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共債務

我曾在本書第三卷盡力說明過，在商業擴張與製造業進步以前那種粗野的社會狀態中，當唯有商業與製造業才能引進的那些昂貴的奢侈品完全不爲人知的時候，擁有大量收入的人，沒有其他的方式花用或享受他的收入，除了將那收入用來儘可能多蓄養幾個奴僕或門客。無論在什麼時候，大量的收入，或許都可以說，是對大量生活必需品的自由支配權。在那種粗野的社會狀態中，那收入通常是以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亦即，以諸如穀物、牲畜、羊毛、生皮等等簡陋粗糙的食物和衣服材料，交付到所有者手中。

當所有者沒有機會將他自己消費剩餘的那些材料的大部分，拿去和商業或製造業所提供的東西交換時，他對那些多餘的衣食材料不會有其他的處置方式，除了用來儘可能多供應幾個奴僕或門客的衣食。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富有的豪門巨室的主要開支，太半來自於沒有奢侈浪費的殷勤好客，以及沒有虛誇賣弄的慷慨大方。但這種開支，我也曾在本書的同一卷中盡力說明過，並非是那種很容易使人沉迷，以至於傾家蕩產的開支。這世界也許沒有哪一種自私的樂趣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於那種樂趣的追逐不會有時候甚至也把聰明人給毀了。

對鬥雞遊戲的熱愛，就曾經使許多人傾家蕩產。但我相信，不會有很多人因爲前述那種殷勤好客或慷慨大方而使自己變得一文不名；雖然奢侈浪費的殷勤好客和虛誇賣弄的慷慨大方，曾經使許多人傾家蕩產。就拿我們封建時期的祖先來說，許多大地產長期持續留在同一家族手中，這就充分證明人們普遍有量入爲出的生活傾向。雖然那時候佔用大面積土地的人經常展現的那種鄉土式殷勤好客的習慣，對我們現代人來說，也許看起來和他們那個階級的形象不符，因爲我們太容易以爲他們那個階級和優良的管理效率密不可分，不過，我們無疑必須承認他們的生活向來節儉，至少他們通常不會把他們的收入全部花光。

他們通常有機會賣掉他們的一部分羊毛和生皮，得到一些金錢。這些金錢當中的一部分，他們也許會用來購買當時的環境還能提供的少數幾樣滿足私人虛榮的奢侈品；但他們似乎通常會把一部分金錢私藏起來。不管他們省下多少錢，他們的確也沒有其他可行的處置方式，除了把它們全都儲藏起來。要拿來做生意嘛，未免有失他們的紳士身份；要借給他人收取利息嘛，更是如此，因爲這在當時被認爲是高利貸，法律也不允許。再說，在那個暴戾混亂時代，很適合手上有一筆私藏的金錢，以便萬一他們被迫須離開家門時，可以隨身攜帶一些有確實價值的東西，逃到某個安全的地方。

這種暴戾的情況把私藏金錢變爲合適，也同樣把刻意隱瞞私藏變爲合適的舉措。以前時常有不知其主的寶藏被發現，充分證明從前那個時候時常有人私藏貴重的東西，並且刻意隱瞞私藏的事實。當時這些無主的寶藏被認爲是君主的一門重要收入。可是，到了現代，即使對一個擁有優良地產的紳士私人來說，全國所有無主的寶藏，就算全歸他享有，也許都不太可能是他的一門重要收入。當時一般君主，也和他們的臣民一樣，普遍有儲蓄和私藏金銀財寶的傾向。本書的第四卷已經指出，在商業和製造業極爲罕見的國家，君主所處的環境，自然會使他傾向於過着累積金銀財寶所需的儉約生活。

在那種環境中，甚至君主的開銷，也不可能被那種以庸俗華麗的宮殿裝飾爲樂的虛榮心所主導。那種矇昧無知的時代，能夠提供讓宮殿華麗起來的，也不過只有少數幾樣瑣屑的東西。當時也不需要維持常備軍，所以，甚至君主的開銷，也和其他大封建領主一樣，除了用來獎賞他的佃農，以及宴請他的門客侍從外，幾乎不可能用在其他任何事物上。但獎賞他人和宴請賓客很少會達到揮霍無度的地步，雖然個人虛榮心作祟幾乎必定會到達這樣的地步。因此，誠如前文指出的，從前歐洲所有君主都藏有金銀財寶。

每一位韃靼族的酋長，目前據說還藏有金銀財寶。在充斥着各種昂貴的奢侈品的商業化國家，君主，和他的領土內幾乎所有大富人家一樣，自然會把他的大部分收入花在購買那些奢侈品上面。他自己的國家和鄰國充裕供應他所有昂貴的小玩意，讓他得以把他的宮殿妝扮得光輝燦爛，但無關緊要地富麗堂皇。爲了展現較爲遜色但同樣是無關緊要的豪華排場，他轄下的貴族遣散他們的門客侍從，讓他們的佃農獨立，並且讓他們自己漸漸地變成和他的領土內大部分富有的市民一樣的無足輕重。導致他們這麼做的那些無聊的愛慾沉迷，也同樣左右他的行爲舉措。

任何人怎能主張，他應當是他的領土內唯一對這種自私虛榮的樂趣無動於衷的富人呢？如果他沒有做到他很可能做到的那種事，亦即，如果他沒有在那些自私的樂趣上花掉這麼大的一部分他的收入，以至於大大削弱了國家的防衛力量，那任何人也就不好期盼，他不應該在留下維持那個防衛力量所需的經費後，把其餘的收入全部花在那些樂趣的追逐上。他的平常花費變成等於他的平常收入，而如果前者沒有時常超過後者，那可就要額手稱慶了。至於要他累積金銀財寶，那是不再可能令人期待的事。

當特殊緊急的狀況需要特殊的經費時，他必定需要伸手向他的臣民要求特殊的捐助。自從法國的亨利四世於一六一〇年去世以來，普魯士的現任和前一任國王是歐洲僅有的兩個曾經累積過金銀財寶的大國君主。導致累積的那種簡約樸素，在共和國政府裏，也幾乎已經變得和在君主國政府一樣的罕見。意大利諸共和國，以及荷蘭聯邦共和國，全都負債累累。瑞士伯恩省是歐洲唯一有累積相當金銀財寶的共和國。其他瑞士共和國就沒有。表面上冷靜清醒的小共和國參議院，往往也和頹廢浪蕩的最大帝國宮廷一樣，充斥着對於某種華麗排場，至少是富麗堂皇的建築，以及其他公共裝飾物的嗜好。

平時不思儉樸儲蓄，戰時就必須舉債應急。當戰爭來臨，國庫裏，除了維持平時的軍隊編制所需的經費外，沒有其餘的錢。戰時，爲了保衛國家，軍隊編制必須擴大，所需經費往往是平時的三或四倍，因此需要有一筆比平時多三或四倍的收入支應。即使君主有辦法（事實上他很少有這種辦法）立即按照他的費用增加的幅度比例提高他的收入，不過，此一收入的增加必定是來自於增課新稅或附加稅，而這些稅的收入，在宣佈課徵後，也許還要經過十或十二個月，纔會開始進入國庫。但在戰爭開始的那一刻，或者不如說，在很可能開戰的徵兆出現的那一刻，就必須擴大陸軍，裝備艦隊，加強守備隊駐防城市的防衛力量；必須供應那支陸軍、那支艦隊以及那些守備隊駐防的城市必要的武器、彈藥和糧食。

在有立即危險的那一刻，必然就會發生立即而且龐大的費用；不管是危險或費用，都不會等待新課稅收慢吞吞地入庫。在這種緊急時刻，政府除了借錢不可能有其他的應付辦法。同一種商業化的社會狀態，透過道德因素的影響，以前述那種方式，將政府引入有必要借錢的境地，但也同時在它的國民身上，除了產生放貸的能力，也產生放貸的意願。如果那種社會狀態通常附帶有借錢的必要性，那麼它也同時附帶有借錢的方便性。一個充斥着商人與製造業者的國家，必然充斥着一羣特殊的人民，在他們的手上進出的資本，不僅有他們自己的資本，還有所有借錢給他們的，或把貨物託付給他們的那些人的資本；所有這些資本在他們手上進進出出的頻率，和一般私人的收入在私人手上進出的頻率相比，如果不是一樣高，就是更高。

一般私人，沒有自己的事業，也不做任何買賣，全靠他自己的收入生活。這種人的收入，經常也只不過是每年在他的手上進出一次。但如果一個商人經營的是那種資金回收很快的買賣，則他的全部資本與信用，有時候每年會在他的手上進出兩至四次。所以，一個充斥着商人與製造業者的國家，必然充斥着一羣隨時有能力，如果他們也願意的話，借給政府很大一筆金錢的人。在商業化國家裏，人民身上那種借錢給政府的能力就是這樣產生的。任何國家，如果沒有秩序井然的司法制度，如果人民對於他們所佔有的財產沒有安全感，如果合約的約定沒有法律的支持，如果不認爲必須有規則地運用國家的權威，強制所有有能力支付的人償還債務，那麼，商業和製造業就不太可能在該國長久興盛。

簡單地說，無論在哪一個國家，如果人民對政府的公平正義沒有一定程度的信心，那麼，商業和製造業就不太可能在該國興盛起來。這一種信心，在平常的場合，使大商人和大製造業者願意把他們的財產託付給某個特定的政府保護；而在特殊的場合，同一種信心則使他們願意把他們的財產託付給那個政府使用。他們雖然把錢借給了政府，但這樣做甚至片刻也無損於他們經營其買賣或製造事業的能力。相反的，借錢給政府用，通常會擴大他們的事業經營能力。國家的各項緊急需要，使政府在大多數場合願意按非常有利於貸方的條件借錢。

政府交付給原始債權人的債權憑證，通常規定可以轉讓給其他任何債權人，而由於大家普遍對國家的公平正義有信心，那些債權憑證在市場上轉賣的價格通常高於當初的認購成本。商人或有錢人藉由借錢給政府來賺錢，所以，借錢給政府，非但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他的營運資本。所以，當政府允許他參與一筆新公債的首次認股作業時，他通常認爲那是政府的恩惠。在商業化國家裏，人民身上那種借錢給政府的傾向或意願就是這樣產生的。這種國家的政府很容易變得，在特殊的場合，完全仰賴人民不僅有能力而且也有意願，把他們的錢借給它。

