貧瘠的影響。

因爲這些金屬體積不大，很容易運送，運費很低，而且價值很高。譬如，這些金屬目前在中國和印度的數量，必然曾經受到美洲豐富礦藏的影響。就一國擁有的貴金屬數量取決於前述第一種因素（購買力）來說，在該國內，貴金屬的實質價格，很可能會像其他奢侈品那般，隨着該國的財富和發展進步而上升，當然也會隨着該國的貧窮和衰退而下跌。多餘的勞動和食物數量越多的國家，越花得起更多的勞動和食物，去購買任何特定數量的貴金屬。就一國擁有的貴金屬數量取決於前述第二種因素（即供應貴金屬給整個商業世界的礦藏豐饒或貧瘠的程度）來說，在該國內，貴金屬的實質價格，或者說，貴金屬實際購買或交換到的勞動或食物數量，顯然多少會隨着這些礦藏的豐饒或貧瘠而下跌或上升。

然而，在任何特定時點，供應這些金屬給整個商業世界的礦藏，其豐饒或貧瘠的程度，顯然是一個和特定國家的產業發展狀況完全無關的因素。這個因素，甚至和全世界的產業發展狀況，似乎沒有很強的必然關聯。不錯，當各種工藝活動和商業往來逐漸擴及地球上愈來愈多的地方時，尋找新礦藏的活動，也會跟着擴及比較廣大的地表。這樣也許會比原來侷限於比較狹窄的範圍時，多一點成功的幾率。然而，當舊礦藏逐漸耗盡時，是否剛好會有新發現來接替，是一個極不確定的問題，是任何凡人的技巧或努力都無法保證的問題。

沒有人會否認，所有礦藏的徵候都是不可靠的。唯有實際發現和開採成功，才能確定礦藏確實存在，乃至確定新礦坑的價值。人們尋找新礦藏的努力，將獲得多麼大的成功或挫折，似乎沒有任何一定的限度。很可能在一兩個世紀的時間內，人們也許會發現一些新礦藏，比世人曾經見識過的任何礦藏都更爲豐富。但是，在相同的時間內，人們所知最豐富的礦藏，也許比美洲礦藏大發現之前，任何曾經開採的礦坑都更爲貧瘠。這兩件事情當中，不管將來發生的是哪一件，對於這個世界的實質財富和繁榮，或對於人類每年的土地和勞動產出的實質價值，都極不重要。

每年產出的名義價值，或者說，可以用來表示每年產出的金銀數量，無疑會大不相同。但是，每年產出的實質價值，也就是說，每年產出實際可以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其實是完全相同的。在第一種情況下，一先令所代表的勞動數量，也許不會大於目前的一便士。在第二種情況下，一便士所代表的勞動數量，也許和目前的一先令一模一樣。在第一種情況下，一個口袋裏有一先令的人，不會比目前只有一便士的人更富有。在第二種情況下，口袋裏只有一便士的人，和目前有一先令的人一樣的富有。

如果發生第一種情況，全世界得到的唯一好處是金盤和銀盤的數量變多了，而且價格變便宜了。如果發生第二種情況，全世界遭受的唯一不便，是無足輕重的奢侈品數量變少了，而且價格變貴了。附論 銀價變化的結論大部分研究古代商品金錢價格的作者素來似乎認爲，小麥和一般商品的金錢價格低，或者說，金銀的價值高，不僅證明了從前金銀的數量很少，也證明了當時國家很窮，而且尚未開化。這個想法和某種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系統關係密切。這種理論認爲一國是否富裕或貧窮，端看它擁有的金銀數量多寡而定，即認爲金銀數量愈多，國家愈富有。

在這裏，我想指出，當貴金屬價值高的時候，它並不能證明任何特定國家當時很窮或尚未開化。它只是證明了當時供應貴金屬給整個商業世界的礦坑蘊藏不豐。和富有的國家相比，一個貧窮的國家，正如它無力購買比較多的金銀，所以它同樣也付不起比較高的代價去購買金銀。因此，這些金屬在貧國的價值不可能高於它們在富國的價值。譬如，在中國這個遠比歐洲任何一國都更富有的國家，貴金屬的價值遠高於歐洲任何一個國家。不錯，自從美洲礦藏發現以來，歐洲的財富已經大大增加了，同時金銀的價值也逐漸下跌。

