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第四卷 · 第 29 篇
論重農主義，或論那些主張土地的產出是各國收入或財富的唯一或主要來源的政治經濟思想體系
導言（本站編寫）重農學派主張土地是財富唯一源頭。史密斯肯定其洞見，但認為分工與資本同樣創造財富。
財富的唯一或主要來源的政治經濟思想體系我認爲，對於重商主義確有必要多花一些篇幅詳加說明，但對於重農主義的說明不需要那麼長。就我所知，這種主張土地產出是各國收入或財富之唯一來源的思想體系，從未被任何國家採納實施過，而且這種思想目前僅存於法國少數幾個博學巧思人士的理論推測中。對於一個從未，而且將來也很可能永遠不會，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造成任何傷害的思想體系，的確不值得鉅細靡遺檢討其中的錯誤。然而，我仍將盡我所能，清楚說明這個非常巧妙的思想體系的輪廓大綱。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大臣考伯特先生（Mr．Colbert），爲人正直廉潔又極爲勤奮，對細節掌握得清清楚楚，對政府會計賬的檢查極有經驗又極爲精明；總之，他在各方面的能力，非常適合爲公共收入的徵收與支出引進好的方法和規律。很不幸的，那一位大臣卻擁抱重商主義所有的偏見；此一主義就其性質與精髓而言，本是一個限制與管束的體系；而這個人又是一個孜孜矻矻勤勉工作的實務家，慣於管束公家機關裏的各個部門，建立種種必要的考覈與控制，把每一個公務部門侷限在其適當的範圍內；所以，要這樣的人不會契合那樣的主義也難。
他致力於把同一套用在控制公家機關內各個部門的模式，也用來控制一個大國的各種勤勞和買賣活動；他沒有根據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平等、自由與公正的原則，允許每一個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授予某些勤勞部門特別的優惠方便，同時對其他某些勤勞部門施加同樣特別的限制打壓。他不僅像其他歐洲國家的大臣那樣，傾向於較多鼓勵城市產業而較少鼓勵鄉村產業，而且爲了支持城市產業，他還甚至不惜打壓鄉村產業。爲了使城市居民可以買到便宜的糧食，藉以鼓勵製造業和國外貿易，他完全禁止穀物輸出，結果使鄉村居民無法進入任何國外市場，去出售他們的勤勞產出當中顯然最爲重要的部分。
此一禁令，加上法國各省古老的法律對穀物在各省之間的運輸施加的種種限制，以及幾乎各省都對土地耕種者橫徵暴斂的許多雜稅，使法國的農業遭到極大的壓抑，使其發展水平遠低於在該國那麼肥沃的土地上與那麼良好的氣候裏農業自然應該達到的狀態以下。這種壓抑與蕭條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或多或少被感受到，於是有許多人便開始探究導致這種情況的各種原因。而其中一個顯然是考伯特先生所設立的制度偏愛城市產業甚於鄉村產業。俗諺說，如果一根鐵桿太過彎向一邊，要再弄直它，就必須先把它弄得同樣太過彎向另一邊（簡言之，矯枉必過其正）。
提出重農主義、主張農業是各國收入與財富的唯一來源的那些法國哲學家，似乎採納了這一則通俗箴言的建議；正如在考伯特先生的體系中，城市產業相較於鄉村產業的價值顯然被過分高估，所以在他們鼓吹的思想體系中，城市產業的相對價值顯然被過分低估。對一國土地與勞動每年產出，一般認爲有所貢獻的各階層人民，被他們分成三大階級。第一是地主階級。第二是土地耕種階級，包括農夫和鄉村勞工，他們爲了推崇此一階級，爲它冠上了一個特別的名稱，即所謂生產性階級。第三階級包括各種技工、製造業者和商人，他們爲了儘量貶低此一階級，羞辱地稱之爲無益的階級或非生產性階級。
地主階級對一國每年產出的貢獻，在於他們偶爾會在土地改良、農場建築、排水溝、圍籬和其他地上物的施作或修繕方面花一些錢，而耕種者有了這些花費的協助，便能用同一筆資本種植出更多的農產品，從而能夠支付較高的地租。此一較高的地租可以被想成是，地主在用來改良土地的那些費用或資本上該得的利息或利潤。那些費用在此一思想體系裏稱爲地皮費用（depenses foncieres）。耕種者或農夫對一國每年產出的貢獻，在於他們每年在土地耕種方面，所花的那些被此一思想體系稱爲原始與每年的費用（depenses primitives et depenses annuelles ）。
所謂農夫的原始費用，包括他在農具、牲畜、種子方面的花費，以及至少在他佔用土地第一年的大部分期間中，或直到他能從土地產出回收一些費用之前，維持他自己的家庭、家丁和牲畜生活所需的花費。農夫每年的費用，包括種子、農具損耗，以及每年維持他的家丁和牲畜生活所需的花費，而且如果他的家庭成員當中，有任何部分被當做家丁使用在土地耕作上，則該部分家庭成員每年的生活維持費也應包括在內。他在支付地租後剩下的那一部分土地產出，首先，必須足以在一個合理的期限內，或至少在他佔用土地的期間內，讓他得以回收他所花的全部原始費用，並讓他在此原始費用上獲得平常的資本利潤；其次，必須讓他得以每年回收他每年耕作所花的全部費用，並讓他在每年的費用上獲得平常的資本利潤。
那兩種所謂費用，其實是農夫用來耕種土地的兩筆資本；除非那些費用被定期地歸還給他，並附帶合理的利潤，否則他務農的所得就比不上他去幹其他行業的所得；而基於他自己的利益，他一定會盡快的放棄務農，轉到其他的行業去。所以，爲了讓農夫得以繼續務農而必須留給他的那一部分土地產出，應該被視爲神聖不可冒犯的耕種財源；如果地主侵犯了這種財源，必然會使他自己的土地的產出減少，因此在屈指可數的幾年內，使農夫不僅無法支付他想榨取的超高地租，而且也無法支付他原本可以得到的合理地租。
應當屬於地主的地租，不會大於在土地的產出中，以最完整的方式還回先前爲了種植全部產出或總產出所必需支出的全部費用後，留下來的那一部分淨產出。正因爲耕種者的勞動成果，在完全歸還了所有那些必要的耕種費用後，還可以提供這種（支付地租的）淨產出，所以此一階級的人民在這個思想體系中，才被特殊地加上生產性階級的尊稱以資區別。基於同一理由，他們所花的原始與每年的費用，在這個思想體系中，也被稱爲生產性費用，因爲這些費用，除了能夠歸還它們本身的價值外，還年年一再導致一份淨產出被生產出來。
