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勞動工資

勞動的產出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在土地私有與資本累積之前的原始社會階段，勞動的產出物，全部屬於勞動者本人。既沒有地主，也沒有僱主，和他分享勞動成果。如果這種社會狀態維持不變，那麼跟隨分工而來的勞動生產力進步，便會全部以提高勞動工資的方式表現出來。一切東西都會愈來愈便宜，也就是說，生產一切東西所需的勞動數量，會變得愈來愈少。由於在這種社會狀態下，等量勞動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自然而然會依等量比例互相交換。所以，用來購買一切物品的勞動產出物，它所需要的勞動數量，便會愈來愈少。

不過，雖然實質上一切物品都會愈來愈便宜，但是表面上也許有很多物品會變得比從前貴。或者說，它們換得的物品數量會比從前多。譬如，假設大部分行業的勞動生產力提高了十倍，也就是說，現在一天的勞動，生產出來的東西是從前的十倍。同時，假設其他某種行業的勞動生產力只提高了兩倍，也就是說，現在這種行業一天的勞動，生產出來的物品只是從前的兩倍。那麼，當人們現在以大部分行業一天的勞動產出物，交換這種行業一天的勞動產出物時，表面上，他們是以大部分行業從前十倍的勞動量，交換到這種行業從前兩倍的勞動量。

換言之，表面上，現在這種行業的產品，每單位（譬如說，每磅）比從前貴五倍。然而，實質上，這種行業的產品比從前便宜兩倍。雖然現在用其他商品來買它時，所需數量是從前的五倍，但實際上，不管是買它或生產它，現在需要用掉的勞動數量，都只有從前的一半。所以，現在取得它比從前容易兩倍。但是這種原始社會狀態，也就是勞動者獨享自己勞動成果的社會發展階段，在一開始土地私有化與資本累積時，便不可能繼續存在。也就是說，這個階段，早在勞動生產力得到重大的改善之前，便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繼續追究，那個階段如果維持不變，對勞動的報酬或工資會有什麼影響。一旦土地變成私人財產，地主便會向勞動者要求，幾乎每一種在他的土地上採擷或栽種得來的產物，他都要分得一部分。地主要求的地租，是需要土地來進行工作的勞動者，無法獲得全部勞動產出的第一筆扣除額。實際耕種土地的人，在收成之前很少有足夠的資源維持日常生活。他的生活所需，通常需要由僱主的資本墊付。也就是說，需要由僱用他的農夫墊付。然而，除非農夫可分得一部分勞動產出，或者比較具體地說，除非農夫可以連本帶利取回墊付的資本否則不會有興趣僱用他。

農夫的這種利潤，是需要土地來進行工作的勞動者，無法獲得全部勞動產出的第二筆扣除額。就不需要土地來進行工作的勞動者來說，他們的產出也一樣必須扣除類似的利潤。在各種手工藝與製造業，大部分工人需要僱主墊付他們工作所需的材料，以及生活費或工資，直到完成工作。而僱主會分享他們的勞動成果，或者說，會分享他們的勞動施加在材料上面的價值。僱主享有的那一分價值，便是他自己的利潤。有時候，確實會出現獨立自主的工人，除了有足夠的資本購買工作所需的材料，也有足夠的資本維持生活，直到完成工作。

這樣的工人，自己就是僱主，當然獨享全部勞動成果。或者說，獨享自己的勞動施加在材料上面的全部價值。這價值包含兩種性質不同的收入，通常分屬兩種人，即是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然而，前述情形畢竟並不多見。全歐洲，每二十個受僱於他人的工人，平均只對應一個獨立自主的工人。所以，不管在歐洲任何地方，提起勞動工資，大家只會想到一般所說的勞動工資，也就是勞動者和出資者不是同一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一般工資水平，取決於前述兩種人通常會達成的契約。在議定契約的過程中，雙方的利益絕不相同。

工人們希望儘可能獲得高額工資，而僱主們則希望儘可能少付工資。工人們往往聯合起來提高工資，而僱主們也往往聯合起來壓低工資。然而，在平常情況下，不難猜中哪一方在議價的過程中比較佔優勢，或者哪一方會成功的迫使對方順從他所開出的條件。由於人數比較少，所以僱主們比較容易團結起來；此外，法律也允許僱主團結起來，至少不會禁止。然而，法律卻禁止工人團結。我們的國家沒有制定任何法律，禁止人們聯合起來壓低工資，卻制定了許多法律，禁止人們聯合起來抬高工資。此外，在所有爭執的過程中，僱主堅持不妥協的能力比較耐久。

一般來說，地主、農夫、製造業的僱主以及商人，儘管什麼事也不做，連一個工人也不請，光靠自己既有的資本，都還可以撐過一兩年。相反的，如果沒有工作，許多工人活不了一個禮拜；其他能撐過一個月的，少之又少；而撐得過一年的，幾乎沒有。長期來說，僱主需要工人的程度，也許和工人需要僱主的程度相當。然而短期內，僱主的需要，卻不像工人那樣迫切。有人曾說，我們很少聽到僱主們聯合起來做什麼事，倒是時常聽到工人們聯合起來，要求提高工資。如果有人因此認爲，僱主們事實上很少聯合起來，那麼他可說對這個世界，和對此處所討論的課題一樣的無知。

僱主們可說是隨時隨地處於一種無言、但堅定一致的團結狀態；他們之間用不着言語協調，便都不會主動把工資提高到流行工資之上。無論在什麼地方，要是違反了這種無言的團結默契，就會非常不受歡迎。對於每一個僱主來說，在鄰居與同儕之間不受歡迎，無疑是一種羞辱。我們確實很少聽到僱主們的聯合行爲，不過，這是因爲無人聽曉，通常就是這種聯合行爲的一個特色。甚至有人也許會說，沒有人聽到這種聯合行爲，是理所當然的。但有時候，僱主們也確實會特別聯合起來，企圖把工資壓低到流行工資以下。