然而，它們的價值之所以下跌，不是由於歐洲的實質財富增加，或是由於歐洲的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數量增加，而是由於意外的發現了一些前所未見的豐富礦藏。歐洲的金銀數量增加和歐洲在製造業和農業的進步，是兩碼子的事情。雖然這兩件事情大約同時發生，但是它們源自不同的原因，它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牽連。前者來自一個純粹意外的事件，其中完全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爲盤算或政策的成分。後者來自封建制度的崩解，和一種新式政府的興起。這種政府提供人民勤奮工作所需的唯一激勵，也就是讓人民擁有基本的安全保障，可以享受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

繼續實施封建制度的波蘭，現在仍然像美洲礦藏發現之前一樣，是一個極爲貧窮的國家。然而，那裏的小麥價格已經上漲了，也就是貴金屬在那裏的實質價值下跌了，就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因此，貴金屬在波蘭的數量，必定也像其他國家一樣的增加了，而且這種增加相對於每年土地和勞動產出數量的比例，也必定相當接近其他國家增加的比例。然而，貴金屬數量的增加，似乎並未提高該國每年的產出數量。也就是說，既沒有增進該國的製造業和農業，也沒有改善該國人民的生活情況。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佔有金山銀礦的國家，也許是兩個排在波蘭之後歐洲最貧窮的國家。

然而，貴金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價值必定會低於歐洲任何其他國家。貴金屬從當地運到其他歐洲國家，除了必須負擔運費和保險費之外，還必須負擔走私的花費。因爲這兩個國家不是完全禁止出口貴金屬，就是課徵出口稅。因此，就相對於每年的土地和勞動產出數量的比例來說，貴金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數量必定大於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然而，這兩個國家卻比歐洲大部分國家貧窮。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封建制度雖然已經被廢棄了，但是取而代之的制度卻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一國的金銀價值低，並不能證明該國富有繁榮，同樣的，一國的金銀價值高，或者說，一般物品（特別是小麥）的金錢價格低，也不能證明該國貧窮落後。

雖然一般物品或小麥的金錢價格低，不能證明當時的社會貧窮落後，但是，某些特別的物品，譬如，牲畜、家禽、各種野外獵物等等，相對於小麥的金錢價格低，卻是最可靠的一個證明。這清楚地證明了，第一，這些特別的物品相對於小麥的數量很多，這表示它們佔用的土地面積，比例上遠大於小麥佔用的面積。第二，它們佔用的土地相對於麥田的價值很低，這表示一國大部分的土地尚未開墾改良。這清楚的證明了，一國的農業資本和人口相對於領土面積的比例，和文明開化國家通常會有的比例大不相同。

因此也證明了，這種國家在當時的社會發展尚處於草莽階段。從一般物品或小麥的金錢價格高低，我們只能推斷，當時供應金銀給商業世界的礦坑蘊藏豐富與否，而無法推斷一國富有或貧窮。但是，從某些特種物品相對於其他特種物品的金錢價格高低，我們能夠幾近完全確定的推斷，一國是富裕或貧窮；一國大部分的土地已經或尚未開墾改良；以及一國應該尚處於草莽階段，或應該已經屬於文明開化的社會了。如果商品的金錢價格上漲完全是由於銀價下跌所致，那麼這種上漲趨勢應當對各式各樣的商品有同等的影響。

也就是按照銀價實際下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比例，把商品的價格全面個別向上推升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人們時常議論的一個話題，即一般食物價格上漲的趨勢，對各種不同食物的價格影響卻不一致。以本世紀以來的平均趨勢來說，即使把小麥價格上漲歸因於銀價下跌的那些人也算在內，沒有人會否認，小麥價格的漲幅遠小於其他食物。據此看來，其他食物價格之所以上漲，不可能完全是由於銀價下跌的緣故。某些其他原因也必須納入考慮，而我們在前文舉出的原因，也許無須再訴諸銀價下跌的假設，很可能便足以解釋這些特定食物的價格上漲，特別是它們上漲的幅度實際上高於小麥的漲幅。

至於小麥本身的價格，在本世紀最初的六十四年間（這也是在最近一次連着好幾年氣候反常之前）的價格，稍微低於上一世紀最後的六十四年。這項事實的佐證，不僅有溫莎市場的記錄，也有蘇格蘭各郡巡迴價格裁判法庭的記錄，還有在法國，杜普瑞聖摩和米尚斯等人極爲勤勉忠實地保存了許多市場記錄。就本質上很難確定的事情來說，這樣的證據已經相當完整了。至於小麥在剛過去十或十二年間價格很高的事實，可以從氣候反常的觀點充分獲得解釋，無須假設銀價曾經絲毫下跌。因此，所謂銀價不斷下跌的意見，不管是在小麥價格上，或是在其他食物價格上，似乎都沒有可靠的事實觀測可作基礎。