所謂地皮費用，亦即地主花在改良其土地的那些費用，在此一思想體系中，也被尊稱爲生產性費用。直到地主獲得的那個較高的地租，把全部的地皮費用，連同平常的資本利潤，歸還給地主之前，那個較高的地租應該被教會和國王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不應該被徵收什一稅（the tithe）或其他稅，否則土地改良將會遭到打壓，結果教會將抑制她自己的什一稅收入的成長，而國王也將會抑制他自己的稅收成長。在井然有序的事物狀態下，那些地面費用，除了會以最完整的方式再生產出它們本身的價值外，也同樣會在一定的時間後，導致一份淨產出再生產出來；所以，在此一思想體系中，那些費用也被認爲是生產性費用。
在此一思想體系中，地主的地面費用，以及農夫原始的和每年的費用，是僅有的三種被認爲屬於生產性的費用。所有其他的費用，以及所有其他種類的人民，即便是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被認爲最有生產性的那些人，在此一思想體系中，都被認爲是完全無益的、非生產性的。例如，在此一思想體系中，技工和製造業工人被視爲完全無益的非生產性階級，雖然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那些人的勤勞大大提高了土地初級產物的價值。根據此一思想體系的說法，他們的勞動成果只歸還了僱用他們的資本，加上該資本平常應得的利潤。
那筆資本，包括他們的僱主墊付給他們的材料、工具和工資，是一筆預定用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並驅動他們工作的財源。而那筆資本該得的利潤，則是預定用來維持他們的僱主個人生活的財源。他們的僱主，正如他墊付他們的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與工資給他們，所以他也墊付他本人的生活所需的費用給他自己，而他通常會量入爲出，使他本人的生活費用，和他預期可以從他們的製成品價格賺到的利潤相對稱。除非製成品的價格，把他墊付給他自己的生活費，以及他墊付給工人的材料、工具和工資，全部歸還給他，否則該製成品顯然就沒有把他花在它身上的全部費用歸還給他。
所以，製造業資本的利潤和地租的性質不同，不是在完全還回先前爲了獲得利潤而必須支出的全部費用後，留下來的淨產出。農夫的資本讓農夫獲得利潤，就像製造業老闆的資本讓製造業老闆獲得利潤那樣；但農夫的資本同時也讓另一個人獲得地租，而製造業老闆的資本卻辦不到。所以，花在僱用與維持技工與製造業工人的那種費用，也許可以說，只不過是在延續它本身價值的存在而已，不會產生任何新的價值。所以說，它完全是一種無益的或非生產性費用。相反的，花在僱用農夫與鄉村勞工的那種費用，除了延續它本身價值的存在之外，還生產出新的價值，即地主的地租。
所以說，它是一種生產性費用。和製造業資本一樣，商業資本也是無益的或非生產性資本。它只延續自身價值的存在，不會生產出任何新的價值。商業資本的利潤，只不過是把資本主在運用資本的期間，或直到資本主回收資本以前，墊付給資本主自己的生活費用，還給資本主而已。換言之，商業資本的利潤，只不過是補償資本運用所必要的一部分花費而已。技工與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對每年全部的土地初級產出的價值不會有任何增益。沒錯，他們的勞動的確使土地初級產出當中某些部分的價值大爲提高。
但他們的勞動也同時導致其他部分的初級產出被消費掉，而被消費掉的那一部分初級產出的價值，正好等於他們的勞動施作在某一部分初級產出上所增加的價值；所以，不管在什麼時候，全部的初級產出價值，絕不會因爲他們的勞動而絲毫有所增加。例如，製作一對美妙的袖口褶邊蕾絲的工人，有時候也許會把價值一便士的亞麻提高到價值三十英鎊。雖然乍看之下他似乎因此把一部分初級產出的價值提高了大約七千二百倍，實際上他絲毫沒有增加每年全部的初級產出價值。製作那蕾絲也許要他花兩年的工夫。
在他製作完成時，所得到的那三十英鎊，只不過是把他在那兩年的製作過程中墊付給他自己的生活費，還回來給他而已。他每天、每月或每年的勞動在那亞麻上所增加的價值，只不過歸還他自己在那一天、那個月或那一年所消費掉的價值。所以，不管在什麼時候，他都絲毫沒有增加每年全部的初級產出價值；因爲他不斷消費掉的那一部分初級產出價值，永遠等於他不斷生產出來的價值。從事這種非常昂貴、但可有可無的飾品製作的人，大部分極其貧窮；此一事實應足以讓我們相信，他們的製成品價格平常不會超過維持他們生存所需的費用。
但農夫與鄉村勞工的勞動成品價格卻不是這樣。在平常的情況下，這種成品的價格，除了以最完整的方式還回工人和其僱主在工作與生活上所花的全部費用與消費外，還不斷的生產出地主的地租這個新價值。技工、製造業工人和商人，唯有透過節儉才能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或按照重農主義的說法，唯有透過自我剝奪，亦即，從他們自己的手中奪去一部分指定用來維持他們本身生存的物資。他們每年沒再生產出什麼價值，除了那一筆物資。所以，除非他們每年節省那筆物資當中的一部分，亦即，除非他們每年自我剝奪屬於他們自己的一部分物質生活享受，否則社會的收入與財富絕不可能因爲他們的勤勞而絲毫有所增加。
相反的，農夫和鄉村勞工則可以完全享受指定供他們自己過活的全部物資，而同時還可以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他們每年的勤勞，除了再生產出指定給他們過活的全部物資之外，還生產出一份淨產出，而擴大這一份淨產出，必然會擴大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所以，像法國或英國那樣，大多由地主和耕種者階級組成的國家，就能靠勤勞與享受而致富。相反的，像荷蘭與漢堡那樣，主要是由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組成的國家，就只有靠節儉與剝奪生活享受才能致富。正如處境如此不同的各國，對其自身有利的做法各不相同，所以各國人民共同的性格也大不相同。
在前一種國家，慷慨大方、坦白率直，以及好與人同樂廝磨，自然是其人民共同性格的一部分；而在後一種國家，人民一般則是心胸狹窄、卑鄙吝嗇、傾向自私，以及厭惡社交聯歡。非生產性階級，即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階級的生計，完全得自於其他兩個階級（即地主階級和耕種者階級）的勞動成果。後兩階級對前一階級，除了提供其工作所需的材料，還提供其生存所需的物資，亦即，提供前一階級在進行其工作時所消費的穀物與牲畜。非生產性階級當中所有工人的工資，以及當中所有僱主的利潤，最後全都是由地主和耕種者支付。