它預料到借錢很方便，所以，它就自我免除儲蓄的責任。在社會還處於野蠻未開化的狀態時，沒有大商業資本或大製造業資本。某些人把他們所能省下的錢全部私藏起來，並且刻意加以隱瞞，因爲他們不相信政府的公平正義，而且他們也擔心，一旦被人知道他們有一筆私藏，並且知道藏在哪裏，那麼，他們將很快遭到掠奪。在這種情形下，很少人有能力，而且也不會有人願意，在國家有特殊緊急需要時，借錢給政府用。君主覺得他平時必須儲蓄以備緊急之需，因爲他預料他絕對不可能借到錢。而此遠見則進一步提高他在這種社會環境中自然會有的儲蓄傾向。

目前使所有歐洲大國倍感壓力，而最後也很可能使它們破產的那些龐大債務，在各國的發展史頗爲一致。每一個國家，就像一般私人那樣，通常一開始借錢時，是憑藉所謂個人的信用，無須指撥或提供什麼特別財源作爲償還債務的擔保；接着，當這種辦法行不通時，他們就會以某些特別財源作爲抵押或擔保來借錢。英國所謂的無擔保負債（unfunded debt），就是以前述兩種方式當中的第一種取得的。這種負債有一部分是，或者應當是，不用支付利息的，類似一般私人向某些商家賒購商品時取得的負債；其餘一部分則是要支付利息的，類似一般私人出具借據或本票取得的負債。

由於或者得到分外的服務，或者得到事先未料到（所以事先沒有備妥錢支付）的服務，或者在得到服務時沒有立即給予相對的報酬而產生的負債；例如，陸軍、海軍和兵工所提供的分外服務，拖欠該付給外國君主的（軍事性援助）酬金，拖欠該付給海軍士兵的工資，等等所產生的負債，構成前述第一類（無息的）負債。有時候爲了償付一部分這種負債，但有時候則是爲了其他目的，而簽發的那些海軍部借據和財政部借據，構成前述第二類（付息的）負債；財政部借據自發票日起就必須支付利息，而海軍部借據則自發票日起六個月後纔開始計息支付。

由於英格蘭銀行對於財政部簽發的那些借據，或者出於自願，按它們的流通價值給予貼現，或者基於相當的報酬，事先和政府議定要促使它們在市面上流通，亦即，事先向政府承諾將按面值接受它們，並且在接受時支付它們當時恰巧該得的利息，於是維持了它們的價值，並且方便它們在市面上流通，因此時常使政府得以取得很大的一筆這種負債。在法國，由於沒有銀行，國家借據（billets détat）有時候在市面上按百分六十或百分之七十的折扣出售。在威廉國王實施錢幣大重鑄期間，當時英格蘭銀行認爲應當結束以往例行的貼現生意，結果財政部的借據和符契，據說曾經在市面上按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六十的折扣出售；當時那些借據和符契之所以如此不值錢，有一部分無疑是因爲光榮革命所建立的新政府被認爲不穩定，但也有一部分是缺乏英格蘭銀行的支持所致。

當前述那種辦法行不通時，如果還要繼續借錢，那就必須特別指撥或提供某一門公共收入作爲償還債務的財源與擔保；英國政府在不同的場合以兩個不同的方式取得這種債務。這種指撥或抵押擔保，有時候只有很短的期限，例如，只有一年或短短几年；有時候則是永久。在前一種情形，指撥的財源按理應當足以在限期內償還借款的本金與利息。在後一種情形，指撥的財源只須足以支付利息，或者說，足以支付一筆等於借款利息的永久年金，而政府則隨時有權在償還借款本金後贖回該年金。前一種籌錢的方式，被稱爲預支（anticipation）；後一種籌錢的方式，被稱爲永久基金化（perpetual funding），或簡稱爲基金化（funding）。

在英國，每年的土地稅和麥芽稅通常年年被拿去預支，因爲國會每年在立法課徵那些稅時，總是會插入一條允許借錢的條款。英格蘭銀行通常會先把那些稅在該年度預算課徵的金額借給政府，以收取利息（自光榮革命以來，這利息每年不同，介於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三之間），並且在那些稅的稅收逐漸進入國庫時，逐漸獲得償還。如果稅收不足以償還英格蘭銀行的借款（事實上總是如此），則短差數就歸由下一年度的稅收償還。於是，當時唯一還沒有變成永久基金的一門相當可觀的公共收入，在收進國庫以前，就這樣被花掉。

就像一個不考慮將來的浪蕩子，他的迫切需要，總是不允許他等待他的定期收入到手後，才把錢花出去那樣，所以，國家也經常向它自己的代理人和經紀人伸手借錢，從而總是不斷爲了（提早）使用它自己的錢而付出利息。威廉國王在位期間（一六八九至一七〇二年），以及安妮女王在位的大部分期間（一七〇二至一七一四年），亦即，在我們變成像現在這麼熟悉以永久基金舉債手法之前，大部分新增的稅種僅限於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課徵（譬如，僅課徵四、五、六或七年），而且每年國會同意撥給國王的款項，大部分也就是用那些有限期的稅所預支來的借款。

由於那些稅的實際收入時常不足以在原訂的課稅期限內償還預支借款，於是產生了許多項預支短差，而爲了補平那些短差，變成必須延長課稅的期限。一六九七年，根據威廉三世第八年法律第二十條，好幾種稅預支所產生的短差，移給當時所謂的第一筆一般抵押金或基金負責償還；就是把好幾種課稅期限原本即將結束的稅延長至一七〇六年八月一日，並且把那些稅的稅收集結起來變成一筆一般性的財源，作爲各項預支借款還款付息之用。當時移給此次延長期限承擔的各項預支短差數，總計爲五百一十六萬零四百五十九英鎊十四先令九又四分之一便士。

一七〇一年，前述那些稅，加上其他某些稅，基於同一目的，又被延長至一七一〇年八月一日，稱爲第二筆一般抵押金或基金。移給它承擔的各項預支短差數，總計爲兩百零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九英鎊七先令十一又二分之一便士。一七〇七年，那些稅又被延長至一七一二年八月一日，作爲某些新借款的還款財源，稱爲第三筆一般抵押金或基金。以這筆財源爲擔保借得的款項，總計爲九十八萬三千兩百五十四英鎊十一先令九又四分之一便士。一七〇八年，那些稅又全部被延長至一七一四年八月一日（除了舊的噸稅與鎊稅補助金，其中只有一半變成這筆基金的一部分，以及一項對蘇格蘭亞麻布進口課徵的關稅，由於一七〇七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而被撤除），也是要作爲某些新借款的還款財源，稱爲第四筆一般抵押金或基金。

以它爲擔保借得的款項，總計爲九十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六英鎊九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一七〇九年，基於同一目的，那些稅又全部被延長至一七一六年八月一日（除了舊的噸稅與鎊稅補助金，這時該稅完全撤出這種基金的行列），稱爲第五筆一般抵押金或基金。以它爲擔保借得的款項，總計爲九十二萬兩千零二十九英鎊六先令零便士。一七一〇年，那些稅又被延長至一七二〇年八月一日，稱爲第六筆一般抵押金或基金。以它爲擔保借得的款項，總計爲一百二十九萬六千五百五十二英鎊九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

一七一一年，同一堆稅（到了這個時候，這些稅已經前前後後被預支了四次），以及其他好幾種稅，被無限期延長，並且被指定爲支付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 company）的資本貸款利息的財源，稱作南海基金（The South Sea Fund）；這家公司在同一年借給政府九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七英鎊十五先令四便士，使政府得以償還一些債務，以及補平一些預支稅款所產生的短差；南海公司所給的這筆借款，在當時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借款。在這段期間以前，爲了支付某筆借款的利息而永久課徵的那些稅種，主要有（1）爲了支付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所給的借款利息而課徵的稅，以及（2）爲了支付某一籌設中的土地銀行預期會給（但實際上從未給）的借款利息而課徵的稅；就我所能掌握到的資料來說，似乎也只有這兩種稅是專爲了支付借款利息而被永久課徵的。

此時，英格蘭銀行的基金化借款總計爲三百三十七萬五千零二十七英鎊十七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爲此每年支付的年金或利息是二十萬零六千五百零一英鎊十三先令五便士。東印度公司的基金化借款總計爲三百二十萬英鎊，爲此每年支付的年金或利息是十六萬英鎊。英格蘭銀行借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六，東印度公司借款的利率是百分之五。一七一五年，根據喬治一世第一年法律第十二條，所有已經被抵押作爲支付英格蘭銀行年金的各種稅，以及其他好幾種根據此條法律也同樣變成永久的稅，被集結起來成爲一筆稱作集體基金（The Aggregate Fund）的共同基金；這基金，不僅負責支付英格蘭銀行年金，也負責支付其他好幾項年金，以及其他一些不同種類的負債。

後來，喬治一世第三年（一七一七年）法律第八條和喬治一世第五年（一七一九年）法律第三條，兩次擴充該基金，而當時被納入該基金的各種稅也同樣變成永久的稅。一七一七年，根據喬治一世第三年法律第七條，其他好幾種稅變成是永久的稅，並且被集結起來成爲另一筆共同基金，稱作一般基金（The General Fund），所負責支付的各項年金，總計爲七十二萬四千八百四十九英鎊六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前述那些法律的結果是，大部分從前只是在有限的數年間作爲預支借款擔保的那些稅，變成是永久的稅，同時也變成是某筆永久基金的一部分，它們不再像從前那樣須負責支付預支借款的本金，而只負責支付以它們爲擔保的累次預支借款的利息。

如果政府除了預支稅款從不以其他方式借錢，那麼，只要在第一次預支時注意不要讓償債的財源承擔它在限期內無法清償的負債，並且注意不要在第一次預支的借款還未完全清償前就預支第二次，則不出數年，公共收入便可自然而然獲得釋放。但歐洲大部分國家的政府向來不可能注意這些事。它們往往甚至在第一次預支時，就讓償債的財源承擔過重的負債；如果湊巧不是這樣，它們通常也會費心要讓那個財源負擔過重，亦即，它們通常會在第一次預支完全清償之前，就連忙預支第二次和第三次。

由於償債的財源就這樣變成完全不足以償付它所擔保的借款的本金與利息，因此變成不得不只讓它承擔支付利息，或者說，只讓它承擔支付等於利息的永久年金，而這種不考慮將來如何善後的預支，必然會衍生出更具破壞性的做法——永久基金化。雖然此一做法必然會把釋放公共收入的時間，從某一固定的期限，延長到某一不確定的期限，而且很可能是遙遙無期，然而，由於此一新的辦法，在所有場合，都能夠比舊的預支辦法借到更多的錢，所以，一旦人們熟悉了新辦法以後，每當國家有重大的緊急需要時，新辦法便普遍比舊辦法受到更多青睞。

