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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作者

《國富論》作者,蘇格蘭啟蒙哲人 · 1723–1790

亞當·史密斯 肖像(十八世紀銅版畫風格)

亞當·史密斯

作者 · 1723–1790深讀★★★★★

蘇格蘭柯科迪(Kirkcaldy)人,格拉斯哥大學與牛津受教育,後任格拉斯哥大學教授。一七五九年出版《道德情操論》,一七七六年出版《國富論》,奠定古典政治經濟學。

要點以「分工」與「看不見的手」兩大意象,解釋國家財富的根源。
  • 一七二三年生於蘇格蘭柯科迪
  • 一七五九年《道德情操論》問世
  • 一七七六年《國富論》於倫敦出版
  • 一七九〇年逝世,遺稿囑焚
引文(逐字見於底本)
他宛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一個在其意圖之外的目的。

家世與出身

一七二三年,史密斯生於蘇格蘭濱海小鎮柯科迪。父親是當地的海關官員,在他出生前數月便已去世,他由母親瑪格麗特獨力撫養成人,母子相依,終身未離。柯科迪當時是蘇格蘭東岸一個以製造鐵釘與煤炭聞名的小港,市集、船塢與工坊構成了他最早的社會課堂。他自幼體弱,卻異常好學,鄰里傳說他四歲時曾被吉普賽人短暫帶走,旋即被追回;又說他記性驚人,能背誦整頁散文而幾乎不錯一字。這些軼聞未必全然可信,卻共同勾勒出一個「安靜、專注、博聞」的少年形象。這段濱海小鎮的歲月,成為他日後觀察分工、交換與海運的起點——別針工廠與水運之利,皆可上溯至他對故鄉作坊與港口的記憶。蘇格蘭東岸的貿易港,因與英格蘭合併後得以進入大西洋市場,市面的興衰本就與關稅、航路息息相關;他日後對重商管制的敏感,多少也來自這座小港的日常。

早年與求學

他十四歲便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受業於數學家羅伯特·西姆森與哲學家法蘭西斯·哈奇森。哈奇森主張「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又強調道德源於人心的自然情感,對史密斯的「同感」說影響甚深。一七四〇年,他獲斯內爾獎學金赴牛津巴利奧爾學院,攻讀古典、哲學與自然法。牛津的教學保守、課業疏簡,他卻在圖書館中自修,浸淫於牛頓以降的自然哲學與經驗科學。據其自述,牛津給他的最大收穫,反倒是「認清了英格蘭人的偏見」——他終身對英格蘭式的政策自信保持距離。這段求學經歷,使他養成一種渴望「以少數原理統攝萬象」的思維習慣,他稱之為「牛頓式」的方法:先建立簡單的原理,再讓現象自然歸位。他後來論市場如論天體,正是把這一方法移用到人事之上。

投身時代

一七四八年起,他在愛丁堡公開講授修辭學與文學;一七五一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學,先任邏輯學教授,次年轉任道德哲學講座。他講授自然神學、倫理學、法學與政治經濟學,課程內容日後被整理為《道德情操論》。他講課不依講稿、旁徵博引,深受學生愛戴,格拉斯哥的講席也讓他得以就近觀察這座商埠的貿易與工資實況。一七五九年,《道德情操論》問世,以「同感」(sympathy)與「公正的旁觀者」說明道德判斷的來源,一時洛陽紙貴,也使他躋身不列顛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他與大衛·休謨通信論學,結為終生摯友——休謨病逝時,史密斯在其遺囑中受託處理遺稿,亦可見兩人情誼之深。這一時期,他還為《愛丁堡評論》撰稿,並在講座中逐步把「財富如何增長」的問題獨立出來,日後遂成《國富論》的雛形。

主要事業

一七六四年,他辭去格拉斯哥的教職,隨年輕的巴克勒公爵赴歐洲大陸遊歷。在法國圖盧茲,他潛心著述近十年,其間結識魁奈、杜閣等重農學派要角,也與伏爾泰等人交往,思想在這些激盪中日益成形。一七七六年,他於倫敦出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五卷——即後世通稱的《國富論》。全書自分工與市場起筆,中經資本、價格與分配,繼而系統批判重商主義的殖民與貿易管制,終以國家歲入、公債與賦稅作結,將市場協調的機制講成一部完整的體系,奠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骨架。此後他晚年出任海關專員,居於愛丁堡,得以親見關稅與走私的實情;一七九〇年辭世,遺稿依囑焚毀,唯《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傳世。

身後評價

史密斯被尊為「經濟學之父」,其自由市場論在二十世紀成為政策辯論的核心座標:既被視為市場自由的旗手,也被馬克思等後來者當作批判與接續的對象。他的思想跨越大西洋,影響了美國的建國一代;他的「看不見的手」更成為經濟學最廣為人知的隱喻。近世的學者亦提醒,不應把他簡化為「放任主義」的代言人——他其實主張國家在國防、司法與公共工程上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如何詮釋,《國富論》所提出的問題——財富從何而來、又該如何分配——至今仍是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的起點。他對分工、市場與自利之協調的洞察,歷兩百餘年而不衰,成為理解現代經濟秩序最常用的一把鑰匙。

生活與軼事

史密斯終身未娶,性情羞澀內斂,卻博聞強記、長於談吐。據說他講學時偶爾走神忘詞,一旦分心又會自言自語;他散步時常陷入沉思,甚至曾身着睡袍走出數英里而不自知。但他能與農夫、工匠、商人長談,從對方口中挖出生產的細節——別針工廠的案例、水運與陸運的成本比較,皆源於這類實地觀察。他認為學問不在書齋,而在市集與工坊的往來之中,這種「從具體事物中提煉原理」的態度,正是貫穿其著作的方法。他與休謨的友誼最為人稱道,休謨臨終前數週,他守在床邊記錄下友人坦然面對死亡的種種,日後寫成一篇廣為傳誦的悼文。他的書房據說簡樸,唯書籍與友人信件堆疊;他珍惜與休謨的往來,也珍惜那些能給他第一手見聞的無名交談者——在他看來,市井的細節比書本的教條更接近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