追根究底的說，那些工人和他們的僱主們全都是地主和耕種者的僕人。他們只是在家庭外面工作的僕人，正如一般打雜的傭人是在家裏面工作的僕人那樣。然而，不管是前一種僕人或後一種僕人，都一樣是仰賴同一羣主人的花費而獲得生計的。這兩種僕人的勞動同樣是非生產性的。他們的勞動，對全部的土地初級產出價值，沒有絲毫的增益。他們的勞動，不但不會增加那個全部的價值，反而是一筆必須取之於那個全部價值的費用。然而，此一非生產性階級，對其他兩個階級來說，不僅有用，而且是大大的有用。
藉助於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的勤勞，地主和耕種者只須用很少量的本身勞動的產出，便可買到他們所需的外國貨品和本國製品；而如果他們笨手笨腳地嘗試親自進口自己所需的外國貨品，或毫無技巧地嘗試親自制作供自己使用的製品，他們將不得不耗掉本身大量的勞動。利用非生產性階級的勤勞，耕種者可免於許多原本會讓他們分心，使他們無法好好專注於耕種土地的瑣事。由於此一專心，耕種者得以栽培出來的那個較多的土地產出數量，充分足以支付地主或耕種者自己用在維持與僱用非生產性階級上的全部花費。
雖然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的勤勞，就其本質而言，完全是非生產性的，不過，以這種方式，卻間接有助於增加土地的產出。非生產性階級的勤勞，提高了生產性勞動的生產力，因爲它讓生產性勞動得以自由的專注於最適合自己的工作，亦即，專注於土地耕種；耕耘的工作，藉助於離鋤頭最遠的某個人的勞動，往往可以進行得更容易也更好。在任何方面限制或壓抑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的勤勞，對地主和耕種者絕不可能有利。此一非生產性階級享有的自由程度越大，在所有構成此一階級的各種行業中競爭就越激烈，而其他兩個階級被供應的外國貨品和本國製品就越便宜。
壓迫其他兩個階級，對非生產性階級也絕不可能有利。非生產性階級的生計，完全仰賴土地的剩餘產出，亦即，完全取自於土地的產出中，首先減掉耕種者的生活費，其次再減掉地主的生活費之後剩下來的價值。此一剩餘價值越大，非生產性階級的生計也就越豐富。所以，建立最充分的公正、最充分的自由，與最充分的平等，正是最有效確保所有三個階級享有最大繁榮的祕訣。在像荷蘭與漢堡那樣，主要是由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組成的商業國家裏，此一非生產性階級的生計，也同樣完全得自於地主和耕種者的勞動成果。
唯一的差別是，供應工作材料和生活物資給這些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的那些地主和耕種者，住在很不方便的遠方，是其他國家的居民，接受其他政府的統治。然而，這種商業國家，對其他那些國家的居民來說，不僅有用，而且是大大的有用。這種商業國家，在某一程度上，填滿了一個很重要的空缺，亦即，補足了其他那些國家的居民理當在他們本國找得到，但由於他們本國政策上的一些缺失，卻找不到的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壓抑或困擾這種商業國家的勤勞，不管是對他們的貿易或對他們供應的那些商品課徵高關稅，對地主國家來說（如果我可以比照所謂“地主階級”採用“地主國家”這個稱謂），絕不可能有利。
使那些商品變得更貴的高關稅，只會降低地主國家自身土地的剩餘產出的真實價值，而用來購買那些商品的正是那個剩餘產出，或者等於說，正是那個剩餘產出的價格。這種關稅只會壓抑那個剩餘產出的增加，從而壓抑地主國家自身土地的改良與耕種。相反的，允許所有商業國家享有最充分的貿易自由，將會是使那個剩餘產出價值提高、激勵那個剩餘產出數量增加，從而激勵地主國家自身土地改良與耕種的最有效辦法。甚至那些地主國家，若想在未來適當的時候，擁有目前他們國內所欠缺的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亦即，若想以最適當且最有利的方式填滿他們覺得很重要的那個國內空缺，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允許所有商業國家享有最充分的貿易自由。
他們的土地的剩餘產出數量不斷增加，所創造出來的資本積蓄，終將在某個時候超過用在土地改良與耕種上還可以獲得平常利潤率的數量；這時，超過那個數量的資本自然會自動轉向，被用在國內僱用某些技工與製造業工人的用途上。而那些技工與製造業工人，由於可以就近在國內找到工作材料與生活物資，即使技術與技巧差很多，做出來的東西，其成本也許便立即能夠和那些商業國家的同類技工與製造業工人所做的一樣便宜，因爲後者必須從很遠的地方取得工作材料與生活物資。即使由於欠缺技術與技巧，他們也許一時之間做不出成本一樣便宜的東西，不過，因爲可以就近在國內找到市場，他們也許能夠在該市場裏和那些商業國家的技工與製造業工人所做的東西賣得一樣便宜，因爲後者除非經過長途搬運否則到不了那個市場；而隨着技術與技巧的改善，他們很快便能夠賣得更便宜。
所以，那些商業國家的技工與製造業工人，將立即在那些地主國家的市場裏遭到對手的競爭挑戰，而且不久之後，由於敵不過對手的削價競爭，就會被完全擠出那些市場。那些地主國家的製成品，由於技術與技巧逐漸改善，價格會越來越便宜，經過一段時間後，其銷售範圍會延伸到本國市場之外，會被帶到許多國外市場，並且在那裏以同樣的方式將那些商業國家的許多製成品擠出市場。那些地主國家的初級產出和製成品數量不斷增加，所創造出來的資本積蓄，終將在某個時候超過用在農業或製造業都還有平常的利潤率可賺的那個數量。
這時，超過那個數量的資本自然會自動轉向國外貿易，被用在將本國的初級產出和製成品當中超過本國市場需求的部分輸出到外國市場的用途上。在輸出他們本國的產出方面，地主國家的那些商人相對於商業國家的商人，佔有如同其技工與製造業工人相對於商業國家的技工與製造業工人所佔有的那種優勢，亦即，他們佔有地利之便，在國內便可就近找到出口貨物，以及各種材料與糧食儲備，而他們的對手卻必須長途跋涉尋求那些東西。所以，即使在航海技術與技巧上輸給對手，他們也能夠在國外市場把那些貨物賣得和那些商業國家的商人一樣的便宜；而有了一樣好的航海技術與技巧後，他們便能夠賣得更便宜。
所以，他們將很快的便能在國外貿易部門和那些商業國家相對抗，而且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將後者完全擠出那個貿易部門。所以，根據此一豁達大度的思想體系，一個地主國家，若想培養出自己的技工、製造業工人和商人，最有利的辦法莫過於，將最充分的貿易自由授予所有其他國家的技工、製造業工人和商人。它將可藉此提高其自身土地的剩餘產出價值，而此一剩餘產出不斷增加，將逐漸創造出一筆資本積蓄，而這筆資本積蓄在適當的時機，必然會培養出它所需要的全部技工、製造業工人和商人。