這種聯合，在付諸行動之前，始終都會以極機密靜悄悄的方式進行。有時候，儘管工人們對這種聯合壓迫感受非常劇烈，可是未曾公開反抗便屈服了，那麼所有局外人便不可能察覺僱主們曾經採取了任何聯合行動。不過，這種聯合行動，倒是時常會刺激工人們團結起來，共同採取防衛性的對抗行動。當然，即使沒有這種聯合行動的刺激，工人們有時也會自發的聯合要求提高工資。他們通常會說，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了；有時則會說僱主們因爲他們努力工作而利潤豐厚，以此訴求加薪。不管這種聯合行爲屬於防衛性或進取性，工人們始終會大張旗鼓，唯恐旁人不知。

爲了使整個事件很快就有結果，他們總是集體喧鬧聲嘶力竭，有時候甚至會作出令人髮指的暴力破壞行爲。他們心焦如焚，彷彿是亡命之徒，好像如果不把僱主嚇得立刻順從他們的要求，他們便會餓死似的。因此，他們總會不顧一切作出一些愚蠢荒唐的舉動。在這種情況下，與工人對立的僱主們，同樣會喊得聲嘶力竭。他們會不斷籲請行政部門的官員援助，籲請政府嚴格執行法律，限制一般職員、勞動者和技工階級的聯合。因此，從那些激烈的聯合喧擾當中，工人們很少得到任何好處。部分是因爲行政官員介入仲裁，部分是因爲僱主們優越的堅持能力，部分是因爲大多數工人，爲了自己眼前的生存不得不降服。

所以，一般來說，除了懲罰或清算首謀者外，工人們的聯合喧擾，最後總是一事無成。雖然在僱主和工人爭執的過程中，僱主通常比較佔優勢，但是長期來看，仍然存在某一特定的工資率下限。即使是階層最低的普通勞動者，他的平常工資，似乎也不可能長期被壓低到這個特定的工資率以下。人總是必須靠工作才能生存，他的工資必須足以養活自己。甚至在大多數時候，工資還必須稍微高些，否則無法撫養家庭，而下一代也就不可能從事相同的工作。甘地農（Cantillon）似乎根據這樣的考慮，認爲無論在什麼地方，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即使是階層最低級的勞動者，至少必須等於維持個人生活所需的兩倍，以便讓每一對夫妻都能夠撫養兩個小孩。

由於女人必須照顧小孩，她剩下的勞動，被認爲至多隻能供應她自己的生活。根據甘地農的估計，生下來的小孩當中，有一半活不到成年。因此，每一對最貧窮的勞動者至少必須生四個小孩，以確保平均有兩個小孩會長大成人。甘地農認爲，四個小孩所需的生活費，很接近一個大人。一個身體健康的奴隸，其勞動價值估計是自己生存所需的兩倍；而階層最低的勞動者，其勞動價值應當不會低於身體健康的奴隸。目前似乎可以確定即使是階層最低的勞動者，爲了撫養子女，夫妻兩人的勞動工資，必須比他們兩人的生存費用多。

不過，究竟必須多到什麼程度，是否像甘地農形容的那樣多？或者是其他的比例？對這個問題，我不想繼續追究。然而，偶爾會有一些特別情況，可以讓勞動階級得到議價優勢，讓他們能夠抬高工資，達到比維持生存所需的基本收入高出許多的地步。無論在哪一個國家，如果對工人的需求，也就是對各種勞動者、技工和職員的需求不斷增加，亦即，如果每一年都比前一年需要僱用更多人工作，那麼工人們便不需聯合起來要求提高工資。勞動相對稀少，導致僱主們互相競價爭取工人，於是他們拒絕提高工資的自然聯合默契便不攻自破。

顯然的，對工人的需求，即使增加，在比例上也必然受限於準備用來支付工資的財源增加的幅度。支付工資的財源有兩種：一、超過僱主們自己生活所需的那部分收入。二、超過僱主們自己工作所需的那部分資本。不管是地主、領受年金者或其他有錢的人，如果經過盤算，他的收入超過維持家庭所需的支出，他們便會拿全部或一部分的剩餘收入，僱用一個或更多的家庭幫傭。只要這些人的剩餘收入增加，他們便自然會增加家庭幫傭的人數。如果一個獨立自主的工人，譬如，一個獨立自主的織布工或製鞋匠，他擁有的資本，不但足夠支付工作所需購買的材料、維持生活，以及把工作成果賣掉所需的全部花費，而且還有剩餘。

他自然會拿剩下的資本，僱用一個或更多的工匠，以便通過其他工匠賺取利潤。只要這些人的剩餘資本增加了，他們自然會增加手下的工匠人數。因此，無論在哪一個國家，對工人的需求，必然都會跟隨人民的收入與資本而增加。如果收入與資本沒有增加，那麼對工人的需求便不可能增加。一國的收入與資本增加，就是該國的財富增加。所以說，對工人的需求，必然都會跟隨國家的財富而增加；如果國家的財富沒有增加，對工人的需求便不可能增加。勞動工資之所以升高，不是因爲一國擁有大量財富，而是因爲一國的財富不斷增加。

因此，工資最高的國家，不是在最富有的國家，而是在最欣欣向榮，或者說財富成長最迅速的國家。目前英格蘭無疑比北美洲任何地方都更富有。然而，北美洲目前的工資比英格蘭任何地方都高。在紐約州，普通工人每天賺三先令六便士當地幣，約值二先令英格蘭幣；造船的木匠每天賺十先令六便士當地幣，外加一品脫蘭姆酒，約值英格蘭幣六便士，總共等於每天賺六先令六便士英格蘭幣；造屋的木匠與泥水匠每天賺八先令當地幣，等於四先令六便士英格蘭幣；裁縫每天賺五先令當地幣，等於二先令十便士英格蘭幣。