紓解當前的緊急狀況，始終是側身管理國事的那些人所關切的主要課題。至於未來釋放公共收入的問題，那就留給後代子孫來收拾吧。安妮女王在位期間（一七〇二至一七一四年），由於市場利率從在分之六降至百分之五，因此在她在位的第十二年，百分之五被宣告爲私人擔保借款可以合法收取的最高利率。在英國大部分的臨時稅變成永久稅，並且被分別納入集體、南海和一般等三種基金之後不久，公共擔保債務的債權人，也像私人擔保債務的債權人那樣，被勸導只能接受他們的借款的百分之五作爲利息；於是，大部分已經被永久基金化的公債，每一百英鎊本金便可省下一英鎊的支出；亦即，自前述三大基金付出去的各種年金大部分可以節省六分之一的支出。

由於有此節省，乃使得被納入那些基金的各種稅，在支付了那些基金所承擔的各項永久年金之後，還留下不少的稅收剩餘，從而爲以後所謂的償債基金（the SinkingFund）奠下基礎。一七一七年，此一償債基金所累積的餘額爲三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四英鎊七先令七又二分之一便士。一七二七年，大部分公債的利息更進一步被降至百分之四；並且又於一七五三和一七五七年分別被降至三又百分之二分之一和百分之三；這幾次利率的下降當然更進一步擴大償債基金所累積的餘額。償債基金，雖是爲了償還舊債而設，卻使得舉借新債大爲方便。

它是一筆輔助性的基金，當國家有緊急需要，而計劃用來舉債的其他基金又不太可靠時，它總是馬上可以被用來幫忙擔保舉債。英國的償債基金究竟比較經常用來償債，或比較經常用來協助舉債，不久即可分曉。除了預支和永久基金化這兩種借錢的方法外，還有其他兩種可以說介於它們兩者之間的方法；即，以若干年期的限期年金債券舉債，以及以終身年金債券舉債。在威廉國王和安妮女王在位期間，政府時常以發行限期年金債券的方式舉借大筆款項，發行的年金債券期限有時候很長，有時候很短。

一六九三年，通過了一個法案，要求以發行十六年期每年百分之十四或十四萬英鎊的年金債券借入一百萬英鎊。一六九一年，通過了一個法案，要求以發行現在看起來條件非常吸引人的終身年金債券借入一百萬英鎊。但認購的金額未達一百萬英鎊。來年，爲了補足差額，發行了一批百分之十四或比七年多一點便可還本的終身年金債券。一六九五年，曾經購買那些年金債券的人，被允許將它們換成九十六年期的年金債券，不過，每一百英鎊面額須再付給財政部六十三英鎊；亦即，每年百分之十四領取至終身和每年百分之十四領取九十六年之間的差別權利，是按六十三英鎊的價格出售，或者說，購買此一差別權利者，只要四年半便可取回本錢。

然而，由於當時的政府被人們認爲非常不穩定，以致即使年金債券的條件是這麼的有利，也吸引不到多少人前去認購。安妮女王在位期間，政府在不同場合曾以許多種年金舉債，包括終身年金、三十二年期年金、八十九年期年金、九十八年期年金和九十九年期年金。一七一九年，三十二年期年金的持有者被勸導將他們的年金換成南海基金債券，交換比率是每一份三十二年期年金可以換到面值等於十一又二分之一倍年金的南海基金債券，另外加上一定數量的同種債券，面值等於交換當時應付給年金持有人但尚未付出的年金。

一七二〇年，其他各種長年期與短年期的限期年金，也大部分被轉換成同一基金的債券。當時長年期的限期年金債券，每年須支付的年金總計爲六十六萬六千八百二十一英鎊八先令三又二分之一便士。一七七五年一月五日，剩下來的，亦即，當時尚未換成南海基金債券的長年期限期年金，總計只有十三萬六千四百五十三英鎊十二先令八便士。在始於一七三九年和一七五五年的兩次戰爭期間，政府很少以限期年金或終身年金舉債。然而， 九十八年期或九十九年期的年金，實際上，幾乎和永久年金一樣值錢，所以，有人或許會認爲，應當可以用來借到幾乎一樣多的錢。

但爲了處分家產，以及爲遙遠的將來做準備，而購買政府債券的那些人，不喜歡購買價值不斷減少的那種債券；而這種人在政府債券的購買者或持有者當中佔很大的比例。所以，即使某一長年期年金的內在價值和一筆永久年金幾乎相同，也不可能找到人數幾乎相同的購買者。新公債的認購者，由於大多打算儘快把他們認購來的債券轉賣出去，尤其喜歡認購國會有權贖回的永久年金，而不喜歡不可贖回的長年期年金，如果每年領取的金額只是相等而不是更多的話。因爲，前者的價值可以被視爲始終維持不變或幾乎不變，所以，是一種比後者更方便轉售的可轉讓債券。

在前述那兩次戰爭期間，國會很少同意發給年金債券，不管是限期年金或終身年金，除了在發行新公債時當做附贈品發給新公債認購者，而新公債則總是另外以可贖回的年金或利息爲基礎發行。換言之，那些年金，不是被國會真正當做舉借新債的基金撥給的，而是當做額外的獎勵發給新公債認購者。終身年金有時以兩種不同的方式發給；一種是個人終身年金，另一種是數人聯合終身年金；後一種年金的法文名稱叫做唐提式年金（Tontines），以紀念這種年金的發明人唐提（Tontine）。

在個人終身年金的場合，某個領取年金者一旦身亡，公共收入便可立即減輕負擔支付屬於他的那一份年金。但在唐提式年金的場合，公共收入的負擔不會開始減輕，直到聯合分享年金的那一組人全部身亡，而這樣的一組人有時候由二十人或三十人組成，其中的殘存者均分繼承所有先他們身亡者所享有的年金；而最後一位殘存者則繼承整組人所享有的年金。在同一稅收基礎上，唐提式年金所能借到的錢，總是多於個人終身年金所能借到的。附有殘存者取得權的終身年金，真的是比每年領取同樣金額的個人終身年金，更有價值，而且由於每一個人對他自己的好運自然很有信心（所有樂透彩經營所以成功，靠的就是這種信心），所以，這種年金賣到的價錢通常比它的價值稍微高一些。

因此，在政府時常以發售年金的方式籌錢的國家，通常會選擇發售唐提式年金，而不採用個人終身年金。換言之，可以籌得最多錢的那個辦法，幾乎總是比可能最快釋放公共收入的辦法，更受當政者的青睞。在法國，公共債務中，終身年金所佔的比例遠高於英國。根據波爾多（Bourdeaux）省議會於一七六四年呈給國王的一份備忘錄，法國全部的公共債務估計約二十四億裏弗爾；其中，終身年金的現值估計約三億裏弗爾，佔全部公共債務的八分之一。每年發給的年金估計是三千萬裏弗爾，佔全部公共債務估計利息一億兩千萬里弗爾的四分之一。

這些估計，我很清楚，並不精確，但由於是被這麼值得尊重的一個機構當做真實的近似值提出，我認爲，應當可以同等看待。並不是因爲英法兩國的政府，對於減輕公共收入的負擔，有着不同程度的渴望，所以才導致它們個別的借錢模式產生這樣的差異。這差異完全是來自於貸方有不同的看法與利益。在英國，由於政府位在世界上最大的商業城市，所以，商人通常就是借錢給政府的那些人。他們雖然借錢給政府，但並不是打算因此減少他們的商業資本，反而是想借此增加他們的商業資本；因此，除非他們預期能把他們所認購的新公債轉賣出去賺取一些利潤，否則他們絕不會去認購。

但如果他們付錢買到的，不是永久年金，而只是終身年金，不管是以他們自己的終身或他人的終身爲截止日的年金，則在轉售時，他們將總是不那麼可能賺到利潤。如果買到的是以他們自己的終身爲截止日的年金，則在轉賣時，他們必定會虧本；因爲不會有人願意出同樣的價錢，購買以他人的終身爲截止日的年金，如果這個人的年齡與健康狀況和他自己相當接近，而不去購買以他自己的終身爲截止日的年金。沒錯，以第三人的終身爲截止日的年金，對買方和賣方來說，價值確實相同；但它的真實價值，從它被髮售的那一刻起，便開始減少，並且繼續或多或少地減少，直到它失效。

所以，作爲一種可轉讓公債，它絕不可能像永久年金那麼方便，因爲後者的真實價值可以被視爲始終維持不變或幾乎不變。在法國，由於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個大商業城市，在借錢給政府的人士當中，商人所佔的比例不是那麼高。每當國家有緊急需要時，借錢給國家應急的，大多是從事金融行業的人，租稅承包人，未承包出去的某些稅的收受人，以及專爲朝廷服務的銀行家等等。這些人通常出身寒微，但非常有錢，而且自尊心往往很強。他們太過驕傲，恥於和他們同一階級的仕女結婚，而質量高尚的仕女也不屑和他們結婚。

所以，他們往往決心終身光棍；由於既沒有他們自己的子女，也不怎樣重視他們的親戚的子女，他們甚至也未必喜歡承認自己有那些親戚，因此，他們不僅很想在有生之年豪華奢侈地過活，而且也不是不願意讓他們的財富隨他們的去世而告終。除此之外，法國也比英國有更多或者討厭結婚，或者他們的生活條件使他們不應當或不方便結婚的有錢人。對不怎樣關心或完全不關心後代的這些人來說，最方便的做法，莫過於把他們的資本換成一系列剛好和他們希望它告終的時程一樣長並且不會更長的收入。

大部分現代國家，除了在和平時期，它們的平常費用等於或幾乎等於它們的平常稅收外，當發生戰爭時，它們也不願意，同時也不能，按它們的費用擴大的比例，提高它們的稅收。它們不願意提高稅收，因爲擔心突然大幅增加的稅負將會惹惱民衆，使他們很快對戰爭感到厭惡；它們不能提高稅收，因爲它們不太清楚有什麼稅足以產生所需的稅收。借錢很方便讓它們免於這個擔心與這個不能原本會造成的困窘。透過借錢，它們只要稍微提高一些稅收，便得以年年籌足進行戰爭所需的錢；而透過永久基金化的辦法，它們只要加徵最少可能的稅收，便得以年年籌到最多可能的金額。