相反的，如果一個地主國家，不管是以高關稅或以絕對禁止的法令，打壓外國貿易，必然會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傷害到自己的利益。第一，由於提高所有外國貨以及各種製成品的價格，所以必然會降低其自身土地剩餘產出的真實價值，而用來購買那些外國貨和製成品的正是那個剩餘產出，或者說正是那個剩餘產出的價格。第二，由於使自己的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在國內市場享有某種獨佔地位，所以會提高商業和製造業相對於農業的利潤率，從而會吸取一部分原本運用於農業的資本離開農業，或者阻礙一部分原本會進入農業的資本投入農業。
所以，這種政策以兩種不同的方式打壓農業發展；第一，透過降低其產出的真實價值，降低其利潤率；第二，透過提高其他所有資本用途的利潤率，使農業變得比較無利可圖，同時使貿易和製造業變得比較有利可圖；於是，每個人基於他自己的利益，自然會盡其所能，把他的資本與勤勞從前一種用途移往後兩種用途。即使透過此一打壓政策，一個地主國家能夠比它透過自由貿易能夠做到的稍微早一點培養出它自己的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然而，這一點並非毫無疑問）；但我們也許可以說，它仍將是過早地，或者說，是在時機完全成熟之前，就把他們培養出來。
由於過於性急的培養某一種產業，它將會壓抑其他更有價值的產業。由於過於性急的培養一種只會將投入的資本（連同平常的利潤）還回的產業，它將會打壓到另一種產業，而這種產業，除了可以還回用掉的資本與其利潤，還可以提供一筆淨產出，亦即，一筆沒有花費任何成本的租金給地主。由於過於性急的鼓勵那種完全無益的非生產性勞動，它將會打壓到生產性勞動。根據此一思想體系，每年土地的全部產出怎麼樣在前述三種階級之間分配，以及非生產性階級的勞動怎麼樣只還回本身所消費掉的價值，而絲毫不會增加土地全部產出的價值，都被該思想體系的奠基者，即見解非常巧妙而且學識非常淵博的魁奈先生（Mr．Francois Quesnay），以一些算術公式表現出來。
這些公式當中的第一個，爲了突顯其首要地位，他特別稱之爲“經濟表”（the Economical Table ），說明在最充分自由、所以也是最繁榮的狀態下，他認爲，每年土地的全部產出將會怎樣在三種階級之間分配；他認爲，在這種狀態下，每年土地的全部產出將可提供最大可能的淨產出，而且在全部的產出中，每一種階級都將享有其適當的份額。其後的一些公式，說明在各種不同的限制與管束狀態下，他認爲全部的產出會怎樣分配；在這些狀態下，要不是地主階級，就是無益的非生產性階級，比耕種階級享有更多優惠；亦即，在這些狀態下，要不是地主階級，就是無益的非生產性階級，多少侵佔了應當屬於生產性階級的那一份土地產出。
根據此一思想體系，每一次這樣的侵佔，或者說，在自然的分配，即最充分的自由應當會建立的那種產出分配，每一次遭到侵犯時，都必然或多或少會在來年減少全部產出的數量與價值，都必然會使社會的真實財富與收入逐年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快慢，將視這種侵佔或侵犯的程度大小而定；侵佔或侵犯的程度越大，下降的速度也就越快。後來提出的那些公式，乃是根據此一思想體系，說明在自然的事物分配遭到各種不同程度的侵犯時，怎樣相應的導致各種不同程度的財富下降。某些理論派的醫生似乎認爲，唯有遵守某一精確的飲食與運動養生調理法，才能保持人體的健康，而背離該法，即使是最小的背離，也必然會按照背離的程度大小比例導致一定程度的疾病或失調。
然而，經驗似乎顯示，在各種千差萬別的養生調理法下，甚至是在一般認爲和完全健康的養生之道相差很遠的一些情況下，人體也往往可以保持最完美的健康狀態，至少從外表看來是如此。所以，人體的健康狀態本身似乎含有某一不爲人知的生存原動力，能夠在許多方面預防或矯正即便是很糟糕的養生之道所帶來的壞影響。魁奈先生，他本人是一位醫生，而且是一位非常理論派的醫生，似乎對政體或國家也抱持同一種想法；他似乎認爲，一個國家或政體，只有在某一精確的處方調理下，亦即，在完全自由與完全公正的精確處方調理下，纔會興旺繁榮。
他似乎沒想到，在一個國家中，每個人爲了改善自己的處境自然不會間斷的那種努力，是國家賴以生存的一股原動力，能夠在許多方面預防或矯正一個在某一程度上既偏頗又壓迫的政治經濟體系所造成的壞影響。這樣的政治經濟體系，雖然毫無疑問的多少會阻礙，卻未必一定能夠完全阻止一個國家自然朝向富裕與繁榮的目標前進，更不用說使它向後倒退。如果一個國家沒享有完全自由與完全公正就不能繁榮興旺，那麼在這個世界上就絕不可能有任何國家曾經繁榮興旺過。然而，很幸運的，在任何國家或政體裏，自然的智慧，爲了補救人類的愚蠢與不義所造成的許多壞影響，已經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就好像在自然的人體裏，自然的智慧，爲了補救人的懶惰與不節制，也已經做了相當多的準備。
然而，此一思想體系的首要錯誤，似乎在於將技工、製造業工人和商人視爲完全無益的非生產性階級。下列幾點觀察也許有助於說明此一看法的不適當之處。第一，此一思想體系承認，該階級每年再生產出本身每年的消費，而且至少使養活與僱用該階級的物品積蓄或資本得以繼續存在。但單就這一點而言，把無益的非生產性名稱套在此階級的頭上，便似乎不是很恰當。我們不該說某個婚姻是無益的或非生產性的，儘管該婚姻只生出一個兒子與一個女兒，恰好可以替補父親和母親，也儘管該婚姻並未增加人類的數目，而只不過使人類維持和從前一樣的數目。
沒錯，農夫和鄉村勞工，除了再生產出養活與僱用他們的資本外，每年還再生產出一筆淨產出，亦即，一筆沒有花費任何成本的租金給地主。正如一個生出三個孩子的婚姻，顯然比一個只生出兩個孩子的婚姻更有生產性；所以，農夫和鄉村勞工的勞動，顯然也比商人、技工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更有生產性。然而，前一個階級生產較多，不會使後一個階級變成無益的或非生產性的。第二，根據前述的觀點，似乎完全不宜把技工、製造業工人與商人拿來和家裏的傭人相提並論。傭人們的勞動，沒有延續那一筆維持與僱用他們的物資存在。