這些人的工資都比倫敦同一類的工資高。北美其他殖民地的工資，據說和紐約州一樣高。北美洲任何地方生活用品價格，都比英格蘭低。從來沒聽過北美洲曾經缺乏糧食，即使收成再糟糕，他們也有足夠的糧食供自己使用，只是出口少了一些。因此，如果就金錢工資來說，那裏的勞動價格已經比母國任何一個地方都來得高了。那麼，就真實工資來說，（也就是工資賦予勞動者對一般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實質支配力），那裏的勞動價格高過母國的比例其實更大。雖然北美還不像英格蘭這樣富有，但它比較欣欣向榮，財富的累積速度比較快。

對任何國家來說，要知道它的繁榮程度，最簡單可靠的辦法，莫過於看人口增加的狀況。大不列顛以及其他多數歐洲國家的人口，目前一般認爲，至少需要五百年，纔會增加一倍。然而，有人發現，北美洲英屬殖民地的人口，每二十至二十五年便增加一倍。而且近代這樣快速的增加，主要不是因爲外來人口不斷移入，而是因爲當地人種大量繁衍。據說，那裏的人只要活到老，通常可看到自己有五十至一百個，有時甚至比這個數目更多的子孫。那裏的勞動報酬非常高，以至於子女衆多的大家庭，對於父母來說，不僅不是沉重的負擔，反而是重要的財源。

據估計，在離開父母之前，平均一個小孩可爲他們賺得約一百鎊的淨收入。一箇中下階級、帶有四或五個小孩的年輕寡婦，要是在歐洲，便很少有機會再婚。然而，如果在北美，往往會被男人當成一大筆財富來追求。在所有促使男女結婚的考慮當中，孩子的價值是最大的誘因。所以，早婚現象在北美不足爲奇。儘管早婚使得人口大量增加，卻仍然不斷有人抱怨北美欠缺勞動人力。那裏對勞動者的需求增加的速度，也就是準備用來維持勞動者生活的財源增加的速度，看來快過它們實際能夠多僱到的勞工人數。

任何國家，儘管擁有大量財富，但是如果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那麼它的勞動工資通常不會很高。準備用來支付工資的財源，或居民的收入與資本，也許非常多，但是如果它們已經連續好幾世紀保持或接近一樣的水平，那麼每一年被僱用的勞工人數，便可輕易供應下一年需求的勞工人數，有時甚至還有剩餘。如此一來，很少會發生勞工缺乏的情況，而僱主們也就沒有必要互相競價爭取勞工。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勞工人數會因爲自然成長而超過實際受僱人數。於是經常會發生工作機會缺乏的情況，工人們也就不得不互相競價爭取有限的工作機會。

在這種國家，即使工資曾經高過足以讓勞動者養活自己和家庭，勞動者之間的競爭以及僱主們的利益考慮，也會很快把工資壓低到維持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長久以來，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也就是說，中國一向是世上土地最肥沃、耕作得最好、人民最勤奮，以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但她似乎長期處於停滯狀態。五百多年前到過中國的馬可波羅，看到的土地耕種、產業發展和人口狀況，似乎和近代的旅行家在那裏看到的沒什麼兩樣。也許早在馬可波羅之前，中國已經取得了在當地特有的法律與社會制度之下，能夠取得的全部財富。

所有旅行家的記錄，雖然在許多方面互相矛盾，但是全都一致表示，在中國，勞動工資很低，工人很難養活一家人。如果挖了一整天的土，到了晚上能讓他買到一頓飯充飢，便感到心滿意足了。一般工匠的情況似乎更爲艱難。他們不像歐洲的工匠那般，呆坐在自己的店鋪裏等待顧客上門，而是帶着工具在大街小巷裏不斷穿梭，吆喝他們的服務項目，形同沿路乞討的工作。中國低層民衆貧窮的情況，遠超過歐洲最窮國家的低層民衆。根據一般的說法，在廣州附近有好幾百，甚至幾千戶人家，因爲在陸上沒有任何棲身之地，只好經常生活在河渠裏的漁船上。

由於當地能找到的生存資源極其稀少，所以只要遇到來自歐洲的船舶丟棄物品，即使是最骯髒的垃圾，他們也會爭先恐後地拾取。任何動物的屍體，例如死狗或死貓，儘管已經腐爛得發出惡臭，受歡迎的程度，猶如他國人民歡迎最健康的美食。在中國，人們結婚的誘因之一，不是生兒育女有利可圖，而是有處死兒女的自由。在大城市裏，每個夜晚都有許多嬰兒被遺棄在街頭，有些甚至像小狗般慘遭溺斃。這種溺斃嬰孩的恐怖工作，甚至據說是某些人公然承認賴以爲生的行業。儘管中國處於停滯狀態似乎由來已久，然而似乎也沒有跡象顯示她在退步。

那裏沒有任何城鎮被居民遺棄。任何土地一旦被開墾了，便沒有被荒廢過。所以，每年勢必持續進行幾乎同樣數量的勞動，每年準備用來養活勞動力的財源，勢必也不會明顯減少。所以，階層最低的勞動者，儘管收入極其有限，卻還能湊合着過日子，並且傳宗接代，延續該階級平常的人數。如果一個國家準備用來養活勞動力的財源持續顯著減少，那麼情形就不一樣了。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在哪一種行業，每年對職員與勞動者的需求，都會小於前一年。許多曾經接受高級行業教育的人，由於找不到高級行業的工作，只好到低層的行業裏找。

最低層的行業，原本就充斥最低層的勞工，再加上其他各種階級的勞工流入，所以爭取工作機會的競爭非常激烈，使得勞動工資很快降到僅可讓勞動者本人苟延殘喘過活的地步。許多人甚至連條件如此苛刻的工作都找不到，結果不是餓死，就是被迫乞討度日，或者鋌而走險，犯下各種滔天大罪。於是，匱乏、饑饉與死亡就降臨在最低層的勞動者身上，並蔓延到所有比較高級的社會階層。社會動盪產生的各種暴虐與災難，會減少全國的人口、收入與資本，直到剩下的收入與資本能夠輕鬆養活全國人口的水平。