在大帝國中，住在首都以及其他遠離戰場的各地方民衆，大多感覺不到戰爭給他們帶來了什麼不便，反而可以悠然自在地享受閱讀報紙上他們本國的陸海軍如何英勇克敵的樂趣。這樂趣，對他們來說，值回他們因爲戰爭而比平時多繳那一點稅的代價。他們通常對於恢復和平感到不滿，因爲戰爭不再延續，讓他們失去了前述那種閱讀報紙的樂趣，而且他們原本幻想的千百次征服與國家榮耀也隨之破滅。事實上，即使恢復和平，他們在戰爭期間被課徵的那些稅也很少撤除。那些稅已被抵押作爲支付爲了戰爭而舉借的債務利息的財源。

如果原來的稅收，加上新稅，在支付戰爭借款的利息，以及支應平常的政府費用後，還有一些剩餘，那也許可以轉入某個以清償戰爭借款爲目的而設立的償債基金。但首先，此一償債基金，即使假定它不會被用到其他的目的上，也通常完全不足以，在任何可以合理預期會有持續和平的期間內，還清全部的戰爭借款；而且，第二，該償債基金幾乎總是會被用到其他的目的上。課徵那些新稅的目的，只是爲了支付它們當時所擔保的借款的利息。如果它們產生比較多的稅收，那也通常不是當初規劃或事先預料的事，所以，即使稅收比較多，也不太可能多很多。

一般來說，償債基金多半不是來自於那些稅的收入在支付了當初讓它們承擔支付的利息或年金之後還有什麼剩餘，而是來自於它們所須支付的利息後來降低了。荷蘭於一六五五年設立的那個償債基金，以及羅馬教廷於一六八五年設立的那個償債基金，都是這樣形成的。因此，這種基金通常不足以清償戰爭借款。即使在天下太平的時候，也會發生各式各樣需要額外經費應付的事件，而這時政府總是認爲，不當挪用償債基金去支應所需的額外經費，比課徵新稅，更爲方便。每一種新稅會立即或多或少被人民感受到。

它總是會導致一些牢騷，遭到一些人的反對。稅捐的種類被增加得越多，對每一種課稅標的課徵的稅額被提得越高；則人民抱怨每一種新稅的聲音就越大，而政府要找到新的課稅標的，或要進一步提高舊的課稅標的已經被課徵的稅額，就越困難。暫停償付債務的本金，不會立即被人民感受到，不會導致牢騷或抱怨。於是，向償債基金借錢，便總是一個明顯而且簡單的脫離眼前困境的辦法。公共債務被累積得越多，越是有必要審慎減少公共債務，任何不當挪用償債基金的動作越危險，也越有破壞性；則公共債務就越不可能被顯著減少，而償債基金就越可能、越確定會被不當挪用，去支應所有和平時期的額外經費需求。

當全國人民的稅負已經超重時，除了迫於新的戰爭需要，除了那股報復國仇的怨恨，或保衛國家安全的焦慮，不會有其他的理由能夠說服人民勉強同意繳納新的稅種。因此，償債基金通常會被不當挪用。在英國，從我們首次採取永久基金化的毀滅性借錢辦法以來，公共債務在和平時期減少的幅度，根本和在戰爭期間所累增的幅度不能相提並論。目前英國龐大的國債，最初就是在那一次始於一六八八年而以一六九七年的里斯維克（Ryswick）條約告終的戰爭中埋下基礎的。在一六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國的公共債務，不管有無擔保或基金化，總計是兩千一百五十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二英鎊十三先令八又二分之一便士。

其中大部分是以短期預支的方式借入的，也有一部分是以終身年金借入；以致在一七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亦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已經有一部分債務被全部還清，也有一部分債務歸還了一部分，金額總計爲五百一十二萬一千零四十一英鎊十二先令又四分之三便士；此後，英國的公債從來沒有像這次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被減少那麼多。所以，剩下的債務，總計只有一千六百三十九萬四千七百零一英鎊一先令七又四分之一便士。在始於一七〇二年，而以烏得勒支（Utrecht）條約結束的那次戰爭中，公共債務被累積得更多。

在一七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計是五千三百六十八萬一千零七十六英鎊五先令六又十二分之一便士。由於各種長短期年金轉換成南海基金債券的作業，提高了公共債務的現值，所以，到了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共債務總計是五千五百二十八萬兩千九百七十八英鎊一先令三又六分之五便士。公共債務於一七二三年開始減少，非常緩慢地持續至一七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這天下太平的十七年內，被償還的債務總共不過是八百三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四英鎊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因此，那時候的公共債務餘額總計是四千六百九十五萬四千六百二十三英鎊三先令四又十二分之七便士。

一七三九年開始的對西班牙戰爭，和隨後不久開始的對法國戰爭，導致公共債務進一步增加，在一七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亦即，在以愛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條約結束戰爭後，總計是七千八百二十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三英鎊一先令十又四分之三便士。最爲太平無事的連續十七年，只不過使公共債務減少八百三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四英鎊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但一次持續不到九年的戰爭，便使公共債務增加了三千一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八十九英鎊十八先令六又六分之一便士。

在佩勒姆（Pelham）先生執政時（一七四三至一七五四年），至少是因爲他採取了一些措施，公共債務的利息從百分之四降至百分之三；因此，償債基金稍有增加，償還了一部分公共債務。一七五五年，在上一次戰爭爆發前，英國的基金化公債總計爲七千二百二十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三英鎊。在一七六三年一月五日，戰爭結束時，基金化公債總計爲一億兩千二百六十萬零三千三百三十六英鎊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無擔保或未基金化的債務餘額，當時被估計爲一千三百九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九英鎊二先令二便士。

但戰爭所導致的費用並未因戰爭結束而立即結束；所以，除了在一七六四年一月五日基金化公債（一部分是因爲借了一筆新債，一部分則是因爲將部分未基金化的公債轉成基金化）增加至一億兩千九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八十九英鎊十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外，當時（根據見識廣博的《英國之貿易與財政考察》作者的研究）尚有總計爲九百九十七萬五千零十七英鎊十二先令二又四十四分之十五便士的未基金化債務於該年和次年被陸續登入賬簿。所以，根據該作者，在一七六四年，英國的公共債務，包括基金化和未基金化的債務，總計爲一億三千九百五十六萬一千八百零七英鎊二先令四便士。

此外，於一七五七年被當做附贈品發給新債的認購者的終身年金，按年金的十四倍估計，現值約四十七萬兩千五百英鎊；於一七六一年和一七六二年同樣被當做附贈品發給的各筆長年期年金，按年金的二十七又二分之一倍估計，現值總計約六百八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英鎊。在持續約七年的和平期間中，即使是非常節儉而且真正愛國的佩勒姆政府，尚且無法償還六百萬英鎊的舊債。但在一次持續大約同樣長的戰爭中，便增加了超過七千五百萬英鎊的新債。一七七五年一月五日，英國的基金化債務總計爲一億兩千四百九十九萬六千零八十六英鎊一先令六又四分之一便士。

未基金化債務，不包括一大筆王室費（civil list）債務，總計爲四百一十五萬零兩百三十六英鎊三先令十一又八分之七便士。兩者加起來，總計是一億兩千九百一十四萬六千三百二十二英鎊五先令六便士。根據此一計算方式，在十一年太平無事的期間中，被還清的債務總計只有一千零四十一萬五千四百七十四英鎊十六先令九又八分之七便士。然而，即便是這麼少的債務減幅，也並非完全是從國家平常收入節省下來償還的結果。有好幾筆與平常的稅收完全無關的例外收入款項，有助於減輕公共債務。

在這當中，我們或許可以計入，爲期三年每英鎊土地稅加收一先令的附加捐；得自東印度公司的兩百萬英鎊，這是他們取得新領土的保障金；以及得自於英格蘭銀行的十一萬英鎊，這是他們的執照更新費。除了這些款項，必須加上其他幾筆款項；由於它們全都源自於上一次戰爭，因此也許應當被視爲該次戰爭費用的減項。其中，主要有：對法國戰爭的戰利品收入690，449英鎊18先令9便士釋放法國戰俘的和解金收入670，000英鎊受割讓的島嶼。出售所得95，500英鎊總計爲一百四十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九英鎊十八先令九便士如果我們在此一總計數加上查塔姆伯爵（Chatham）和卡爾克拉夫特（Calcraft）先生的賬目結餘，以及其他類似的陸軍軍費節餘款，再加上從英格蘭銀行、東印度公司，以及每英鎊土地稅加徵一先令的附加稅所得到的款項；則全部的例外收入必定遠大於五百萬英鎊。

所以，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利用國家平常的收入剩餘償還的債務，每年平均還不到五十萬英鎊。自從戰爭結束以來，由於部分公債被逐漸償還掉，部分可贖回的公債利息從百分之四降爲百分之三，以及部分終身年金陸續滿期，所以，償債基金無疑有顯著的增加，而如果和平可以持續，則現在也許每年可以從平常收入省下一百萬英鎊，用來償還公共債務。因此，在去年一年中，真的償還了一百萬英鎊的舊債；但在同一時間，有一大筆王室費用尚未支付，而我們現在又捲入一場新的戰爭，這一場還在進行的戰爭，最後也可能像我們從前的任何一次戰爭那樣的昂貴。

在太平無事的十一年當中，償還的債務不過是比一千萬英鎊多一點；但在這一次打了七年的戰爭，所增加的債務卻超過一億英鎊。在下一次戰鬥結束前很可能舉借的新債，也許就會接近等於過去由國家平常的收入剩餘償還的所有舊債。所以，如果目前的平常收入水平維持不變，則期望從那當中節省下來的錢，就可以把所有債務還清，那無異是異想天開。某位作者曾經主張，歐洲各負債國的公債，特別是英國的公債，是附加在各該國家的其他資本上的一筆很大的資本累積；他表示，該筆附加資本可以擴大該國的貿易，增加該國的製造業，而該國的土地獲得耕種與改良的程度，也將因爲有那一筆附加資本而大大超過只有其他資本可資運用時能夠達到的地步。