也許有人會說，即便是根據我在前文所作的陳述，同一數量的白銀，在現代所能買到的好幾種食物數量，也還比它在上一世紀的某些時候所能買到的數量要來得少。而且這種價格變化，究竟是由於這些物品的實質價值上升，或是由於銀價下跌所致，即使想盡辦法確定了，結果只不過確立了毫無用處的分辨方法。就一個只擁有一定數量白銀或金錢收入的人來說，對於他能在市場上買到多少東西，這種分辨方法絲毫沒有意義。我當然不認爲，如果他懂得分辨價格變化的原因，便可以佔到什麼便宜。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說這種分辨方法毫無用處。

這種分辨方法可以輕易斷定一國的繁榮程度。就這點來說，它也許對社會大衆還有些許用處。如果某些食物的價格上漲，完全是由於銀價下跌的緣故，那麼這種價格上漲，便是由於發生了某種特殊情況，一種除了美洲礦藏確實豐富之外無法歸屬於其他任何原因的情況（譯註：白銀數量增加）。儘管發生了這種情況，一國的實質財富，或它每年的土地和勞動產出數量，也許會像葡萄牙和波蘭那樣逐漸衰退，或像歐洲大部分國家那樣逐漸進步。但是，如果某些食物的價格上漲，是由於生產它們的土地實質價值上升，由於這些土地變得更肥沃了，或由於長期的改良和妥善的耕種，土地變得更適宜種植小麥了，那麼我們便可以說，造成這種價格上漲的情況，明確的顯示國家正處於進步繁榮的狀態。

就每一個面積廣闊的國家來說，土地在它的全部財富當中，無疑是最大最重要，也是最耐久的部分。如果有一個明確的辦法，可以向社會大衆證明，他們的財富當中最大最重要也最耐久的部分，價值正在增加，那麼這個辦法顯然是有些用處的，至少它可以讓社會大衆的心裏覺得安慰。此外，分辨食物價格上漲的原因，在調整一些低階職工的金錢待遇方面，對於社會大衆也有一些用處。如果某些食物價格的上漲是由於銀價下跌所引起的，這些職工的金錢待遇顯然應當按銀價下跌的幅度予以調升，尤其當他們的待遇原本就不是很高時。

如果他們的金錢待遇沒有調升，他們的實質報酬便會隨着銀價下跌的比例縮小。但是，如果價格上漲，是由於生產食物的土地，經過改良以後價值增加所引起的，那麼這時候，想要斷定原來的金錢待遇應該按多少比例調升，或甚至究竟該不該調升，便成爲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當土地開墾改良和耕種的面積擴大時，必然會使得各種動物性食物相對於小麥的價格上升，但我相信，這同樣也必然會使得各種植物性食物的價格下跌。會抬高動物性食物的價格，是因爲有一大部分生產它們的土地，經過改良以後，變得適宜生產小麥了，所以現在必須按麥田的標準，對地主和農夫給付地租和利潤。

會降低植物性食物的價格，是因爲這提高了土地的肥沃度，使得植物性食物的供應變得更豐富了。此外，農業改良進步會帶來許多新的植物性食物，它們需要的土地比小麥少，而需要的勞動不會比小麥多，因此可以按比較低的價格供應市場。譬如，歐洲農業兩項最重要的進展，馬鈴薯和玉蜀黍（或所謂印第安小麥），便是這類的植物性食物。它們也許是在貿易和航海範圍擴大之後，歐洲自外引進的兩種農作物。再說，許多種植物性食物，譬如，蕪菁（大頭菜）、紅蘿蔔、甘藍菜等等，在農業發展的初期，原本僅限於在自家用的菜圃裏用手鏟栽種。

到了農業比較進步的時候，這些植物性食物變成是在普通的農田裏用馬犁或牛犁來耕種。因此，如果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某一種食物的實質價格自然上漲，而另一種食物的實質價格自然下跌，那麼想要判斷前者的上漲被後者的下跌抵消了多少，便成爲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牲畜肉品的實質價格一旦達到頂點以後（就每一種牲畜肉品來說，也許除了豬肉，它們在英格蘭大部分地方的價格，似乎已經達到這種地步超過一個世紀了），其他任何動物性食物價格的上漲，對於低階層人民的生活情況，不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