他們的生計完全仰賴主人的開銷花費；他們所執行的工作性質，不是可以還回那個開銷花費的那一種。那種工作，是一種通常在完成的那一瞬間便消失不見的服務，並沒有附着或體現在任何可以販賣的商品上，從而能夠替補他們的工資與生活費用所耗掉的價值。相反的，技工、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勞動，自然會附着或體現在某些可以這樣販賣的商品上。就是根據這一點，我纔在前面討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那一章中，把技工、製造業工人與商人歸類爲生產性勞動者，而把家裏的傭人歸類爲無益的或非生產性的勞動者。
第三，不管怎麼想象，似乎都不宜說，技工、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勞動沒有增加社會的實質收入。例如，即使像此一思想體系似乎認定的那樣，我們也認定，此階級每天、每月和每年消費掉的價值，正好等於它每天、每月和每年生產出來的價值。但即使如此認定，我們也不能接着說，此階級的勞動，對社會的實質收入，或對社會土地與勞動每年產出的真實價值，沒有任何增益。例如，一個技工，在農作物收成後的前六個月，完成了價值十英鎊的工作，即使他在同一時間消費掉價值十英鎊的穀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實際上也使社會土地與勞動的每年產出價值增加了十英鎊。
當他在消費半年份的收入，即價值十英鎊的穀物與其他生活必需品時，他也在生產一個等值的作品，能夠爲他自己或其他某個人買到一筆等值的半年份收入。所以，在那六個月當中，他所消費與生產的價值，不是十英鎊，而是二十英鎊。沒錯，在那六個月當中的每一刻，這二十英鎊的價值當中，實際存在的也許從來不會超過十英鎊。但如果那位技工實際上所消費的那價值十英鎊的穀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改由一個士兵或傭人來消費，那麼六個月後存在的那部分每年產出的價值，將會比實際上由於那位技工的勞動而存在的價值少十英鎊。
所以，即使那位技工所生產的價值，在任何時刻都不被認爲大於他所消費的價值，但在任何時刻實際在市場上存在的貨物價值，都將由於那位技工所生產的東西，而大於他沒得消費也沒得生產時市場上存在的貨物價值。當此一思想體系的守護者們說，技工、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消費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時，他們很可能不過是想說，他們的收入，亦即，指定供他們消費的物資，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但如果他們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得更爲精確，只說此一階級的收入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那麼讀者也許會立即想到，從該收入當中自然會被節省下來的部分，必定多少會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
所以，爲了硬要湊出某個像樣的論證，他們不得不照他們所言那樣表達他們自己的意思；但該論證，即使假定事情真是如它所假定的那樣，終究還是很不能使人信服。第四，如果不節儉，農夫與鄉村勞工也將和技工、製造業工人與商人一樣不可能提高社會的收入，或提高社會土地與勞動每年的產出。就任何社會而言，要擴大其土地與勞動每年的產出，只有兩種途徑；第一，在社會實際維持的勞動數量未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力有所改善；或者，第二，由於那個勞動數量有所增加。要改善有用的勞動生產力，首先須改善工人的工作能力，其次須改善工人所使用的機器性能。
但由於技工與製造業工人的勞動，比農夫與鄉村勞工的勞動更能夠被細分，亦即，每一個技工或製造業工人的勞動更能夠被簡化成較單純的工序，所以技工與製造業工人的勞動生產力，也比較能夠在這兩種改善途徑上達到比較高的水平。所以，在生產力的改善方面，耕種階級不可能比技工和製造業工人更佔優勢。在任何社會中，實際得到僱傭的有用的（或生產性）勞動，其數量若要增加，完全必須靠僱用勞動的資本有所增加；而資本增加的數量必定等於從收入節省下來的儲蓄數量；不管這收入是屬於某些管理與指揮那個資本運用的特定人士，或是屬於將那個資本借給那些特定人士運用的其他一些人。
如果商人、技工與製造業工人的性格，真的像此一思想體系所假定的那樣，比地主與耕種者更自然的傾向於節儉和儲蓄，那麼他們便應該更可能擴大他們的社會里所僱用的有用的勞動數量，因此更可能增加其社會的真實收入，亦即，更可能增加其社會土地與勞動每年的產出。第五也是最後一點，即使就每一個國家而言，其居民的收入，真的像此一思想體系似乎假定的那樣，完全在於他們的勤勞能爲他們自己取得的生存物資數量；但即使這個假定可以成立，一個以貿易和製造業立國的國家，其居民的收入，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也一定會比一個沒有貿易或製造業的國家大很多。
藉由貿易與製造業，能夠使每年輸入某一特定國家的生存物資，大於該特定國家自己的土地，在實際耕種的狀態下，所能生產出來的數量。城市的居民，雖然大多沒有自己的土地，但他們憑藉自己的勤勞從其他人手中取得的土地初級產出數量，不僅可以供應他們工作所需的材料，也可以供應他們生存所需的物資。一個城市和其鄰近的鄉村之間一定會有的這種關係，也時常會出現在一個獨立的國家和其他獨立的國家之間。荷蘭就是這樣從其他國家取得大部分生存物資；例如，從霍斯坦（Holstein）和日德蘭半島（Jutland）取得活牲畜，以及從幾乎所有歐洲各國取得穀物。
只須用少量的製造業產出，便可購得大量的初級產出。所以，一個貿易與製造業發達的國家，自然可以用一小部分的製造業產出，買到其他國家的一大部分初級產出；而相反的，一個沒有貿易或製造業的國家，通常不得不付出自己的一大部分初級產出，以購買其他國家的一小部分製造業產出。前一種國家輸出只能養活少數人的東西，輸入一大羣人賴以生存的物資。後一種國家輸出一大羣人賴以生存的物資，輸入只能養活少數人的東西。前一種國家的居民享有的生存物資數量，必定始終遠大於他們自己的土地，在他們實際的耕種狀態下，所能生產出來的數量。