他沒考慮到，當公共債務最初的那些債權人把資本借給政府時，有一份原本被當做資本使用的每年產出，就在那一刻，離開了資本的用途，轉而被當做收入使用；從原本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轉而被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從而通常在當年內就被花費掉，完全不會有任何再生產出來的希望。沒錯，相對於他們所借出的資本，他們獲得一筆由公共基金擔保支付的年金，而這筆年金在大多數場合比他們借出的資本更有價值。這筆年金無疑還回了他們的資本，使他們得以進行和從前的規模一樣大，或也許更大的買賣和事業；亦即，他們或者可以拿那筆年金作爲擔保向別人借一筆新資本，或者可以把那筆年金賣出去，從別人那裏買到一筆屬於他們自己的新資本，而不管是借或是買，新資本不是等於，就是大於他們當初借給政府的資本。

然而，這一筆新資本，不管是借來的或是買來的，必定早就已經存在於該國，而且必定一直像所有資本那樣被運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當它來到先前把他們的錢借給政府的那些人的手中時，雖然對他們來說，它在某一意義上是一筆新的資本，然而，對該國來說，它卻是一點也不新；而只是一筆從某種用途撤出，以便轉入其他用途的資本。雖然它把他們先前借給政府的資本還給了他們，但它可沒有把什麼資本還給了該國。如果他們未曾把資本借給政府，那麼，該國將會有兩筆資本，或者說，將會有兩份每年產出的部分，而不是一筆或一份，被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

爲了支應政府的花費，而在當年內從自由或未抵押的稅收中挪用一筆收入，則這只是將人民收入的某一部分，從維持某種非生產性勞動的用途撤出，移轉到維持另一種非生產性勞動的用途上。在人民所支付的那些稅當中，無疑有一部分原本將會累積成資本，從而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但其中大部分原本很可能就是會被花掉的，從而很可能就是會被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的。然而，公共費用，當以這種方式支應時，無疑或多或少會妨礙進一步累積新資本；但這不會必然導致任何實際存在的資本被摧毀。

但如果政府的花費是以永久基金舉債的方式支應，那就是以每年摧毀一部分原本存在國內的資本來支應；亦即，將原本要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一部分每年產出，扭轉到維持非生產性勞動的用途上。然而，因爲政府在此場合須課徵的稅，會比要在當年度籌到一筆足以支應同一費用的收入時須課徵的輕很多，所以國民私人的收入所負擔的稅必然比較輕，因此他們將某一部分私人的收入儲蓄起來累積成資本的能力，所受到的損傷也就比較輕微許多。雖然永久基金化的籌錢辦法摧毀比較多的舊資本，但另一方面，該辦法卻也比較不會，像政府以當年度的收入支應當年度的公共費用時，那麼妨礙累積或取得新資本。

在永久基金化的制度下，民衆私人的節儉與勤勞比較能夠輕鬆地修補政府的浪費與揮霍偶爾在社會整體資本上所造成的裂縫與缺口。然而，那也只是在戰爭持續的期間中，永久基金化的制度纔有此一優於另一種制度的優點。如果戰爭的費用始終都由當年度的收入支應，則籌集那個異常收入的各種稅，將不會比戰爭延續得更久。民衆私人累積資本的能力，在戰爭期間雖然比較小，但在和平時期，卻會比它在永久基金化的制度下大。戰爭將不會必然導致任何舊資本被摧毀，而和平則將會導致比較多的新資本被累積。

戰爭大概也將比較快結束，並且戰端比較不會被隨興荒唐地輕啓。民衆，在戰爭持續期間感受到戰爭的全部負擔，將會很快厭倦戰爭，而政府，爲了取悅他們，也將沒有必要將戰爭延長到超過取悅他們所需的程度。預見要負擔沉重而且不可避免的戰費，將可勸阻民衆，在沒有真正或確實的利益值得一戰時，隨興要求開戰。於是，使民衆私人累積資本的能力稍微受到損傷的那種時刻，將比較難得發生，而即使發生，也比較短。相反的，資本累積能力最爲活躍強健的那些時刻，將比它們在永久基金化的制度下可能會有的長度持續得更爲長久。

此外，當基金化舉債已經進行到某一程度時，伴隨它而來的各種稅負的累增，對民衆私人在和平時期的資本累積能力所造成的損傷，有時候甚至和另一種制度在戰爭期間所造成的傷害一樣嚴重。目前英國平時的稅收，每年超過一千萬英鎊。如果這些是自由或未抵押的收入，則只要管理適當，根本不需要再借入一分一毫的新債，或許便足夠進行最激烈的戰爭。然而，目前英國居民的私人收入在平時承受的重擔，以及他們累積資本的能力在平時受到的損傷，已經就像在最爲昂貴的戰爭期間那樣嚴重了，即使那種致命的基金化舉債制度從未被採用過。

對於公債利息的支付，有人說，那是一種右手支付給左手的事。錢並沒有跑到國外。只是將某一羣居民的一部分收入移轉給另一羣居民；國家並沒有絲毫變得更窮。此一辯解完全建立在重商主義的詭辯基礎上，而在我已經對那個思想體系做了那麼長的檢視之後，也許沒有必要再對這樣的辯解多說一些什麼。此外，它假定公共債務全部是向國內的居民借的，而這並非事實；荷蘭人，以及好幾個其他國家的人民，在我們的公共債務中，也佔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但即使全部的債務是向國內的居民借的，那債務也不會因此而變得比較沒有害處。

土地與資本積蓄是所有公共與私人收入的兩種根本來源。資本積蓄支付生產性勞動的工資，不管這勞動是被運用在農業、製造業或商業。那兩種收入來源的管理權屬於兩種不同的人；即土地的所有者和資本積蓄的所有者或僱主。土地所有者，爲了他自己的收入利益，會注意盡他所能將他的地產保持在良好的狀態，譬如，會建築和修繕他的佃農租用的房舍，會鋪設和維護必要的排水設施與圍籬，以及其他所有應當由地主施作與維護的昂貴土地改良。但各種土地稅，或許會使地主的收入如此大幅減少；而各種對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課徵的稅，或許會使那已經減少的收入變得如此沒有真實的價值，以致他或許會發現他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施作或維護那些昂貴的土地改良。

然而，當地主停止盡他的本分時，那也就不可能期望佃農繼續做他的本分工作。隨着地主的艱困程度增加，國家的農業也就必然步入衰微。當資本積蓄的所有者和僱主發現，由於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被課徵了各種不同的稅，以致不管他們從那資本積蓄獲得多少收入，在特定某個國家，都買不到同一收入在幾乎其他每一個國家可以買到的那些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數量時，他們將傾向移居到其他某個國家。而當爲了徵收那些稅，全部或大部分商人和製造業者，或者說，全部或大部分運用大筆資本的僱主，落得不斷遭到稅務人員上門查稅的糟蹋與氣惱時，此一外移的傾向將會很快變成實際的行動。

該國的勤勞水平必然將隨着它賴以維持的資本外移而下降，於是，在農業衰微之後不久，該國的貿易與製造業也將趨於沒落。把大部分來自於土地和資本積蓄的收入，從那兩種大收入來源的所有者，或者說，從那些和特定每一寸土地的狀況是否優良，以及在每一分資本積蓄的管理是否妥善，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人，移轉給另一種人（即，沒有這種特定利害關係的公共債務債權人），長期而言，必定會導致土地的荒廢，以及資本積蓄的浪費或外移。一位國家的債權人，和債務國的農業、製造業與商業是否繁榮興盛，無疑有一般性的利害關係；因此，他也會關切該國的土地狀況是否優良，以及該國的資本積蓄管理是否妥善。

如果在這些事物上發生了什麼一般性的差錯或衰退，各種稅收或許就不再足以把他該得的年金或利息支付給他。但一位國家的債權人，純粹就他這種身份來說，和任何特定的一寸土地狀況是否優良，或任何特定的一分資本積蓄管理是否妥善，沒有利害關係。作爲一位國家的債權人，他對任何這種特定的部分一無所知。他無權過問它。他不可能爲它操什麼心。在某些場合，它的荒廢或毀滅，他也許一無所知，而且也不可能直接影響到他。基金化舉債的做法，向來使每一個採用它的國家逐漸衰弱。意大利的那些共和國似乎最早採用這種做法。

熱那亞和威尼斯，這兩個意大利僅存的還能自命爲獨立存在的共和國，都已經被這種做法弄得積弱不振了。西班牙似乎從那些意大利共和國學到這種做法，而（由於它的稅制很可能比它們的更不明智）相對於它的自然稟賦來說，它已被弱化的程度，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西班牙的債務歷史悠久。它在十六世紀末以前便已債臺高築，大約比英國欠人家一毛錢以前早了一百年。法國，儘管自然資源相當豐富，也因爲在同一種債務的沉重壓迫下日漸衰弱。荷蘭聯邦共和國因揹負債務而變衰弱的程度，和熱那亞或威尼斯一樣嚴重。

一種在其他每一個國家都帶來衰弱或荒蕪的做法，有可能單單在英國會被證明是無害的嗎？或許有人會說，前述那些國家所成立的稅制比英國的拙劣。我也相信確實如此。但我們不該忘記，即便是最聰明的政府，當它用盡了所有適當的課稅標的後，如果再有緊急需要，它也不得不對不適當的標的課稅。聰明的荷蘭共和國，就曾經在某些場合，被迫採取了某些和西班牙大部分的稅一樣有害的稅。如果在公共收入尚未獲得什麼顯著的釋放之前，爆發了另一次戰爭，而這戰爭在進行當中又變得像上一次戰爭那樣昂貴，那麼，礙於不可抗拒的需要，英國的稅制或許將會變得像荷蘭，甚至像西班牙那樣的令人難堪。

沒錯，我們現行的稅制很值得讚揚，它對勤勞的妨礙向來是如此的小，以致即使是在耗費最大的戰爭期間中，民衆個人的節儉與良善經營向來似乎能夠，藉由儲蓄與累積，修補政府的浪費與揮霍在社會整體資本上所造成的所有裂縫與缺口。在上一次戰爭結束時（該次戰爭是英國有史以來耗費最大的戰爭），英國農業繁榮興盛的程度，製造業者的人數與充分就業狀況，以及商業活動的範圍，都不輸從前任何一個時候。所以，所有這些不同部門的勤勞賴以維持的那個資本數量，也必定不會少於從前任何一個時候。

自從和平以來，農業又進一步得到改善，國內每一個城市和鄉村的房租也上升了，證明民衆的財富與收入確實與日俱增；而大部分舊稅，尤其是主要的貨物稅與關稅，稅收也不斷上升，同樣清楚地證明民衆的消費與日俱增，從而證明全國的產出不斷增加，因爲唯有產出不斷增加，才能支持與日俱增的消費。英國似乎輕而易舉地承擔起一個，在半世紀以前，沒有人認爲她有能力承擔的重負。然而，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輕率地斷定，她有能力承擔任何重負；甚至也不可過分篤定，她能夠不太痛苦地承擔起一個，比已經加在她身上的負擔，稍微重一點的負擔。