譬如，雞鴨家禽、魚類、野生禽類，或鹿肉等等食物價格，如果有任何上漲，對英格蘭大部分地方的窮人生活情況，顯然不會造成太大的衝擊，因爲這些動物性食物價格上漲的影響，大部分會被馬鈴薯價格下跌抵消。在目前歉收的季節裏，小麥價格高漲，無疑讓窮人的生活更苦。但是，在一般中等收成的年份，小麥的價格恢復平常或長期平均的水平時，其他任何初級產物價格的上漲，對他們便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對他們的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的，也許是某些製造品的價格因爲課稅的緣故而被人爲的抬高了。

譬如，鹽巴、肥皂、皮革、蠟燭、麥芽、啤酒、麥酒等等。社會進步對各種製造品實質價格的影響然而，社會進步的自然效果，是促使幾乎所有制造品的價格逐漸降低。所有制造品的人工成本，也許毫無例外的都會下降。由於使用更好的機器，工作技巧更爲熟練，以及作業的分工和分配更加適當，所有這些社會進步的自然結果，都促使完成任何一件製品所需的勞動數量變少了。雖然，由於社會繁榮了，勞動的實質價格會顯著上漲。但是，一般來說，勞動數量方面的大量減省，會抵消勞動價格大幅上升的影響，而且還綽綽有餘。

。不錯，總會有少數幾種製造品所使用的材料，由於社會進步而自然引起的實質價格上漲，無法被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各種施工方便和減省完全抵消掉。譬如，木屋和細緻的木器，以及相對不那麼講究精密的櫥櫃製品，即便是使用了最好的機器，最熟練的工作技巧，和最適當的作業分工和分配，所能減省的人工成本也無法抵消土地開墾改良之後，木材實質價格自然上漲的影響。但是，如果材料的實質價格完全沒有上漲，或上漲得不多，那麼使用它們做成的製造品，實質價格便會大幅下降。本世紀和上一世紀，在以賤金屬爲材料的製造品身上，這種價格下降的趨勢最爲可觀。

一隻普通的表，在上一世紀也許要賣二十磅，現在一隻走得更準的表，也許只要花上二十先令便買得到。在同一期間，家用的刀叉湯匙、鎖鑰、所有用賤金屬做成的玩具，以及所有通常稱爲伯明翰和雪非耳什麼什麼之類的東西，它們的價格也都大幅下降了，雖然降幅並不像手錶那麼大。然而，它們的降幅已經足夠讓歐洲其他每一個國家的所有工匠大喫一驚。就許多製品來說，工匠們都坦然承認，即使花上兩倍或甚至三倍的成本，自己仍作不出質量一樣好的東西。也許沒有其他的製造品，比這些以賤金屬爲材料的製品，允許更爲精細的分工，或允許工人所使用的機器進行更多樣的改良。

在同一期間，衣物織造業方面卻沒有這樣顯著降價。相反的，我曾經仔細考察過，相對於它的質量來說，頂級布料的價格，在過去這二十五或三十年稍微上漲了一些。據說是由於原料價格上漲了，這原料全部是西班牙出產的羊毛。不錯，完全用英格蘭羊毛織成的“約克郡布料”，相對於它的質量來說，據說自本世紀初以來，價格已經下降了很多。然而，質量好壞實在是頗富爭議性的一件事。因此，我把所有這方面的消息都視爲不太確定。衣物織造業目前的分工情況和一世紀以前幾乎相同，所使用的機器也沒有很大的變化。

不過，它在這兩方面也確實有些小改進，因此，也許已經使得價格稍微下降了。但是，不容否認，它的價格跌幅將來會更爲顯著。如果我們把目前這種製品的價格，拿來和過去比較遙遠的一個時期，大約是十五世紀末作比較，那時這行業的分工程度很可能遠不如目前細膩，所使用的機器也比較不完善。在一四八七年，也就是亨利七世第四年，制定了一條法律，規定“任何凡是以超過每一寬碼十六先令的零售價格，出售頂級的紅色條紋布料，或出售其他頂級條紋布料，將按實際出售數量被課每碼四十先令的罰鍰。