而後一種國家的居民享有的生存物資數量，必定始終遠小於他們自己的土地，在他們實際的耕種狀態下，所能生產出來的數量。此一思想體系，儘管有其所有的缺點，然而在所有曾經發表過的政治經濟學學說當中，也許以它最爲接近真理；因此，很值得每一個有心鑽研該門非常重要的科學原理者仔細加以研究。雖然就它主張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爲唯一具有生產性的勞動來說，它所反覆灌輸的觀念也許過於狹隘；然而，就它主張國家的財富不在於不可消費的錢財，而在於每年被社會勞動再生產出來的那些消費品來說；以及就它主張若要使此一每年的再生產達到最大可能的水平，完全自由是唯一有效的辦法來說，它所教導的那些原則似乎在每一方面都如同它的豁達大度那樣的合理正當。
此一思想體系的追隨者爲數頗多；由於人們喜歡各種與一般見解對立的悖論，總喜歡錶現出自己理解超乎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它所主張的那個關於製造業勞動不具有生產性的悖論，對增加其信徒人數的貢獻也許不小。在過去數年間，這些信徒已經集結成爲一個相當重要的門派，在法國的學術界以“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s）的名號著稱。他們的文章對他們的國家確實有些幫助；不僅因爲那些文章把許多過去從未被好好檢討的課題提出來，引起大家討論，而且也因爲那些文章在某一程度內影響了行政機關，使農業部門得到較好的對待。
由於他們的主張，法國農業於是被解除了幾個從前限制其發展的桎梏。那種可以有效對抗每一個未來的買主或地主的土地租賃合約，其最長效期已經從九年延長爲二十七年。古老的各省法律對穀物在各省之間的運輸所施加的種種限制，已經被全部撤銷，而對所有外國輸出穀物的自由，也已經被確立爲法國的習慣法在所有平常的場合所保護的權利。此一學術門派的著作非常多，不僅討論真正所謂政治經濟學的課題，亦即，討論國家財富的性質與原因，而且也討論公民政府體系當中其他每一個課題；但那些著作全都深信不移地追隨魁奈先生的教誨。
因此，他們的著作大多沒有什麼變化不同之處。關於魁奈先生的學說，條理最爲清晰且最爲連貫的說明，當推曾經擔任法屬馬丁尼克島總督（Intendant of Martinico）的利維爾先生（Mr．Mercier de la Riviere）所寫的一本小書，書名叫做《自然與根本的政治社會秩序》。儘管他們的師傅魁奈先生本人極爲謙遜單純，不過，此一學術門派全部成員崇拜他的程度，並不亞於任何古代哲學家各自對其門派思想創始者的崇拜。例如，一位非常勤奮可敬的作者，米拉波侯爵（Marquis de Mirabeau）說，“自有世界以來，所有政治社會的穩定主要拜三項偉大的發明所賜，而許多其他的發明雖然使政治社會致富與美化，卻無助於其穩定。
這三項偉大的發明，第一是文字的發明，只要有此一發明，人類便能夠始終如一地傳遞其法律、契約、歷史記錄和各種發現。第二是錢幣的發明，此一發明把各文明社會間所有的關係連結在一起。第三是經濟表的發明，此項發明既是前兩項發明的結果，但也因爲完成了那兩項發明的未竟之功而成全了它們；經濟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發現，但它所產生的好處將由我們的後代子孫來收穫。”正如現代歐洲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對城市產業即製造業與國外貿易比較有利，對鄉村產業即農業比較不利；所以，也有其他一些國家採取不一樣的政治經濟原則，對農業比較有利，對製造業與國外貿易比較不利。
中國的政策偏愛農業勝於其他所有行業。在中國，據說鄉村勞工的處境遠勝於技工，就像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技工處境遠勝於鄉村勞工那樣。在中國，每一個男人的雄心壯志就是要佔有一小塊土地，不管是憑所有權佔有或僅憑租佃權佔有；而那裏的土地租約，據說授予的條件很公道，而承租人的權利也有充分的保障。中國人不大重視國外貿易。“你們那種乞丐似的買賣！”這是北京的官吏對俄國全權公使德蘭奇先生（Mr．de Lange）在談到國外貿易時所使用的話語。除了和日本貿易之外，中國人幾乎沒有任何由他們自己經營，並以他們自己的船隻輸運的國外貿易；他們甚至只開放一、兩個港口允許外國船隻進入。
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僅能在一個很狹窄的範圍內進行；如果中國允許國外貿易（不管是以他們自己的船隻輸運，或以外國的船隻輸運）享有更大的自由，則中國的國外貿易自然會自動擴展到更大的範圍。製造業的產品，往往在很小的體積內便含有很大的價值，因此從一個國家搬運到另一個國家所需的費用，比大部分初級產物的搬運費少很多；所以，幾乎在所有國家，製造業產品都是其國外貿易業的主要支柱。另一方面，在某些國家，由於幅員不像中國那樣遼闊，而地理條件也不像中國那樣有利於國內貿易，所以其製造業產品通常需要國外貿易的支持。
在那些幅員稱不上大，以至於國內市場狹小的國家，或在那些幅員與國內市場都不算小，但由於國內各省之間的交通困難，以至於國內任何地方的產品都無法享有整個國內市場的國家，如果沒有廣大的國外市場支持，製造業便不可能興盛起來。我們必須記住，製造業的完善完全仰賴勞動分工；而任何製造業能夠實施分工的程度，必然取決於市場範圍的大小；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在本書第一卷第三章說明過。但中國幅員極爲遼闊，人口極多，各省氣候分殊（因此各省的產物種類繁多各不相同），以及大部分地區之間的水運交通極爲方便；這些條件使中國的國內市場範圍極爲廣大，以至於單憑其國內市場，便足以支持各種規模很大的製造業，便足以引進相當高程度的勞動分工。
中國的國內市場範圍，也許和所有歐洲各國加在一起的市場範圍相差不了多少。然而，一個更爲廣泛的國外貿易部門，一個把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市場加在這個廣大的國內市場之上的國外貿易，尤其是當這個貿易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由中國的船隻輸運時，很難不會大大的促進中國的製造業，大大的提高其製造業的生產力。經由比較廣泛的航海經驗，中國人當可自然學會使用與建造其他國家已在使用的各種航海技術與機器，以及學會世界各國在其他技藝與產業方面的各種改良方法。照他們目前的方式，他們除了模仿日本，很少有借鏡其他任何國家以改善他們自己的機會。