任何國家的債務一旦累積到某個程度，我相信，就幾乎不會有充分獲得公正償還的機會。公共收入獲得釋放，即使確實有這麼一回事，那也必定總是倒賬促成的；這倒賬有時候是坦白承認的，有時候雖然表面上償還了負債，但實質上無異於倒賬。要以表面假裝償還債務，掩蓋公共債務實質倒賬，最爲常見的手法，就是提高錢幣的面值。例如，假使由國會立法或由國王頒佈敕令，將每一枚六便士幣的面值調高爲一先令，從而將二十枚六便士幣的面值調高爲一英鎊；則按舊面值借了二十先令或將近四盎司白銀的人，按新面值將只須償還二十枚六便士幣或稍低於二盎司白銀。

一筆大約是一億兩千八百萬英鎊的國債，或將近英國目前所有未基金化與基金化國債的全部現值，按這個辦法，大約只須用我們現在的錢幣六千四百萬英鎊便可還清。沒錯，這將只是一種表面上的償還而已，實質上，國家的債權人每一英鎊的債權將被詐取掉十先令。再者，這種倒賬的大災難影響所及的範圍，將遠遠不僅限於國家的債權人，因爲每一位私人的債權人也將蒙受同一比例的損失；而這對國家的債權人來說，非但不會有任何好處，反而會在大多數的場合，造成重大的額外損失。如果國家的債權人的確普遍欠他人很多錢，則由於他們將以國家付給他們的同一種錢幣償還他們的債主，在某一程度內或許可以補償他們的損失。

但在大多數國家，國家的債權人大部分是有錢人，在相對於他們其餘同胞的關係上，他們比較是站在債權人的位置，而不是站在債務人的位置。所以，私人之間這種假裝的債務償還，非但不會減輕，反而會在大多數場合加重國家債權人的損失；它非但對公衆不會有任何好處，反而會把公共債務倒賬的大災難擴大，殃及其他許多無辜的人民。它普遍給私人財富帶來一種最爲邪惡的顛覆與破壞；在大多數場合，以勤勞節儉的債權人犧牲爲代價，使懶惰奢侈的債務人變富；把一大部分國家資本，從可能增加與改進它的那些人的手中拿走，搬到可能花光與破壞它的那些人的手上。

當一個國家淪落到有必要宣告它自己破產時，和任何私人淪落到同一地步時一樣，一個公正、公開與坦白宣告的破產程序，總是對債務人最不可恥，而對債權人傷害最小的處置方法。如果國家爲了遮蓋實質破產的恥辱，而採取如此容易被人看穿，同時又極邪惡有害的戲弄詭計，那就真的是置國家的顏面於不顧了。然而，幾乎所有國家，無論古今，當淪落到有這種必要的地步時，在某些情況下，玩的正是這種變把戲的詭計。在第一次布匿戰爭（Punic war）結束時，羅馬人把阿斯幣（As）——羅馬人用來計算他們所有其他錢幣價值的錢幣或面值的單位——所包含的銅，從十二盎司減至僅剩兩盎司；亦即，他們把兩盎司銅提高至從前始終代表十二盎司銅的那個面值。

於是，羅馬共和國便得以其債務實質價值的六分之一還清其龐大債務。這麼突然而且這麼重大的倒賬事件，如果發生在現代，我們大概會馬上想到，鐵定會導致非常激烈的羣衆騷動與喧鬧。但當時似乎沒有任何這樣的後果。規定該項幣制變革的那一條法律，就像其他所有牽涉到錢幣的法律那樣，由一位護民官（tribune）提出並由他支持通過人民大會的審議，而且也很可能是一條很受民衆歡迎的法律。在羅馬，和古代所有其他共和國的情形一樣，窮人經常欠債於豪門巨室，後者爲了在每年選舉時獲得前者的選票，一向按高得離譜的利息借錢給前者，而由於從來沒有被償付過，借款和利息很快便累積成一筆龐大到不僅債務人本身無力償還，甚至也沒有其他任何人有能力代他償還的金額。

債務人，由於害怕被嚴格強制還債，即使沒有另外收到饋贈，也不得不把選票投給債權人所推薦的候選人。儘管有許多法律禁止受賄與行賄，到了羅馬共和國末期，候選人致贈的禮金，以及元老院偶爾命令分發的糧食，竟然變成比較貧窮的公民賴以爲生的主要財源。爲了把他們自己從這種屈從於債主的束縛關係解放出來，貧窮的公民不斷地呼號要求完全撤銷債務，或要求制定他們所謂的新木板表（New Tables）；亦即，要求制定一條法律，允許他們在僅支付一部分積欠的債務後，便得以解除所有負債。

把各種不同面值錢幣的真實價值，減少至從前的六分之一的那一條法律，由於讓他們得以其債務實質價值的六分之一還清所有債務，無異是最有利於他們的新木板表。爲了安撫民衆，羅馬的豪門巨室，曾在好幾個不同的場合，不得不同意通過一些撤銷舊債的法律，以及制定一些新的木板表；而他們所以被說服接受這一條法律，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因爲同樣的理由，但有一部分也是因爲藉由公共收入的重獲自由，他們或許可以讓他們自己所主導的那個政府恢復活力。一次這樣的動作，便可立即使一筆一億兩千八百萬英鎊的債務，減少至兩千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英鎊六先令八便士。

在第二次布匿戰爭當中，阿斯的價值又被降低，首先從含銅量兩盎司降至一盎司；後來又從含銅量一盎司降至二分之一盎司；亦即，降至最初價值的二十四分之一。如果把這三次羅馬共和國的動作合併爲一次，則一筆一億兩千八百萬英鎊的債務，按這個方式，便可立刻減少至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英鎊六先令八便士。按這個方式，甚至龐大如英國的債務，也很快可以被還清。由於採用了這種手段，我相信，所有國家的錢幣都漸漸變得越來越低於其原始價值，而同一名目的款項所代表的白銀數量也漸漸變得越來越少。

有些國家有時候，爲了同一目的，會降低他們的錢幣的標準；亦即，會在他們的錢幣中摻雜數量較多的合金。例如，假使我們的銀幣，不是根據目前的標準，每磅（十二盎司）只含二十分之十八盎司的合金，而是摻雜了八盎司的合金；則面值一英鎊或二十先令的這種錢幣，其真正價值將只比我們目前的錢幣六先令十二分之八便士多一點點。換言之，按這種方式，我們目前的錢幣六先令十二分之八便士所含白銀的面值，將會被提高到接近一英鎊。降低錢幣標準，和法國人所謂的“增大”（augmentation），或直接提高錢幣的面值，效果完全相同。

“增大”或直接提高錢幣的面值，總是，而且限於其性質也必定是，一種公開且坦白承認的動作。透過這種動作，重量與體積比較小的錢幣，將被稱作重量與體積比較大的錢幣從前被賦予的那個名稱。相反的，降低錢幣標準，通常是一種暗中進行的動作。透過這種動作，鑄幣廠發行出來的錢幣，面值和從前流通中價值比較高的錢幣相同，而且在重量、體積與外觀方面，也會儘可能模仿價值比較高的錢幣。當法國的約翰國王，爲了償還他的債務，而降低他的錢幣標準時，他的鑄幣廠裏的所有官員都鬚髮誓保守祕密。

這兩種動作都是損害他人的不義之舉。但單純的“增大”，是一種公開的傷害罪行；而降低錢幣標準，則是一種暗地裏背信的欺詐罪行。所以，後一種動作，一旦被發現，而它也絕不可能被隱匿得很久，所激起的憤怒總是遠大於前者。錢幣，在經過相當程度的“增大”後，政府很少會讓它恢復原來的重量；但它的標準不管經歷過多大的降低，政府幾乎總是會讓它恢復原來的標準純度。事實上，也幾乎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平息人民的這種怒火與義憤。在亨利八世在位的末期（時約公元一五四七年），和愛德華六世在位初期（時約公元一五五三年），英國錢幣不僅被直接提高面值，而且標準也被降低。

詹姆士六世年幼時，蘇格蘭也有類似的欺詐動作。大多數其他國家偶爾也有同樣的動作。如果在支應和平時期的政府編制所需的年度經費後，英國的公共收入剩餘還是像目前這樣少，則期望英國的公共收入有朝一日能夠完全獲得釋放，或甚至只期望釋放公共收入的工作有朝一日能夠獲得相當程度的進展，似乎只可能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奢望。顯然的，除非公共收入有相當大幅度的增加，或者除非公共費用有同樣大幅度地減少，否則釋放公共收入的願景絕不可能實現。一個比現在公平的土地稅，一個比現在公平的房租稅，以及諸如上一章所提的那些有關現行貨物稅與關稅制度的改革建議，如果獲得實施，那也許可以在無須增加大部分人民的負擔，而只是把稅負更公平地分攤給全體人民的情況下，產生相當可觀的稅收增加效果。

然而，即便是最樂觀的計劃者，恐怕也不可能自以爲，只要依這種方式使稅收增加，便可以合理期待公共收入將完全獲得釋放，或期待公共收入至少在和平時期將獲得某一程度的釋放，足以防止或抵消公共債務在下一次戰爭中累積得更多。如果把英國的課稅制度擴展至大英帝國內所有英國裔或歐洲裔人民居住的地方，則稅收增加的幅度或許可望遠大於前述那種方式。然而，這或許不太可能做到符合英國的憲政體制，除非允許所有那些地方在英國國會，或者如果你想這麼說，在大英帝國的全民會議中，有充分平等的代表席數，亦即，每一個地方的代表席數相對於該地方貢獻的稅收比例，和英國本土的代表席數相對於英國本土被課徵的稅收比例相同。