這也許就是孟加拉國以及東印度其他一些英國殖民地目前的狀況。在一個土地肥沃的國家，原來的人口已經減少很多了，照理說在那裏謀生應該不會太困難纔是，然而那裏每年竟然有三四十萬人餓死，可見那些準備用來養活貧窮勞動階級的財源，正在迅速萎縮。北美的殖民地由英國憲法保護並統治，而東印度的殖民地則任由商業公司壓榨與宰制。也許沒有什麼比這兩個地方所遭遇的不同情況，更能夠清楚說明英國憲法與商業公司性質不同。所以，勞動獲得寬裕的報酬，不僅是一國財富不斷增加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一國財富不斷增加的自然症候。

另一方面，貧窮的勞動階級生活捉襟見肘，是一國財富停滯的自然症候，而該階級人民瀕臨餓死，是一國財富迅速萎縮的自然症候。在大不列顛，和一般勞動階級養活一家人所需的最低收入相比，近代的勞動工資似乎明顯高出許多。要證明這一點，我們不需採取任何繁瑣或不可靠的步驟，去計算養活一家人所需的最低收入。有許多清楚的症候顯示，英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工資，不是取決於維持生存所需的最低收入。首先，大不列顛幾乎每個地方，對於各種勞動，即使是最低層的勞動，都有夏季與冬季工資的區分。

各地的夏季工資總是最高的。然而，由於需要支付額外的燃料費用，冬季維持家計的費用應該最高。當維持家計的費用最低時，工資達到最高。所以，工資的變動，顯然沒有跟隨維持家庭所需的最低收入，而是跟隨工作數量與產品價值。不錯，也許有人會說，在夏季，每一個勞動者都應該省下一部分工資，以便支應冬季額外的費用；那麼就全年來講，他的工資應當不會高過維持家庭所需的費用。然而，對於奴隸，或對於每天的生計都絕對仰賴我們的人，他們的說法卻不是這樣。他們會說，我們按照他每天的生存需要，調整他每天的工資。

第二，在大不列顛，勞動工資沒有跟隨食物價格起伏。每個地方的食物價格經常每年，甚至每個月，都有所變動。但是在許多地方，勞動的金錢工資卻固定不變，有時甚至長達半個世紀。所以，在這些地方，如果在食物價格高漲的時候，貧窮的勞動階級尚能夠維持他們的家庭，那麼當食物供應還算充裕時，他們的日子便會過得相當輕鬆。而當食物價格非常便宜時，他們的生活便會過得很富裕。過去這十年食物價格雖然普遍高漲，但在英國國內，許多地方的金錢工資，卻沒有任何明顯伴隨食物價格上漲的跡象。

不錯，有些地方的金錢工資確實上漲了；但那種上漲比較可能是因爲對勞動的需求增加了，而不是因爲食物價格上漲的緣故。第三，雖然就逐年變動的幅度來說，食物價格大於工資；但是另一方面，就各地差異的幅度來說，工資卻大於食物價格。英國國內大多數地方的麪包和肉類價格大致相同。這些物品和其他大部分零售商品，也就是貧窮的勞動階級經常購買的商品，一般來說，在城市裏的價格不會比偏遠地區來得貴，有時還比較便宜。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我會在第十章說明。但是，城市裏和其周圍的工資，往往會比幾英里外的地方高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也就是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每天十八便士也許可視爲倫敦及其周圍的一般工資行情。但是隻在幾英里外的地方，一般工資行情便降到十四到十五便士。每天十便士也許可視爲愛丁堡及其周圍的一般工資行情。但是在幾英里外的地方，一般工資行情卻降到八便士左右，這個價格是蘇格蘭低地大多數地方的工資行情。蘇格蘭低地的工資行情差異，比英格蘭各地的差異小很多。前述的那些價格差異，看來似乎尚不足以促使某人從某地遷移到幾英里外的地方。然而，同樣的價格差異，卻必然會導致各種商品，即使是極其笨重的商品，大量進行各種距離的移動。

不僅會從某地移往幾里外的地方，也會從英國國內任何一個角落，移往另一個遙遠的角落。這樣的價格差異，甚至足以導致各種商品大量進行世界性的移動，從而迅速使得各地的商品價格接近同一水平。儘管人們老是說人性輕浮不定，但從實際經驗來看，在各種物品當中，人類顯然是最難移動的東西。總之，如果說在英國國內勞動價格最低的地方，貧窮的勞動階級都可以維持家庭，那麼在英國國內勞動價格最高的地方，他們的生活應該相當富裕纔是。第四，不管是從時間或空間的觀點來看，勞動價格和食物價格，不僅沒有正向的對應關係，反而經常呈現反向變動。

平民的主食，也就是穀物，在蘇格蘭比在英格蘭貴。蘇格蘭幾乎每年都從英格蘭買進大量穀物。英格蘭的小麥，被運到蘇格蘭後，在那裏的價格，當然比在英格蘭本地貴一些。另一方面，它必須和蘇格蘭本地的小麥在同一市場裏競爭。因此，在適當考慮質量之後，它在蘇格蘭的售價不可能高過蘇格蘭本土的小麥。小麥的質量好壞，主要看它在碾粉廠裏可碾出多少麪粉或麥片而定。在這方面，英格蘭小麥遠優於蘇格蘭小麥，以至於表面上，也就是按照容量單位來算，英格蘭小麥通常比較貴。但是實際上，也就是按照質量或碾得麪粉的重量來算，英格蘭小麥反而比較便宜。