”據此看來，每一碼十六先令（這個金額所含白銀約等於現在的二十四先令），在當時被認爲是頂級布料還算合理的價格。此外，由於這條法律旨在抑制奢侈，因此，這種布料實際上的平常價格很可能要比當時的十六先令高一些。每碼一基尼也許可以視爲目前頂級布料的最高價格。據此看來，即使從前那時候的布料質量假定和目前一樣好（實際上，目前的布料質量鐵定會比那時候好多了），即使在這樣的假定下，自十五世紀末以來，頂級布料的金錢價格看來也已經大幅下降了。但是，它的實質價格降得更厲害。

當時，以及之後一段很長的時間，六先令又八便士被認爲是每一夸特小麥的平常價格。因此，十六先令當時是二夸特又三個蒲式耳多一點小麥的價格。如果按每一夸特二十八先令來估算目前小麥的價格，那麼從前那時候每一碼頂級布料的實質價格，至少等於現在的三磅六先令又六便士。如果某人在從前那時候買了一碼頂級布料，他在支配勞動和食物的權利方面所放棄的數量，等於三磅六先令又六便士的金額目前可以買到的數量。在同一期間，在比較粗糙的布料方面，價格下跌雖然也很可觀，但幅度不像高級的布料那麼大。

在一四六三年，也就是愛德華四世第三年，制定了一條法律，規定“所有農莊上的長工，或普通的勞動者，或城市外的工匠師傅手下的工人，所穿戴的衣飾，不得含有任何價格超過每一寬碼二先令的布料。”在愛德華四世第三年，二先令錢幣所含白銀，相當接近等於現在的四先令。但是，目前約克郡出產的每碼賣四先令的布料，質量很可能遠優於從前作給最窮的普通工人階層穿用的布料。據此看來，現在這個階層人民的衣物，相對於它的質量來說，它的金錢價格也許比從前那時候稍微便宜了些。

如果就實質價格來說，顯然便宜得更多。十便士在當時被認爲是每一蒲式耳小麥合理的價格。因此，二先令當時是二蒲式耳又將近二配克小麥的價格。這個數量的小麥，按每一蒲式耳三先令又六便士的單價計算，共值八先令又九便士。爲了一碼這種布，當時貧窮的工人，在食物方面必須放棄購買的數量，等於目前八先令又九便士可以買到的數量。此外，這也是一條旨在抑制貧窮階層奢侈浪費的法律。因此，當時他們的衣物想必通常會比法定的標準貴一些。根據同一條法律，同一階層的人民也禁止穿每雙超過十四便士的長統襪。

這個價錢所含白銀，約等於現在的二十八便士。但是，十四便士當時是一蒲式耳又將近二配克小麥的價格。這個數量的小麥，按每蒲式耳三先令又六便士的單價計算，共值五先令又三便士。我們目前顯然會認爲，這樣一雙讓最窮且最底層人民穿的襪子，如果賣這個價錢，實在非常昂貴。然而，在那時候如果要穿這雙襪子，就必須付出當時實質等於這個價格的東西。在愛德華四世的時代，全歐洲很可能沒有人知道如何編織襪子。那時候，他們穿的長統襪是用普通布縫成的。這也許是長統襪爲什麼如此昂貴的原因之一。

在英格蘭第一個穿編織襪的人據說是伊麗莎白女王。聽說是當時西班牙大使送給她的禮物。不管是在粗糙或精緻的毛織品方面，從前所使用的機器，遠比現在更不完善。從那時候以來，這方面的機器獲得了三項非常重要的改良，此外，很可能也獲得了許多次要的改良，但是在數目和重要性方面都很難確定。這三個非常重要的改良是，第一，以轉動紡輪取代搖晃紡錘，這項改進使得同一數量的勞動，可以完成超過兩倍的工作量。第二，使用好幾種非常巧妙的機器，所節省的勞動比例比第一項改進還要大。

這些機器既方便又簡化卷繞精紡絨線和毛紗的工作，也就是說，既方便又簡化經紗和緯線喂入織布機之前，所需的適當安排工作。在發明這些機器之前，這種工作必然非常繁瑣費事。第三，使用漂洗車坊取代在水裏用腳去踩，把布弄得更密實。不管是哪一種風車或水車，在十六世紀初，英格蘭沒有任何人見識過它們；就我所知，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各國也一樣。但是在段時期之前，它們已經在意大利出現一陣子了。關於不管是粗糙或精緻的織造品，從前的實質價格爲什麼比現在貴很多的問題，在考慮了這些因素之後，我們心裏也許可以獲得一些答案。