古代埃及的政策，以及印度的印度政府，也似乎偏愛農業勝於其他所有行業。在古代的埃及和印度，全體人民分成幾個不同的種性階級或氏族，每一個階級，從父親到兒子，只許從事某一種或某一類職業。教士的兒子必然成爲教士；軍人的兒子必然成爲軍人；鄉村勞工的兒子必然成爲鄉村勞工；織布工的兒子必然成爲織布工；裁縫師的兒子必然成爲裁縫師，等等。在那兩國，教士階級的社會地位最爲尊貴，其次是軍人；而且在那兩國，農夫和鄉村勞工階級的社會地位也高於商人和製造業階級。那兩國的政府特別關注農業的利益。
古埃及的君主，爲了適當分配尼羅河的河水，所建造的那些工程設施，在古代便很出名；其中某些遺蹟至今仍爲許多旅行家所讚賞。古代印度的君主，爲了適當分配恆河以及其他許多河流的河水，所建造的同一類工程設施，雖然比較不是那麼出名，但似乎也同樣的偉大壯觀。因此，那兩個國家，雖然偶爾會發生饑荒，但基本上都以土地肥沃多產聞名於世。雖然那兩個國家人口極其稠密，但在中等收成的年份，他們兩國都能夠輸出大量的穀物給他們的鄰國。古代的埃及人對大海有一種迷信的厭惡感；至於印度，因爲印度教不允許信徒在水上升火，因此當然也不允許他們在水上烹調任何食物，所以印度教實際上禁止信徒從事所有遠洋航行。
因此，古代的埃及人和印度人必定幾乎全倚賴其他國家的船隻輸運他們的剩餘產出出口；這種倚賴必然會使那個剩餘產出的市場受限，所以也必然會壓抑那個剩餘產出的增加。但這種倚賴也必定會壓抑製造業產出的增加，而且更甚於壓抑初級產出的增加。製造業產品比最重要的土地初級產物需要更爲廣大的市場。單是一個鞋匠一年便可做出超過三百雙的鞋子，而他自己的家人一年也許穿破不了六雙鞋。所以，除非至少有五十個像他那樣的家庭經常光顧他，否則他就無法將他自己的勞動產出全部賣掉。
即使在一個大國，人數最多的那一類工匠，其家庭數佔全國總家庭數的比例也很少超過五十分之一或一百分之一。但在像法國和英國這樣的大國，從事農業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某些作者估計爲一半，其他一些作者估計爲三分之一，而就我所知，從來沒有任何作者的估計少於五分之一。再說，因爲法國和英國的農業產出絕大部分都在國內消費，所以根據前述的估計，每一個在法國或英國從事農業的人，只不過需要經常獲得一個或兩個或至多四個像他那樣的家庭光顧，便可將他自己的勞動產出全部賣掉。
所以，同樣在市場受限的壓抑下，農業會比製造業展現出更好的自身支持能力。沒錯，在古埃及和印度，許多內河通航的便利性，對國外市場受限的缺憾多少有一些彌補作用，因爲方便的內河航運，以最有利的方式，爲那兩國國內各個地方的各種產品，打開了整個國家範圍內的國內市場。而幅員遼闊的印度，也使該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很大，足以支持種類繁多的製造業發展。但古埃及幅員狹小，甚至從未有過像英格蘭那樣大小的範圍，所以必定使該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始終過於狹小，不足以支持種類繁多的製造業發展。
因此，印度諸省當中稻米出口數量最多的孟加拉國（Bengal），始終是以出口種類繁多的製造業產品較引人注意，而不是以出口它所產的稻米聞名於世。相反的，古埃及雖然也出口一些製造業產品，特別是細麻布，以及其他一些東西，但始終是以出口大量的穀物最爲出名。古埃及長期是羅馬帝國的穀倉。中國、古埃及，以及在不同時期割據印度的各個王國的君主，他們的全部收入或其中的絕大部分，始終是來自於某種土地稅或地租。這種土地稅或地租，像歐洲教會的什一稅（the tithe）那樣，是按土地產出的某一比例（據說是五分之一）課徵；此一比例稅，或以實物繳納，或者根據一定的實物折價，以錢幣支付；因此，其大小會隨着土地產出的變化而年年有所不同。
所以，那些國家的君主自然會特別關注農業的利益，因爲每一年他們自己的收入增減直接取決於農業的榮枯。古希臘各共和國的政策，以及羅馬共和國的政策，雖然重視農業甚於製造業或國外貿易，但似乎不如說比較壓抑後兩種行業，而不是對前一種行業有什麼直接或有意的鼓勵。在好幾個古希臘的城邦裏，國外貿易完全遭到禁止；而在其他好幾個城邦裏，各種工匠和製造業者的職業被認爲會損害身體的氣力與靈活度，使身體無法承受他們的軍事與體育訓練所要養成的那些習慣，從而多少使身體無法在發生戰爭時忍耐勞累並且對抗危險。
於是，這種於身體有害的職業被認爲只適合奴隸，而城邦裏的自由民則被禁止從事那些職業。即便是在那些像雅典和羅馬那樣沒有這種禁令的城邦，大部分人民實際上也無法從事所有那些目前通常由城市裏的下階層居民從事的行業。在雅典和羅馬，所有那些行業全都給富人的奴隸佔據了。那些奴隸是爲了他們主人的利益在從事那些行業的，而他們主人的財富、權勢與保護，則使貧窮的自由民無法在他的作品遇上那些奴隸的作品競爭時找到銷售市場。然而，奴隸很少能發明出什麼東西；不管是在機器方面，或是在工作的安排與分配方面，所有可以使工作更方便又省力的重要改良，向來都是自由民的發現。
如果某個奴隸提出任何這種改良建議，他的主人將很可能認爲，他之所以有這種建議，是因爲他想偷懶，是因爲他想讓他的主人破費以節省他自己的勞動。於是，這位可憐的奴隸，非但得不到獎賞，反而很可能換來一頓叱責怒罵，也許還加上一些體罰。所以，在奴隸所從事的製造業中，完成同一數量的工作所需運用的勞動，通常會比在自由民所從事的製造業中所需運用的多。因此，奴隸所製造的產品，通常必定比自由民所製造的貴。孟德斯鳩先生（Mr．Montesquieu）指出，和鄰近的土耳其礦坑相比，匈牙利的礦坑，雖然蘊藏不見得比較豐富，但開採的費用卻比較低，所以利潤也就比較高。
土耳其的礦坑利用奴隸開採；那些奴隸的手臂，是土耳其人唯一曾經想到要使用的採礦機器。匈牙利的礦坑由自由民開採；那些自由民使用不少機器，讓他們自己的開採工作既方便又省力。關於希臘和羅馬時代的製造品價格，我們目前所知極爲有限，不過，就那些有限的信息看起來，當時那些比較精細的製造品價格實在貴得嚇人。絲綢賣到和其重量相等的黃金價格。沒錯，那時候絲綢的確不是歐洲的製品；由於當時絲綢全都來自於東印度，運送的距離也許在某一程度內可以解釋它的極高價格。然而，時髦的仕女爲了一件亞麻襯衣，據說有時候會付出的那種價格，似乎也同樣高得離譜；由於亞麻布始終若不是歐洲本地的製品，最遠也只不過是埃及的製品，因此它的極高價格只可能有一種解釋，即用來製作它的勞動費用必定很高，而勞動費用之所以這麼高，除了所使用的機器極其笨拙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此外，當時細絨布的價格，雖然沒有那麼離譜的高，然而似乎也比本世紀的價格高很多。根據普林尼（Pliny），某些布，以特定的方式染色後，每磅的價格是一百德那裏（denarii），亦即，三英鎊六先令八便士。必須注意的是，羅馬人的一磅只等於我們的十二常衡盎司（avoirdupois ounces），亦即，只等於我們的四分之三磅。沒錯，此一高價格似乎主要是由於那種染料的緣故。但要不是那些布本身比本世紀所生產的任何種類的布都貴很多，大概也不會使用那麼昂貴的染料來染它。