相反的，勞動價格在英格蘭比在蘇格蘭貴。如果說貧窮的勞動階級在蘇格蘭能夠維持家計，那麼他們在英格蘭便應該算是相當富裕。不錯，在蘇格蘭，一般平民主要的上等糧食是燕麥片，和英格蘭同一階層人民的主食相比，是差了一些。然而，這種生活模式上的差異，不是造成工資差異的原因，而是工資差異的結果。儘管由於某種奇怪的誤解，時常有人會說，生活模式上的差異是造成工資差異的原因。其實不是因爲某人有一部四輪大馬車代步，而鄰居用兩隻腳走路，所以他比鄰居富有。而是因爲他比較富有，所以有馬車代步；因爲他的鄰居比較窮，所以才用兩隻腳走路。

平均來說，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地，穀物價格在上一世紀要比本世紀來得貴。這項事實現在已經毋庸置疑，而且，支持它的證據在蘇格蘭又要比在英格蘭更明確。蘇格蘭每個郡，每年都會按照市場實況，正式評定各種穀物的價格，稱作公定標準。如果像這樣直接的證據，還需要任何佐證補強，那麼我便會說，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法國，而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可能也一樣。法國的證據最清楚。關於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地，我們除了確實知道，上一世紀的穀物價格要比本世紀來得貴一些外，同時也確定上一世紀的勞動價格便宜很多。

如果說貧窮的勞動階級在上一世紀可以維持家計，那麼他們現在應該算是相當輕鬆快活。上一世紀，在蘇格蘭大部分地區，普通勞動每天最常見的工資，夏天是六便士，冬天是五便士。目前在蘇格蘭高地和西部島嶼的某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每週三先令，或幾乎和上一世紀相同的工資率。不過，現在大部分低地地區，最常見的勞動工資是每天八便士。但是某些地方，最常見的工資是每天十便士，有時甚至高達一先令。這些地方包括愛丁堡，幾個和英格蘭接壤的郡。可能正是因爲這種鄰近效果，以及其他少數幾個地方，因爲近來對勞動的需求顯著增加，例如，格拉斯哥（Glasgow）、卡隆（Carron）、愛爾郡（Ayrshire）等等。

英格蘭在農業、製造業與商業方面的改良，起步比蘇格蘭早很多。對勞動的需求，以及勞動的價格，勢必跟隨各種產業的進步而增加。因此，上一世紀和本世紀一樣，勞動工資在英格蘭比在蘇格蘭高。自上一世紀以來，英格蘭的勞動工資顯著提高了，不過，由於各地的工資差異比較大，所以要確定究竟提高了多少，便比較困難。在一六一四年，一名步兵的薪水，和現在一樣，是每天八便士。從那一年開始，規定步兵的薪水，必須依照普通勞動者的平常工資自動調整，因爲步兵通常來自於那個社會階層。

查理二世時，大法官黑爾斯（Hales）曾算過，一個普通勞工家庭，包括夫妻兩人、兩個多少可以作一點事的小孩，以及兩個完全不會做事的小孩，總共六人每週的生活費約爲十先令，即每年約爲二十六英鎊。如果他們憑自己的勞動賺不到這個數目，他認爲，他們勢必會以乞討或偷竊的手段補足差額。他似乎曾經非常仔細地研究過這個課題。一六八八年，葛萊哥雷金（Gregory King）也曾作過類似的估算，他的政經算術因此而備受德文蘭博士（Dr．Davenant）推崇。

根據他的估算，一般勞動者和外宿僕役階級，平常每年每戶的收入約爲十五英鎊；而該社會階層平均每戶有三點五個人。儘管表面上他的估算和黑爾斯不同，但基本上非常接近。他們兩人都認爲，那種家庭每週每人的生活費約爲二十便士。從那個時候以來，在我們國內大多數地方，那種家庭的金錢收入和生活費都增加了很多。有些地方增加比較多，有些地方比較少。但是，似乎非常不可能經歷最近某些報告所說那般誇大的增加。必須注意的是，任何人都無法非常精準的弄清楚真正的勞動價格。在同一個地方，對同一種勞動所給付的價格，往往會有所不同。

不僅因爲不同工人的能力有別，也因爲不同僱主的心腸好壞有異。在工資沒有任何法律規範的地方，我們頂多只能宣稱什麼是最常見的勞動價格。此外，經驗似乎也顯示，法律永遠不可能適當調節工資，儘管政府經常吹噓說辦到了。自本世紀以來，勞動的真實報酬，即勞動者能夠取得的各種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數量，增加的比例也許更大於勞動的金錢報酬。不僅穀物變得稍微便宜了，其他許多被勤勞的窮人用來作成食物的農作物，也變得便宜很多。例如，目前在英國國內大多數地方的馬鈴薯價格，和三四十年前相比，還不到從前的一半。

大頭菜、紅蘿蔔和甘藍的情形也一樣，這些東西，從前全部都是用手鏟栽種，現在通常改用馬犁。各種蔬果也都變便宜了。上一世紀，英國國內消費的蘋果，大部分是從佛蘭德斯（Flanders）進口的，甚至洋蔥也一樣。在一些比較粗糙的製造品產業方面，重大的進步對勞動者也是有利。例如，麻織布與毛織布製造業的進步，讓勞動者有更便宜且更好的衣服可穿。基本金屬製造業的進步，除了讓勞動者有更便宜且更好的生產工具可用之外，也讓勞動者享有許多舒服方便的傢俱。的確，也有一些東西確實變貴了。

例如，肥皂、鹽巴、蠟燭、皮革和發酵過的酒類。主要是因爲政府課稅的緣故。這些並非貧窮的勞動階級絕對必需消費的物品；因此，儘管它們的價格提高了，所增加的支出，還少於其他物品降價所省下的支出。有人時常抱怨說，現在連社會層次最低的人也用起奢侈品來了，而且對從前那種食物、衣服和住宅，他們已經不再滿意了。這樣的抱怨，也讓我們相信，不僅勞動的金錢價格已經提高，連勞動的真實報酬也一樣。社會底層人民生活情況的改善，對於社會整體來說，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呢？