當時要向市場供應這種物品，所需花費的勞動數量比較多。因此，當它們送達市場的時候，必定可以買到或交換到一個代表比較多勞動數量的價格。從前，在英格蘭，一般粗糙織物的製作方式，很可能是像各種工藝和製造業尚處於萌芽階段的國家，一定會採取的製作方式。它很可能是一種普通家庭的製品。幾乎在每個人的家裏，每個不同的家庭成員，偶爾都會幫忙作這種製品的各個部分。但這只是他們閒暇時偶爾兼差的副業，不是賴以維生的主要工作。前面第十章已經指出，以這種方式作出來的製品，供應市場的價格，總是會比施工者主要或完全賴以維生的製品便宜。

另一方面，從前精緻的織物不是在英格蘭生產，而是在富有的商業國家佛蘭德斯生產的，並且它當時很可能像現在這樣，是由主要或完全倚賴這種工作過活的工人專門生產出來的。此外，精緻的織物當時是一種國外的製品，一定需要支付一些稅，至少必須支付古時候那種按重量課徵的關稅給國王。不錯，這種關稅負擔可能不會很大。當時歐洲各國的政策，不是要以高關稅限制國外製品的進口，而是要鼓勵進口，以便國內的產業無法生產，但國內大人物想要的各種生活便利品和奢侈品，儘可能獲得民間商人充分廉價供應。

這些因素也許多少可以解釋，爲什麼粗糙織物相對於精緻織物的實質價格，從前比現代低很多。結論在這漫長一章的結尾，我想指出，社會各種情況的每一項改善進步，都直接或間接傾向提高實質的地租，增加地主的實質財富，增加他對他人勞動或勞動產出物的購買力。土地開墾改良與耕種面積擴大，直接傾向提高實質的地租。土地的產出增加，地主獲得的那部分產出勢必跟着增加。有些自然界的初級產物，它們的實質價格上漲，起初是土地開墾改良與耕種面積擴大的結果，後來反而成爲改良與耕種面積進一步擴大的原因。

譬如，像牲畜這種東西，它們的實質價格上漲，也傾向直接提高地租，而且效果更大。地主獲得的那部分土地產出的實質價值，也就是他實際可以支配的他人勞動數量，不僅隨着土地產出的實質價值增加而提高，而且他獲得的那部分佔全部產出的比例也提高了。土地的全部產出，在它的實質價格上升後，並不需要比從前花更多的勞動去採收。因此，在全部產出當中，只要勻出比較小的一部分，便足夠抵償僱用和墊付勞動的資本，並附帶平常的利潤。所以，在全部產出當中，必定會有比較大的一部分歸屬地主。

勞動生產力方面，所有傾向直接降低製造品實質價格的進步，也傾向間接提高土地的實質地租。地主的那一部分初級產物當中，他自己消費不完的部分，或者說，這一部分的價錢，他可以用來交換各種製造品。凡是降低製造品實質價格的一切因素，都會提高初級產物的實質價格。製造品的實質價格降低後，數量相等的初級產物變成等於數量比較多的製造品。於是只要地主願意，便可以購買數量比較多的各種生活便利品、裝飾品或奢侈品。社會實質財富的每一分增加，以及社會里有用的勞動受僱數量的每一分增加，都會間接傾向提高實質的地租。

這種勞動有一定的比例自然會流向土地的耕作。因此，土地會有比較多的勞動和牲畜來耕種，土地的產出數量跟着投入耕種的資本數量而增加，而地租也隨着土地產出而增加。另一方面，相反的一些情況，譬如，社會荒廢耕種和漠視改良，任何初級產物的實質價格下跌，社會的製造技術和勤奮程度退步，社會的實質財富減少等等的情況，都傾向降低土地的實質地租，降低地主的實質財富，以及降低他對他人勞動或勞動產出的購買力。前面的第六章已經指出，每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每年全部的產出，或者每年產出的全部價格，都自然會拆解成三個部分：土地租金，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

這構成三種不同階層人民的收入：分給靠地租過活的人，分給靠工資過活的人，以及分給靠利潤過活的人。這三種人是每一個文明社會當中爲數最多也最根本的成分，他們的收入是社會其他每一種人收入最根本的來源。前述三種主要社會成分當中的第一種，也就是靠地租過活的那些人，他們的利益，從前面剛說過的這些關係看來，顯然和社會的一般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不管是什麼因素促進或妨礙了地主的利益，也必然會促進或妨礙全社會的利益。因此，在任何商業管制或政策方面，地主階級絕不可能爲了促進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去誤導社會大衆（至少當他們對於自己的利益有起碼的認識時）。

