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休謨
與史密斯同屬蘇格蘭啟蒙圈，著《人性論》《政治論文集》，主張貨幣數量說，反對重商主義的貿易管制。
- 一七一一年生於愛丁堡
- 《政治論文集》主張自由貿易
- 與史密斯終生友善，亦師亦友
- 一七七六年逝世，同年《國富論》出版
家世與出身
休謨生於愛丁堡一個中產的律師家庭，家在蘇格蘭低地的奈因威爾斯（Ninewells）另有田產。父親早逝，他由母親撫養長大，家中篤信長老會，他卻自幼便對宗教的教條心存疑竇。愛丁堡是當時不列顛最富活力的思想都會之一，醫學院、律師公會與書商聚集，使他自小浸潤於辯論、出版與新知的氛圍。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後，愛丁堡的港埠與學術同時興旺，這座城市的理性與節制，日後也成為他文風的底色——冷靜、清晰、不事煽情。他終身未婚，性情溫和而幽默，交友甚廣，其出身與環境共同塑造了一位「以經驗為尺、以人情為本」的哲人。
早年與求學
休謨自幼聰穎，曾在愛丁堡大學研習法律，卻很快轉向哲學與文學。他二十七歲完成《人性論》（一七三九年出版），以「印象」與「觀念」說明一切知識的來源，並對因果、歸納與自我同一性提出深刻懷疑。此書初時無人問津，他自己也說「從印刷機中產出時便是死胎」；然而日後它卻成為啟蒙哲學的基石，也啟發了康德的批判哲學。他為求安靜著述，曾赴法國隱居，在拉弗萊什（La Flèche）的耶穌會學院旁寫成此書。他的寫作風格清暢而機智，被視為英文散文的典範；他自陳學問的目標是「把哲學帶回人間」，以人性為中心重構一切知識。
投身時代
他旅居法國期間，結識了盧梭、狄德羅等啟蒙群賢；返國後曾短暫任外交使團秘書，又任愛丁堡律師公會圖書館管理員，得以博覽群書。他與史密斯的通信頻繁，兩人亦師亦友：休謨的懷疑論與史密斯的「同感」說彼此呼應，又互相砥礪。據說《國富論》中若干論點曾與休謨商議，休謨也把自己的經濟論文寄給史密斯徵詢意見。他一度想執掌愛丁堡大學的講席，卻因被指為「懷疑宗教」而落空——此事也反映了當時思想自由的限度。一七七六年休謨病逝，其時《國富論》剛出版數月；史密斯為他寫下的悼文，是二人情誼最動人的見證。
主要事業
在《政治論文集》（一七五二年）中，休謨主張通商互利、反對貿易管制，堪稱《國富論》的先聲。他提出貨幣數量說：物價隨金銀的多寡而漲落，貨幣只是交易的媒介，並非財富本身——這直接影響了史密斯對名義價格與真實價格的辨析。他更指出，一國輸入金銀反而會推高物價、削弱其出口競爭力，故金銀的流入自有其限度，此即後世所謂的「金銀流動機制」之雛形。他也論利息、賦稅與公債，並指出商業能培育勤勉與雅致的風尚，使社會的品味與秩序一同提升。其經濟見解與哲學一樣，都以「經驗」與「人性」為出發點，拒絕以抽象教條衡量現實。
身後評價
休謨被視為蘇格蘭啟蒙最具原創性的哲人；其懷疑論深刻影響康德，其經濟見解則在《國富論》中化為對重商管制的系統批評。他生前為人溫和、幽默，交友廣闊，卻因對宗教的懷疑而屢遭非議；他曾自嘲地說，反對他的多是「教士與熱狂者」。他晚年以《英格蘭史》享譽文壇，此書不以黨派為諱，卻力求平實，成為日後史學的典範。無論在哲學還是經濟學上，他都扮演了「提問者」的角色——把習以為常的觀念拆開，讓人重新審視其根據。史密斯曾說，休謨是自己那個時代「最接近於一個有德之人」的思想家，此語可為其一生定評。
生活與軼事
休謨的生活樸素而有節，他自言「好名之心」是他寫作的動機之一，坦承得毫不矯飾。他嗜好美食與好酒，愛丁堡的友人常聚於酒館論學，據說他談笑風生、全無哲人的架子。他與盧梭的交往起初情投意合，後來因誤解反目，成了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休謨自認待友以誠，卻遭盧梭猜忌，事後他公開通信以自明。他晚年罹患腸疾，自知不起，卻以出奇的平靜面對死亡，甚至與友人開玩笑說，死後墓碑上不妨只刻姓名與生死年月，「其餘任由世人評說」。史密斯在床邊記錄下他臨終前的種種，寫成一篇傳誦至今的悼文，稱其「面對死亡時，比任何人都更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