用不着多想，答案顯然非常清楚。每個大規模的政治社會，絕大部分的人民是各式各樣的職員、勞動者或工人。任何讓絕大部分成員得到改善的發展，絕不可能會傷害整體。當絕大部分的社會成員還過着貧窮悲慘的生活時，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欣欣向榮或快樂。此外，讓那些使全體國民有得喫、有得穿與有得住的人，在自己勞動產出當中，也享有一份過得去的待遇，只是起碼的公平罷了。儘管貧窮確實對婚姻不利，但貧窮不一定會完全阻止人們結婚。貧窮，甚至似乎是造成多產的一項有利條件。一般餓得半死的高地民婦，往往會生出二十多個小孩，而養尊處優的美婦，常常不能生育，要不就是生了兩三個之後，便耗盡了生育能力。

不孕在時髦的婦人當中很常見，在社會底層的婦人當中卻很少見。生活豪華的女人，雖然或許會引燃追求享樂的熱情，但似乎總是削弱，甚至時常徹底毀滅生育能力。不過，貧窮雖然阻止不了婚姻，但它對於養育小孩卻極爲不利。幼苗誕生了，可是生在寒冷的土壤裏，忍受嚴酷氣候折磨，很快便枯萎死掉。我經常聽說，在蘇格蘭高地裏，時常有生了二十個小孩的母親，最後連兩個小孩也沒有。好幾個經驗豐富的軍官告訴我說，他們的軍隊裏，全部士兵的小孩，不僅完全不夠補充人員的損耗，甚至只想招募來當鼓笛手，人數都還嫌不足。

然而，和別的地方相比，在兵營附近能夠看到的健康小孩，人數通常還算是比較多的。能活到十三四歲的小孩似乎很少。有些地方的新生兒，半數活不到四歲；在許多地方，半數活不到七歲；幾乎在所有地方，半數活不到九或十歲。然而，無論在什麼地方，如此高的夭折率，主要發生在平民的小孩身上，因爲平民不像上層人民，有能力細心照料小孩。雖然一般平民比時髦人士生產更多子女，但平民子女長大成人的比例卻比較低。在棄嬰醫院，以及教會慈善團體養育的小孩當中，夭折率比一般平民子女還要高。

每一種動物，都按照其生存資源的多少，成比例的自然繁衍。從來沒有一種動物，繁衍的數目，能超過它掌握的生存資源。但是在文明的社會里，生存資源的匱乏，只在下階層人民當中，限制了人類的繁衍。而不幸的是，將他們多產的婚姻所生出的子女大部分摧毀掉，是生存資源匱乏發揮這種限制作用的唯一方法。優渥的勞動報酬，自然傾向放寬前述的限制，因爲小孩能夠得到比較好的照料，讓比較多的小孩能夠長大成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優渥的勞動報酬，必然會以極貼近勞動需求增加的比例，放寬前述的限制。

如果勞動需求不斷增加，那麼勞動報酬對勞動階級結婚與生育的激勵效果，必然會讓他們不斷增加人口，以供應不斷增加的勞動需求。如果勞動報酬低於這個目標所需的水平，勞動缺乏的情況很快便會提高勞動報酬。如果勞動報酬高於所需的水平，勞動過剩的情況很快便會降低勞動報酬，直到所需的水平。不管是第一種勞動缺乏，或第二種勞動過剩的情況，其缺乏或過剩的程度，都會很快迫使勞動價格接近社會情況所要求的水平。對人口的需求，也像對其他任何商品的需求一樣，就依照這種方式自然而然的調節人口的成長速度；當人口的成長進行得太慢時，超額需求會使它加速；當人口成長速度得太快時，需求不足會使它放慢。

調節與決定世界各地人口成長速度的關鍵正是勞動需求。正是勞動需求讓北美的人口迅速增加，讓歐洲的人口緩慢穩定成長，讓中國的人口完全停滯。有人曾說，每一位奴隸的損耗，由主人來承擔；而每一個自由職工的損耗，由他自己承擔。然而，實際上，後者的損耗，和前者一樣，也是由僱主承擔。付給各種工匠或職員的工資，其高低必須讓他們平均能夠繁衍替補他們的人數，以配合社會對他們的需求，而這需求可能是增加、減少或保持不變。不過，儘管自由職工的損耗一樣是由僱主來承擔，但對僱主來說，這種損耗成本比奴隸的損耗少很多。

我敢說，準備用來修復或補充奴隸損耗的財源，通常是由粗心大意的主人或翫忽職守的監工來管理的。但在自由職工方面，具有相同作用的財源，則由那位自由人自行管理。富人生活經常會有的散漫，自然會感染到前者的管理。正如貧窮人家極端節儉、錙銖必較的生活態度，也自然會延伸到後者的管理。在這兩種不同的管理之下，達成同一目標所需的花費勢必大不相同。因此，歷代與世界各國的經驗似乎顯示，而我也相信，相同的工作讓自由人來做，終究會比由奴隸來完成便宜許多。即使在普通勞動工資非常高的波士頓、紐約和費城等地，情形也是這樣。

所以說，優渥的勞動報酬，既是一國財富持續增加的結果，也是一國人口持續增加的原因。對於優渥的勞動報酬心懷抱怨，等於是對人類最偉大的共榮原因與結果覺得不滿。也許值得一提的是，貧窮的勞動階級，或者說，絕大部分人民，處境最快樂也最舒服的時候，似乎是在社會不斷進步，也就是社會持續累積財富的時候，而非已經取得了所有財富的時候。貧窮的勞動階級，在社會停滯時，處境艱難；在社會退步時，處境悲慘。事實上，對所有社會各階層來說，進步中的社會最令人感到歡樂。停滯的社會，令人感到單調無聊；退步的社會，令人憂鬱感傷。