許多大有權勢者的私人利益，以及大部分人民根深蒂固的偏見，目前誠然似乎反對這麼重大的改變，而諸如此類的障礙或許很難，甚至完全無法克服。然而，如果我們沒有妄想到，要確定這種稅制與政治上的統一，實際上是否可行或不可行，則在這麼一本理論性的著作中，或許不是不適宜探討（1）在所有大英帝國本土以外的那些地方，本土的課稅制度究竟可能適用到什麼程度；（2）如果那套稅制真的被應用到那些地方，將可能產生什麼樣的稅收；以及（3）這種全面性的統一，對被納入其中的各個地方的繁榮與幸福，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種推測性的討論，無論怎樣差勁，頂多不過可以看作是一個新的烏托邦（Utopia），或許比不上舊的有趣，但也不至於比舊的更沒用或更異想天開。土地稅、印花稅，以及各種關稅和貨物稅，是英國主要的四種稅。愛爾蘭顯然和英國一樣有能力支付土地稅，而美洲和西印度羣島的殖民地則更有能力支付。在地主不必繳納什一稅或濟貧稅的地方，地主顯然比他必須負擔這兩種其他的稅時更有能力支付土地稅。什一稅，如果不是以代金繳納，而是徵收實物，使原本屬於地主的地租收入縮小的程度，更甚於土地稅，因爲後者實際上只是每英鎊地租徵收五先令（或地租的四分之一）。

而以實物徵收的什一稅，在大多數場合，超過實際地租的四分之一，亦即，超過土地產出，在完全回補了農夫的資本，以及他的合理利潤後，剩餘價值的四分之一。即使排除所有什一稅代金，以及所有委託俗人管理的教會財產收入，英國和愛爾蘭全部的教會什一稅，估計也不太可能少於六百或七百萬英鎊。如果英國或愛爾蘭沒有徵收什一稅，則地主將有能力多付六百或七百萬英鎊的土地稅，而且屆時地主的全部負擔也不至於比他們當中絕大部分的人目前所負擔的更重。美洲殖民地沒有什一稅，所以有充裕的財力支付土地稅。

沒錯，美洲和西印度羣島的土地，通常沒有佃農佔用，或出租給農夫使用。所以，那些土地不可能根據任何地租賬簿或佃農賬簿被查課土地稅。但在威廉和瑪麗第四年（公元一六九三年），英國的土地也一樣不是根據任何地租賬簿或佃農賬簿，而是根據某種很不嚴謹且不精確的估計方式，被課徵土地稅。美洲的那些土地，或許可以按同樣的方式課稅，或者可以比照米蘭、奧地利、普魯士和撒丁最近實施的辦法，在完成精確的土地調查後，根據某種公正的估價方式課徵土地稅。印花稅，顯然不需要怎樣變更，便可在所有不同的國家課徵，只要法律訴訟程序，以及轉讓不動產與動產的法定契據，相同或大致相同。

把英國的關稅法適用範圍延伸至愛爾蘭和各殖民地，如果自由貿易權也跟着延伸，而基於公平也應當如此，則對雙方都將極爲有利。所有目前壓迫愛爾蘭貿易的不公平限制，以及所有列舉與非列舉的美洲商品之間的差別待遇，將完全被撤銷。菲尼斯特雷角（Finisterre Cape）以北的國家，將對美洲的每一部分產出開放，就像目前那個岬角以南的國家對美洲的某部分產出開放那樣。在一體適用同一關稅法之後，大英帝國內所有各個地方之間的貿易，將會像目前英國的沿岸貿易那樣的自由。

於是，大英帝國將可在其自身範圍內，爲其所屬的每一個地方的每一部分產出，提供一個無限廣大的內部市場。這麼廣大的市場擴張，很快便可補償愛爾蘭和各殖民地，所有他們可能因爲關稅增加而蒙受的損失。英國的稅制當中，在推廣至帝國內各個地方時，需要隨着各地方情況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的，唯有貨物稅這個部分。它或許無須變更便可推廣至愛爾蘭；因爲那個王國的產出與消費情況，和英國的產出與消費情況，性質完全相同。在推廣至美洲和西印度羣島時，由於那些地方的產出與消費，和英國的情況大不相同，或許有必要稍加變更，就像在生產蘋果酒和啤酒的英國郡縣，貨物稅制也有所不同那樣。

例如，美洲有一種發酵酒，是當地居民很重要的一種普通飲料，這種酒雖然被稱作啤酒，但由於是以糖蜜爲原料製成的，和我們啤酒很不一樣。這種酒，由於只能儲存短短的幾天時間，不像我們的啤酒可以由大規模的釀酒廠製造並且儲存起來等待銷售；而必須由每一個私人家庭釀造供他們自己飲用，就像他們烹煮自己的食物那樣。如果要比照我們對待啤酒店的店主和釀酒商的那種方式，要求那裏的每一個私人家庭，也必須接受討厭的稅務人員拜訪與檢查，那就完全不符合自由的原則。如果基於公平的考慮，認爲必須對這種酒課稅，那或許可經由對它的製造原料課稅，以達到對它課稅的目的；而對它的原料課稅，有兩種方式可以考慮：或者在生產該原料的地方對它課稅，或者如果實際的產業情況不適合徵收這種貨物稅，那就在該原料輸入殖民地供當地消費時，對它課徵適當的關稅。

目前糖蜜輸入美洲時，除了被英國國會課徵每加侖一便士的關稅外；在輸入馬薩諸塞灣（Massachusetts Bay）時，如果是以其他殖民地的船隻載運，會被地方政府課徵一種類似關稅的地方稅，每大桶（hogshead）八便士；而當糖蜜從北方的殖民地輸入南卡羅來納時，又會被地方政府課徵另外一筆每加侖五便士的關稅。如果所有這些方法都被證明不妥當，那或許可以要求每一個家庭，爲其所消費的這種酒的數量，繳納一筆代稅金，金額或許可以按每一個家庭的人數訂定，就像私人家庭在英國繳納麥芽稅代金的方式那樣；或者像荷蘭在課徵好幾種稅時，所採取的那種方式，根據家庭成員的年齡與性別，決定各個家庭該繳的代稅金大小；這些方式都相當接近馬修·德克爵士（Sir Matthew Decker）建議英國應該用來課徵所有消費品稅的那個方式。

我在前面曾指出，這種課稅方式，當被用來對很快被消費掉的商品課稅時，不是一種很妥當的做法。然而，如果不可能做得更好，那也只好採用它了。蔗糖、甜酒與菸草，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是生活必需的商品，卻幾乎到處都已變成一般消費品了，所以是極適當的課稅標的。如果英國真的和殖民地統一，則那些商品或許可以在離開製造者或生產者的掌握之前被課稅；或者，如果這種課稅方式不適合那些製造者或生產者的財務處境，那或許可以把那些商品存入公共倉庫，不管是設在製造地的公共倉庫，或是設在它們後來可能被運往的帝國內各個港口的公共倉庫，放在那裏，由商品所有者和稅務官員共同保管，直到當它們被運交給消費者，或運交給供應國內消費的零售商，或運交給出口商時，才繳納它們應該繳納的貨物稅。

當它們被運交給出口商以便輸出時，應該是免稅的；不過，在運交時，必須取得適當的擔保，保證它們真的會出口到帝國以外的地方。在和殖民地統一後，英國現行的稅制需要有相當更動的地方，也許主要就是有關這些商品的課稅部分了。當這套稅制推廣至帝國內各個地方以後，所產生的稅收數目會有多大，無疑是一個完全不可能被估計得相當精確的問題。目前透過這套稅制，每年在英國從少於八百萬的人民身上課徵到超過一千萬英鎊的收入。愛爾蘭的人口少於兩百萬，而根據提交給大陸會議的報告，北美十二聯邦的人口超過三百萬。

然而，那些報告的數字很可能被誇大，也許是爲了給他們自己的人民壯膽，或者是爲了嚇唬英國的人民，所以我們將假定，我們北美洲和西印度羣島的殖民地加起來的人口少於三百萬；或者說，整個大英帝國在歐洲和美洲的人口不會多於一千三百萬。如果在八百萬人民的身上，這套稅制可以收到超過一千萬英鎊的稅收；則在一千三百萬人民身上，它應當可以收到超過一千六百二十五萬英鎊的稅收。從這個收入（假定這套稅制可以產生這個收入），必須減掉愛爾蘭與諸殖民地爲了支應他們當地的民政費用所徵收的那些收入。

愛爾蘭的民政與軍事編制費用，加上公債利息，在一七七五年三月截止的兩年期間中，每年總計不到七十五萬英鎊。根據一份非常精確的北美洲與西印度羣島主要殖民地收入報告，在目前的騷亂開始之前，那收入總計是十四萬一千八百英鎊。然而，在該份收入報告中，馬里蘭州的收入，北卡羅來納州的收入，以及所有我們最近在美洲大陸和西印度羣島取得的殖民地的收入，被遺漏了，這部分也許有三至四萬英鎊。所以，爲了取個整數的緣故，且讓我們假定，維持愛爾蘭與諸殖民地的民政編制所需收入總計爲一百萬英鎊。

因此，將剩下一千五百二十五萬英鎊的收入，可以用來支應帝國的一般費用，以及償還公債。如果從目前英國的收入當中，在和平時期，每年可省下一百萬英鎊以便償還公債，則從這個增加的收入當中，每年當可輕鬆省下六百二十五萬英鎊。又，這個巨大的償債基金，每年還可因爲省下前一年償還的債務利息而變得更大；依此方式，它或許將如此快速地增加，以致足以在短短的幾年間，便可還清全部的債務，從而使大英帝國目前已被削弱而且日漸枯萎的活力完全恢復過來。同時，人民或許得以免除某些惱人的稅負；譬如，免除那些對生活必需品或製造業原料課徵的稅。

於是，貧窮的勞動階級將得以過更好的生活，他們的工作成本將得以比較低廉，而他們也將得以把他們的產品賣得比較便宜。他們的產品價格低廉，將可增加市場對那些產品的需求，從而增加市場對生產那些產品的勞動者的勞動需求。勞動需求增加，將同時增加貧窮的勞動階級人數，並且改善他們的生活處境。他們的消費將會增加，而所有還容許留下來對他們所消費的商品課徵的那些稅所產生的收入也將隨着增加。然而，這套稅制所產生的收入，或許不會立即按它所涵蓋的人口比例增加。對於帝國內過去不慣於承受它所施加的那種負擔的地方，或許應當給予一段相當長的漸進調整時間，而且即使到了同樣的稅應該儘可能同樣嚴格地在每一個地方徵收時，它在每一個地方的收入，也未必和當地的人口維持一定的比例。