否則，附屬品和本體之間的價值比例就未免太過不對稱了。同一位作者提到某種叫做Triclinaria的東西，這是一種用絨布做的枕頭或靠墊，有些古羅馬人用來靠着斜躺在長沙發上進食，其價格實在無法令人置信；據他所說，有些Triclinaria的價格超過三萬英鎊，還有價格超過三十萬英鎊的Triclinaria。此一超高價格據說也不是因爲染料特殊的緣故。阿巴思諾特博士（Dr．Arbuthnot）指出，在時髦男女的服飾方面，古代的花樣似乎沒有現代這樣多變；在古代雕像中我們所看到的服飾確實極少變化，這一點當可證實他所言不虛。
他根據這個事實推論說，他們的服飾大體而言必定比我們現在便宜很多。但依我看來，結論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當時髦的服飾費用很高時，花樣變化必定很少。但當任何一件服飾的費用由於製造技術與勤勞的生產力大幅進步而變得很公道時，服飾的花樣變化自然會繁多起來。當不再能以任何一件服飾的費用來突顯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時，有錢人自然會努力以他們的服飾數量和花樣來突顯他們自己。前文曾指出，城鄉居民之間的交易往來，是每一個國家最大也最重要的商業部門。城市居民從鄉村取來初級產出，作爲他們的工作材料和生活物資；並將一部分可供立即使用的製成品送往鄉村，以償付此一初級產出。
在這兩種不同階層的人民之間進行的這種交易，基本上是某一數量的初級產出交換某一數量的製成品。所以，後者越貴，前者就越便宜；所以，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凡是傾向於提高製成品價格的，都傾向於降低土地初級產品的價格，因此都傾向於阻礙農業成長。任何既定數量的初級產出（或者說任何既定數量的初級產出價格也一樣）可以買到的製成品數量越少，那既定數量的初級產出的交換價值就越低；而促使地主改良土地或農夫耕種土地提高初級產出的誘因就越小。除此之外，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凡是傾向於減少技工與製造業工人人數的，也都傾向於縮小國內市場，亦即，傾向於縮小最重要的土地初級產出市場，因此也都傾向於進一步阻礙農業發展。
所以，偏愛農業甚於所有其他行業，爲了促進農業，而對製造業與國外貿易施加各種限制的那些政治經濟體系，其作爲剛好和它們所企求的目的相反，都間接阻礙了它們想促進的那種產業的發展。就此而言，它們也許還比重商主義更爲自相矛盾。重商主義鼓勵製造業與國外貿易甚於農業，因此使社會的一部分資本轉向，從支持一種對社會比較有利的勤勞，轉向支持另一種對社會比較不利的勤勞。但實際上，它終究仍然鼓勵了它想促進的那種產業的發展。相反的，那些重農主義的體系，終究在實際上阻礙了它們自己所偏愛的那種產業。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政經體系，如果它力圖違反自然的趨勢，以各種特別的獎勵，吸引某一較高比例的社會資本投入某一特定的產業，或以各種特別的限制，迫使原本用在某一特定產業的一部分資本離開該產業；那麼，它其實傷害了它自己所欲促進的那個偉大目的。它非但沒有加速，反而減慢社會邁向真正富有與偉大的步伐；它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社會土地與勞動每年產出的真實價值。所以，所有偏袒或限制的政策一旦全被撤除，簡單明瞭的天賦自由體系當會自然而然的建立起來。每一個人，只要他不違反公正的法律，都完全被放任自由，都可以照他自己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拿他自己的勤勞與資本，來和其他任何人或任何階級的勤勞與資本競爭。
君主完全被免除某種職責；他若企圖從事那種職責，必定總是陷入無數的欺瞞與迷惑中，而人世間恐怕也沒有足以適切執行那種職責的智能或知識；那種職責就是監督私人的勤勞，以及指導私人的勤勞投入最適合社會利益的各種用途。根據天賦自由的體系，君主只有三項職責需要他照料；沒錯，這是三項非常重要的職責，但每一項都是明明白白，一般人都能理解的職責：第一項職責，是保護社會免於其他獨立社會的暴力傷害與入侵；第二項職責，是儘可能保護社會中每一個成員免於其他任何成員的不義傷害與壓迫，亦即，建立一套毋枉毋縱的司法體系以維持正義；第三項職責，是興建與維護某些公共工程設施與公共機構，雖然這些工程設施與機構，任何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基於本身的利益，絕不可能花錢去興建或維護；因爲對任何個人或少數幾個人來說，這些工程設施與機構的利潤，固然絕不可能將建設與維護費用償還給他或他們，然而對一個大社會來說，其利潤往往比還回全部的費用還要多很多。
適切執行那幾項君主的職責，必然需要一定的費用；而此一費用也必然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支持。所以，在下一卷裏，我將努力說明，（1）哪些是君主或國家必要的費用；在這些費用當中，哪些該由全社會一般人民的奉獻來支應；哪些則該由社會中某一特定部分或某些特定個人來承擔；（2）有哪些不同的方法，可以讓一般社會成員爲全社會應該承擔的費用做出奉獻；這些方法分別有哪些重要的優缺點；（3）究竟是什麼理由和原因，使幾乎所有現代政府都把這種收入的一部分拿去抵押借錢（或者簡單地說，幾乎所有現代政府都舉債度日）；而那種債務，對整個社會的真實財富，亦即，對整個社會土地與勞動每年的產出，會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下面這一卷自然分成三章。第五卷 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出處：《書名》第四卷 · 第 29 篇 · 論重農主義，或論那些主張土地的產出是各國收入或財富的唯一或主要來源的政治經濟思想體系 · 共 20,025 字 · 底本：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