優渥富裕的勞動報酬，一方面促進人口繁衍，一方面激勵一般人民勤奮工作。勞動工資是勤奮工作的誘因，勤奮得到的獎勵愈多，人性便會越勤奮。寬裕的生存資源增強勞動者的體力，此外，如果勞動者覺得很有希望提升自己的處境，覺得也許能享有安逸的晚年，那麼他通常會盡力工作。因此，一般而言，在工資比較高的地方，工人也比較積極、比較勤勉，動作也比較快。例如，英格蘭相對於蘇格蘭，或者大城市附近相對於偏遠的鄉村地區，情形便是如此。不錯，確實有些工人，如果他能在四天內賺到一週所需的生活費，其餘三天他便寧可無所事事的閒着。

但是大多數的工人絕不會這樣作。相反的，當工資是按件計酬而且相當優渥時，一般工人往往會工作過度，以致不消幾年，便累壞原本健康的身體。例如一般認爲，在倫敦和其他地方工作的木匠，最佳的精力狀態，持續不了八年，便會開始走下坡。其他許多按件計酬的行業，也有類似的情形。例如，一般按件計酬的製造業，甚至只要工資超過平常的水平，連鄉村的勞動者也會發生類似的情形。幾乎每種工匠，都會因爲過度工作，而罹患特殊的職業疾病。意大利有一位著名的醫生，名叫拉姆茲尼（Ramuzzini），曾經寫了一本書，特別研究各種職業疾病。

國人通常不認爲，英國的士兵是最勤奮的一羣。然而，過去當士兵被僱來進行特別的工作，而且給付條件是優渥的按件計酬時，統御他們的軍官經常不得不和僱主約定，他們每天的總收入不得超過一定的金額。這個總收入限額，按照他們被給付的工資率調整，用意在於限制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在受到這種約定限制之前，互相較量的心態，以及渴望獲得更多的收入，往往促使他們過度工作，以致傷害健康。每週過量工作了四天，經常是其餘三天無所事事的原因，然而我們通常只聽到人們針對那三天大肆抱怨。

不管是體力或腦力方面的工作，大多數人連續拼命地工作了幾天之後，自然會產生一股要求放鬆的強大欲望。如果沒有外力干預，或其他同樣強烈需要的抑制，人們通常無法抗拒這股慾望。這是人性的呼喚，爲了得到緩解，必須給予某一程度的縱容，有時只要放鬆一下即可，但是有時也必須痛快娛樂一陣子。如果不順其自然，後果通常很危險，有時甚至足以致命，至少遲早會帶來職業疾病。那些始終聽從理智與人道指示的僱主，經常發現他們必須節制，而非刺激工人的工作熱情。我相信，事實上，無論是哪一種行業，工作有所節制，以致有能力經常工作的人，不僅最能長久保持健康，而且整年下來完成的工作量一定也是最大。

有人說，當食物價格低廉時，工人比較懶惰，而食物價格高昂時，他們會比平常勤勉一些。於是，便有人推論，說生存資源充裕會使一般工人鬆懈，而生存資源缺乏會使他們更加勤快。如果說，比平常充裕的生存資源會使某些工人懶散一點，那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說對大多數工人有相同效果；或者說，一般人的工作精神，在喫不好的時候，會比在喫得好的時候更佳；在心懷不滿的時候，會比在心情愉快的時候更佳；在經常生病的時候，會比在身體健康的時候更好；那就有點匪夷所思了。食物缺乏的年代，一般來說，也是平民比較容易罹病甚至死亡的年代，因此必然會降低他們的勞動生產力。

在食物充裕的年代，一般職工時常會離開僱主，獨自在外頭打拼過活。然而，在這時候，同樣由於食物價格低廉，準備用來維持職工的財源增加了，所以一些僱主，尤其是農夫，會想要僱用更多的職工。在這種時候，農夫通常會想，與其在市場上將自己的糧食賣出，不如留下來多養幾個職工幫忙田裏的工作，這樣也許獲利更多。一方面，對職工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願意提供服務滿足這種需求的人數卻減少了。所以，在食物充裕的年代，勞動的價格時常會提高。在食物缺乏的年代，由於在外頭討生活既困難也不穩定，所以職工們會渴望回到僱主的身邊服務。

可是，由於食物價格高漲，準備用來維持職工的財源減少了，僱主們傾向減少而非增加現有的職工人數。此外，在食物缺乏的年代，一些獨立自主的貧窮工人，往往會迫於現實，把原本用於購買工作所需材料的資本消費掉，因此爲了生存，不得不重新尋找願意僱用他們僱主。於是，需要工作的人，便多於立刻能找到工作的人。許多人便願意接受報酬比平常更低的工作。因此，在食物缺乏的年代，職員與工匠的工資便會降低。所以說，各行各業的僱主和職工之間訂立的合約，在食物缺乏的年代，通常會比在食物充裕的年代更有利於主人。

僱主們通常會發現手下的職工，在食物缺乏的年代，通常會比食物充裕的年代，對僱主更加恭敬與服從。因此，僱主通常會讚揚前一種年代，說它們鼓勵勤勉。此外，地主和農夫這兩大僱主階級，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喜歡食物缺乏的年代。食物的價格，對地主的地租和農夫的利潤有重大的影響。然而，最荒謬的莫過於以爲，一般人在爲自己工作時，會比在爲他人工作時，更不賣力。獨立自主的貧窮工人，一般甚至會比按件計酬的工匠更爲勤奮。前者享有自己勤奮工作的全部報酬，後者必須和僱主分享。

當前者獨立自主時，比較不會受到壞同事的引誘，而在大規模的工廠裏，這個問題經常會澆熄受僱職工的工作熱情。如果拿獨立自主的工人，和那些按月或按年領取薪水的職員相比，由於後者不管作多少，都領到同樣的工資，所以獨立工人在工作上的勤奮程度，往往勝過受僱職工。食物充裕的年代，傾向提高獨立自主工人相對於各種職業工匠與職員的比例，而食物缺乏的年代會減低這種比例。有一位才識俱佳的法國學者，名叫米尚斯（Messance），目前擔任聖塔泰因（St．Etienne）地方選舉計票記錄的保全官，曾經深入研究勞動階級的問題，證明他們在食物低廉時所作的工作數量，比食物高漲時多。