不錯，他們對於自己的利益常常認識不清。他們是三種社會階級當中，唯一毋須出力也不必費心即可獲得某些收入的階級。這些收入好像自動掉到地主手中似的，而且不受他們籌謀算計的影響。無憂無慮的悠閒日子過慣了，自然會讓他們養成了懶惰的習性，導致他們不僅經常無知，也喪失了用心思考的能力，從而欠缺任何人想要預知和理解任何政策管制後果，都必須具備的心智條件。第二種社會成分的利益，也就是靠工資過活的那些人，他們的利益，和社會的一般利益密不可分的程度，和第一種不相上下。

前面的第八章已經說明，勞動者的工資若要上升，市場對勞動的需求必須不停的上升。或者說，社會僱用的勞動數量必須逐年不斷顯著增加。當社會的實質財富停滯不前的時候，他的工資便會很快下降，直到剛好足夠讓他養家活口，或剛好足夠延續他這種人的數目。當社會財富衰減時，他的工資甚至會跌落這個水平以下。社會繁榮的時候，地主階級獲得的好處也許大於勞動階級。但是，當社會衰退的時候，沒有其他階級像勞動階級這樣殘酷的遭殃受苦。雖然勞動者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密不可分，但是，他既沒有能力認識社會利益，也沒有能力瞭解社會利益和自己的關係。

他的生活條件讓他沒有時間吸收必要的信息，即使信息相當充分，他的教育和思維習慣，也通常讓他不太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因此，在公共政策辯論的場合，他的聲音很難被大家聽到，也不受重視。除了在某些特殊的時候，也就是當他被僱主們慫恿、煽動、支持，不是爲自己而是爲僱主們的利益而大吵大鬧時。他的僱主們構成第三種社會成分，也就是那些靠利潤過活的人。在每一個社會，讓大部分有用的勞動開始運作的，正是爲了追求利潤而墊付出去的資本。這種資本的僱主採取各種計劃，指揮掣動了所有最重要的勞動運作，而利潤則是所有這些計劃追求的目的。

但是，利潤率不像地租或工資，它不會因爲社會繁榮而上升，也不會因爲社會衰退而下降。情況正好相反，國家越富有，它自然越低；國家越貧窮，它自然越高；它總是在最快趨向滅亡的國家裏最高。因此，第三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一般的利益之間，顯然沒有其他兩種階級和社會那樣的關係。在這種階級當中，通常是商人和製造業主運用的資本數量最大，他們非常富有，因此也最受社會大衆景仰注意。由於他們的全部人生專注在算計籌謀，所以他們的理解能力通常會比大部分的鄉紳更爲敏銳。然而，由於他們的心思通常是花在照顧自己特殊事業部門的利益，而不是花在思考社會的一般利益，所以他們的見解和判斷，即使是本着最崇高的正直而坦然說出的（事實上並非在每個場合都是如此），拿來用在這兩種利益標的當中的第一種，也許會比用在第二種更靠得住。

他們比鄉紳優越的地方，與其說在於他們對公衆的利益認識比較清楚，不如說在於他們對自己的利益清楚認識的程度，遠勝過鄉紳。他們正是憑着對自己的利益有着優越的認識，所以過去才屢次讓慷慨豁達的鄉紳喫虧上當；才能說服鄉紳相信，商人們的利益，而不是鄉紳的利益，纔是公衆的利益；也才讓鄉紳很誠實的本着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信念，把自己和公衆的利益通統拋棄。商人們的利益總是在於擴大市場和限制競爭。擴大市場也許時常符合公衆的利益；但是，限制競爭，必定會違反公衆的利益，而且只會讓商人們得以透過把利潤抬高到超過自然水平的手段，對他們的同胞課徵一種荒謬的稅捐，用以自肥。

任何新的法律或商業管制提議，如果是出自這個階級，那麼我們就一定要極其戒慎恐懼聽清楚，而且一定不要採納，除非我們已經非常小心翼翼，並且步步存疑，長時間仔細徹底研究過了。這種提議來自一種特殊的階級，他們的利益和公衆的利益絕不會完全相符。因此，一般來說，他們有利益動機去欺騙，或甚至壓榨社會大衆，而且在過去許多場合，他們確實曾經欺騙和壓榨社會大衆。表二表三表四表五表六表七第二卷 論物品積蓄的性質、累積與運用序言當社會處於尚未分工、很少交易活動、每個人都爲自己張羅一切的原始狀態時，要進行日常的生活運作是無需事先貯存或積蓄任何物品的。

每個人都倚賴自己的辛勤努力，儘可能隨時供應自己需要的物品。肚子餓的時候，就到森林裏打獵；衣服破了，就把獵殺到最大的動物剝下皮來裹身；棚屋快要傾倒的時候，就從最近的地方找來樹幹和茅草，儘可能加以修建。但是，一旦社會分工徹底實施了以後，每個人隨時需要的各種物品，他自己的勞動產出只能供應極小的一部分。其餘絕大部分要靠別人的勞動產出供應，這可得用自己的勞動產出來購買，或者說，用自己的勞動產品價格購買。不過，這個購買動作，必須等到自己的勞動產品不僅已經完成，而且已經出售了以後，才得以進行。

因此，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各種物品事先積蓄在社會的某個角落，至少足夠維持個人的生活，並且提供個人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直到完成前述那兩件事。譬如，任何一位織工都無法全心投入他那門特殊的行業，除非有一定數量的各種物品事先積蓄在社會的某個角落（不管是由他自己或由其他某些人佔有），足夠維持他的生活，並且提供他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直到他不僅完成而且售出他的布匹。顯然的，早在他投身於這種專門行業之前，這些物品積蓄必然已經在社會某個角落累積很久了。

按照自然的道理，各種物品的累積必然先於社會分工。所以，只有當事先積蓄起來的各種物品數量愈來愈多時，勞動分工纔可能分得愈來愈細膩。當勞動分工愈來愈細膩時，同一數目的工人所能加工處理的原材料數量，將會依更高的比例增加。而且由於每個工人執行的工序變得愈來愈簡單，將會有各式各樣的新機器被髮明出來，方便或減少這些工序的難度。因此，當勞動分工愈來愈細膩時，若要讓相同數目的工人經常進行工作，除了必須有相同數量的食物積蓄事先累積起來之外，事先累積的原料和工具數量，也必須比勞動分工粗略時還要多一些。

再說，每一個行業的工人數目，通常會隨着該行業的分工日細而有所增加，甚至可以說，正是由於工人數目增加，所以才讓勞動分工可以更加細膩。如果說物品積蓄的累積必須在先，否則勞動生產力便不會有重大的進步，那麼我們同樣可以說，物品積蓄的累積自然會導致生產力進步。每個運用物品積蓄以維持勞動工作的人，必然都希望儘可能使運用方式產生最大的工作成果。因此，一、他會竭盡心力安排勞工執行各種工作，務必使僱用的勞工適才適所，二、並且儘可能提供最好的機器給勞工使用，不管是他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發明出來的，或是他從外頭買進來的機器。

他在這兩方面的能力，通常和他運用的物品積蓄數量成正比，或者說，通常和積蓄數量所能僱用的勞工數目成正比。所以說，在每一個國家，勞動工作的數量，不僅會隨着僱用勞動工作的物品積蓄數量增加而增加，而且同樣也由於物品積蓄數量增加了，同一數量的勞動獲得的工作成果也會變得更大。以上是綜論物品積蓄數量的增加，對勞動工作數量和勞動生產力所造成的影響。在接下來的第二卷，我將盡力說明，物品積蓄的性質，這種積蓄累積成各種不同的資本，以及這些資本的各種運用方式造成的影響。

本卷共分五章。在第一章，我將盡力說明，不管是特定某個人佔有的，或是整個社會佔有的全部物品積蓄，都自然會分成哪些不同的成分或種類。在第二章，我將盡力說明，如果在社會全部的物品積蓄當中，我們把金錢視爲一個特殊的積蓄種類，那麼它的性質和作用有什麼特殊之處。各種物品積蓄累積成爲某種資本之後，或許是由擁有者本人直接來運用，或許是借給他人來運用。因此，在第三和第四章，我將分別盡力探討，資本在這兩種情況下的作用方式。第五也是最後一章，討論各種不同的資本運用方式，對全國的勞動工作數量，以及對全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數量，會直接造成哪些不同的影響。

出處：《書名》第一卷 · 第 11 篇 · 論地租 · 共 84,313 字 · 底本：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