他比較三種不同製造品在這兩種不同時期的產量與產值，一是愛爾布（Elbeuf）地區生產的粗紗毛織物，二是亞麻織物，三是絲織品，後兩種製品在整個魯汶（Rouen）地區到處都有生產。他的調查結果，出現在正式的地方政府記錄，顯示這三種製品的產量和產值，在食物低廉時，一般比在食物高漲時來得大。而且總是在食物最低廉時最大，在食物最高漲時最小。這三種製造業，全部可說是停滯中的產業，也就是說，儘管逐年的產量會有所不同，但長期來看，既沒有後退也沒有進步的趨向。

蘇格蘭的麻織業，以及約克郡西區的粗紗毛紡業，都是成長中的產業。它們的產量儘管偶爾有些增減變化，但一般來說，無論是產量或產值都在增加。然而，從它們歷年發表的生產報告，我看不出它們的產量或產值和食物價格的變動有任何關係。例如，一七四○年食物非常缺乏，這兩種製造業的產量看來確實減少了很多。但一七五六年食物同樣缺乏時，蘇格蘭麻織業的產量比平常多。在同一年，約克郡的粗紗毛紡業產量確實下降很多，之後持續低迷，直到一七六六年取消美洲的印花稅後，才恢復到一七五五年的水平。

在那一年和次年，它大大超越以往任何時候的產量，之後也持續增長至今。就所有從事遠距交易的大規模製造業來說，它們的產量受到產地食物價格影響的程度，比不上消費地需求情況的變化因素。譬如，消費地處於戰爭或和平，其他製造業者競爭力的盛衰，以及主要顧客的心情好壞等等，這些影響大於本地食物價格變化造成的影響。此外，在食物低廉時，有很大一部分額外的生產活動，從來沒有列入正式的製造業生產記錄。許多離開僱主的職工，男的變成了獨立自主的勞動者，女的回到父母身邊，通常會織一些布匹供自己和家人使用。

甚至一些獨立自主的工人，也不見得完全爲公開銷售而生產，他們往往接受鄰居的委託，代爲生產一些物品供作家庭消費。這些勞動的產量，往往沒有列入正式的記錄，儘管這樣不完整的記錄，有時候會被公開大肆宣揚，並且時常被商人與製造業者，拿來妄自評斷各種大規模產業的盛衰。雖然勞動價格和食物價格的變動，不僅沒有一致的對應關係，甚至時常呈現反向變動，但我們千萬不可因此認爲，食物價格對勞動價格沒有任何影響。勞動的金錢價格必然取決於兩種情況，一是勞動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價格。

勞動需求，按照增加、停滯或衰退的情況，或者說，按照它需要人口提高、保持不變或減少的情況，決定必須將多少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給予勞動者。勞動的金錢價格，便取決於購買這個數量的物品所需的金錢支出。儘管有時候當食物變得低廉時，勞動的金錢價格變得很高。可是，如果勞動需求保持不變，而食物價格沒有變得低廉，那麼勞動的金錢價格便會變得更高。勞動的金錢價格之所以時常會有起伏，是因爲勞動需求，在突然來臨的豐年裏突然升高，在突然來臨的荒年裏突然降低所致。在突然來臨的豐年裏，各行各業的僱主們手頭上的財源，都足以僱用比前一年更多的工人。

但是往往沒有多餘的工人可供他們僱用。於是僱主們互相競價爭取工人，有時候提高了手下工人的金錢與真實工資。在突然來臨的荒年裏，情形剛好相反。準備用來僱用工人的財源變得比前一年少很多。許多工人被解僱了，失業工人互相競價爭取工作機會，有時候便降低了工人的金錢與真實工資。例如，一七四○年食物非常匱乏時，許多人只求苟活便肯工作。後來幾年食物變得相當充裕時，僱主要找到工人或職員就比較困難。荒年發生時，財源稀少，食物價格高漲。財源稀少，使得勞動需求減少，所以傾向降低勞動價格。

可是，食物價格高漲，又傾向提高勞動價格。相反的，豐年發生時，財源豐富，食物價格低落。財源豐富，使得勞動需求增加，所以傾向提高勞動價格。可是，食物價格低落，又傾向降低勞動價格。在食物價格平常變動的範圍內，這兩種相反的傾向似乎相互抵消。這也許是爲什麼勞動工資遠比食物價格穩定的一部分理由。由於勞動工資上漲必然會提高商品的價格，從而傾向在國內外減少這些商品的消費。然而，促使勞動工資上漲的原因，就是資本增加，因此也會傾向提高勞動生產力，也就是傾向使較小數量的勞動，生產出較大數量的製品。

僱用大量勞工的資本主，爲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會將僱來的勞工，儘量適當的分配到各種不同的工作部門，使他們儘可能生產出最大數量的製品。基於同一理由，凡是他們設想得到的最佳機器設備，都會盡量買來讓勞工使用。這些在個別工廠的勞動者之間發生的事實，基於同一理由，也會在整個社會的勞動者之間發生。整個社會的勞動者人數愈多，細分出來的行業種類也就愈多。有更多人專門發明最適合完成各種工作的機器設備，因此機器設備也更可能被髮明出來。由於前述各種生產力改善的結果，生產大量商品所需的勞動數量便會變得愈來愈小，以至於勞動數量減少的效果，在抵消了勞動價格上漲的效果之後，還有剩餘。

出處：《國富論》第一卷 第 8 篇《論勞動工資》（維基文庫（zh.wikisource.org）公版白話譯本，zh.wikisource.org） · 本篇 17,080 字 · 底本：維基文庫（zh.wikisource.org）公版白話譯本 · 單篇淨文版

十八世紀的「工資基金」觀念尚粗，史密斯已注意到資本累積與工資的正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