在貧窮的地方，關稅與貨物稅主要課徵對象的那些商品，消費量很小；而且在人煙稀少的地方，有很好的走私逃稅機會。在蘇格蘭的下階層民衆當中，麥芽酒類的消費量很小，因此，麥芽、啤酒和麥酒的貨物稅在蘇格蘭的收入，相對於其人口與稅率的比例，小於那些貨物稅在英格蘭的收入（由於蘇格蘭的麥芽被認爲和英格蘭的麥芽質量不同，所以被課徵不同的稅率）。在這些特別的貨物稅部門，我的瞭解是，蘇格蘭的走私逃稅情形，並沒有比英格蘭更嚴重。蒸餾酒的貨物稅，以及大部分關稅，就相對於這兩地個別的人口比例來說，在蘇格蘭的收入，小於在英格蘭的收入，不僅是因爲那些課稅商品在蘇格蘭的消費量比較小，而且也是因爲走私逃稅在蘇格蘭比較方便。

在愛爾蘭，下階層人民比在蘇格蘭更窮，而愛爾蘭的許多地方也幾乎和蘇格蘭一樣的人煙稀少。所以，在愛爾蘭，課稅商品的消費量，相對於其人口的比例，或許會比在蘇格蘭更少，而走私逃稅的方便性則幾乎相同。在美洲和西印度羣島，即使是最低階層的白種人，處境也遠比英格蘭同一階層的白種人好很多，因此，所有他們平常縱情使用的那些奢侈品的消費量，很可能遠比英格蘭的平均消費量大很多。誠然，在北美南部和西印度羣島諸殖民地的居民當中佔大多數的黑人，由於他們是處於奴隸狀態，處境無疑比蘇格蘭或愛爾蘭最貧窮的人民更差。

然而，我們切不可因此就認定，他們會喫得比較差，或他們所消費的一些商品，如果被課徵適度的稅，他們的消費量，甚至將比不上英格蘭那些較低階層人民的消費量。爲了讓他們好好工作，他們的主人會注意，讓他們有妥善的食物，保持他們的好精神，就像他會注意讓他的耕作牲畜有妥善的飼料和好精神那樣。因此，黑人幾乎到處都像白種的僕人那樣，在甜酒和糖蜜酒或針樅酒方面，享有定期供他們零用的數量；而此一零用數量很可能不會被取消，即使那些商品被適度課徵了一些稅。所以，在美洲和西印度羣島，課稅商品的消費量，相對於其居民人數的比例，很可能和帝國內任何一個地方一樣大。

誠然，走私逃稅的機會將比別的地方大很多；因爲美洲的人口，相對於其土地面積的比例來說，遠比蘇格蘭或愛爾蘭更爲人煙稀薄。然而，如果將目前由麥芽稅，以及各種不同的麥芽酒類稅，徵收來的收入，改成由單一的麥芽稅來徵收，則在這個最重要的貨物稅部門，走私逃稅的機會將幾乎完全被撲滅。而如果關稅，不是像現在這樣對幾乎所有不同種類的進口商品課徵，而是僅限於對少數幾項最廣泛使用與消費的進口商品課徵，並且如果那些稅是以貨物稅法規定的方式課徵，則走私逃稅的機會，即使不是那麼完全被撲滅，也將大大的減少。

在前述那兩項顯然很簡單也很容易做到的變更之後，關稅與貨物稅在人煙最稀少的地方所產生的收入，相對於當地的消費比例，或許很可能和它們目前在人口最爲稠密的地方所產生的一樣多。沒錯，有些人說，美洲人沒有金幣或銀幣；他們的內部商業往來，以某種紙幣爲交易媒介，而他們偶爾收到的黃金與白銀，也全都被送到英國交換他們從我們這裏取得的商品。那些人又說，如果沒有黃金或白銀，那就沒有付稅的可能。我們已經得到他們所有的一切黃金與白銀。怎麼有可能再從他們那裏取得他們已經沒了的東西呢？

目前金幣和銀幣在美洲很稀少，並不是因爲那裏貧窮，或因爲那裏的人民沒有能力購買那些金屬。在勞動工資比英格蘭高這麼多，而糧食的價格又比英格蘭低這麼多的地方，大部分人民無疑必定有辦法購買數量更多的金銀，如果他們有必要或方便這麼做。所以，美洲很少有那些金屬，必定是他們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他們不得不接受的結果。爲了進行國內或國外的交易買賣，人們才需要有或方便有金幣與銀幣。我在本書的第二卷已經說明過，每一個國家的內部交易，至少在和平時期，可用某種紙幣當做交易媒介，方便的程度，和利用金幣或銀幣幾乎相同。

美洲人能夠運用在改良他們的土地而獲利的積蓄，始終大於他們能夠輕易取得的積蓄，因此對他們來說，比較有利的做法是，儘可能省下購置諸如金銀這樣昂貴的交易工具費用，轉而把他們如果要購置那些金屬就必須花掉的那一部分剩餘產出，用於購置生財器具、衣服材料、各種傢俱的零配件，以及整頓和擴大他們的墾殖地所需的各種鐵器；亦即，不是用於購買死的積蓄，而是用於購買活躍且有生產性的積蓄。另一方面，美洲的那些殖民地政府也發現，給它們的人民供應這麼一個數量的紙幣，不僅多到可以充分滿足他們的內部交易需要，甚至通常比充分滿足那個需要還要多，對它們很有利。

它們當中有幾個，尤其是賓夕法尼亞州的州政府，透過借出紙幣給州民以收取若干利息的辦法，取得一筆不無小補的收入。其他某些殖民地政府，譬如，像馬薩諸塞灣的州政府，在一些非常緊急的狀況，拿這種紙幣支付公共費用，然後，等這種紙幣逐漸貶值，到了有利於該州的時候，才把它贖回。一七四七年，該州以這種方法還掉大部分債務，所支付的金錢不過是它的紙幣原先被認定的價值的六分之一。省下以金銀錢幣進行內部交易的費用，對那些殖民者很有利；而供應另一種交易媒介給他們使用，對那些殖民地政府很有利，那種交易媒介，雖然帶有某些不可輕忽的壞處，卻讓他們得以省下他們想要省下的那個費用。

過多的紙幣，必然會把金銀錢幣從那些殖民地的內部交易驅逐出去，箇中道理，和過多的紙幣已經把那些金屬從蘇格蘭大部分的內部交易驅逐出去，沒有兩樣；而在這兩處地方，導致紙幣過多的原因，都不是貧窮，而是當地人民富有冒險進取的企業精神，亦即，是因爲他們希望把所有可能取得的積蓄當做活躍且有生產性的積蓄使用。至於在各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外部交易往來上，則完全按照需要多少金銀，就使用多少金銀。在不需要金銀的地方，金銀很少出現。在需要金銀的地方，通常找得到金銀。

在英國與各菸草殖民地的商業往來上，英國的貨物通常先賒賣給殖民者，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授信期間後，再以菸草，按某一約定的價格，支付積欠的貨款。對殖民者來說，貨款以菸草支付，比以金銀錢幣支付，更爲方便。就任何商人來說，如果能以他剛好收到的其他某種貨物，而不是以金錢，支付他的往來商號賣給他的貨物，對他當然比較方便。享有這種方便的商人，便不需要把他的任何一部分積蓄，以閒置現金的形式，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他隨時都能夠有更多的貨物擺在他的店裏或倉庫裏，因此能夠做更多的生意。

但所有與這個商人往來的商號，很少會很方便接受他以他剛好收到的其他某種貨物，支付他們賣給他的貨物。然而，到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做生意的那些英國商人，剛好是一羣非常特殊的商人，對他們來說，接受客戶以菸草，而不是以金銀，支付他們賣到那裏的貨物，比較方便。他們預期以出售菸草賺進一筆利潤。他們不可能以出售金銀賺進任何利潤。所以，金銀很少出現在英國與各菸草殖民之間的商業往來上。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在他們的對外交易上，也和他們的內部交易一樣，很少需要用到金銀。

因此，他們擁有的金銀錢幣，據說少於其他任何一處美洲殖民地。然而，他們卻被斷定和任何鄰近的殖民地一樣的繁榮興盛，因此也一樣的富裕。位於美洲北邊的殖民地，包括賓夕法尼亞州、紐約州、新澤西州，以及新英格蘭的四個州等等，他們對英國輸出的他們自己的產品的價值，不等於從英國輸入供他們自己使用的製造品價值，以及他們居間販運的某些其他殖民地產品的價值。所以，就產生一筆貿易差額，須以金銀付給母國，而他們通常也找得到支付差額所需的金銀。在蔗糖殖民地，每年出口到英國的產品價值，遠大於從英國輸入的所有產品價值。

如果每年輸往母國的蔗糖和甜酒，都必須由母國匯錢到那裏支付，則英國每年就必須送出很大的一筆金錢以填補匯兌短差，而對西印度羣島的貿易，也將被某一種政客視爲極端不利於英國。但很巧的是，在那些蔗糖殖民地的主要地主當中，有許多人住在英國。他們的地租，是以蔗糖和甜酒，亦即，是以他們的地產種植出來的產品，送到英國支付給他們。而到西印度羣島做生意的那些英國商人，爲他們自己所購買的蔗糖與甜酒，價值不等於他們每年在那裏售出的貨物。所以，有一筆差額必須由他們的客戶以金銀支付給他們，而他們的客戶也通常找得到支付差額所需的金銀。

在各殖民地對英國的金銀支付方面，所發生的困難與不正常的程度，向來一點也不是和各殖民地應付的差額大小成正比。那些位於美洲北邊的殖民地，支付情況，一般來說，比菸草殖民地更爲正常，雖然前者通常有相當大筆的貿易差額須以金銀錢幣支付，而後者，或者沒有差額必須支付，或者差額遠比前者小很多。從我們各個蔗糖殖民地獲得金銀支付的困難度，不是那麼和他們個別應付的貿易差額大小成正比，而比較是和他們還有多少未開墾的土地成正比；亦即，比較是取決於促使那些殖民者進行過度投資的誘惑大小，或者說，取決於有多大的誘惑促使他們對面積超過他們的資本所能負荷的大塊荒地進行整頓與耕種。

大牙買加島（Jamaica）目前尚有許多尚未耕作的土地，因此，那裏在支付應付賬款方面，一般就比面積比較小的巴巴多斯島（Barbadoes）、安提瓜島（Antigua）和聖克里斯多福島（St．Christophers）更不正常也更不確定；這些小島的土地在過去許多年來已經完全開發耕種了，因此，可供殖民者進行投機的空間，比牙買加少很多。最近取得的格林納達（Grenada）、多巴哥（Tobago）、聖文森特（St．Vincents）和多米尼加Dominica），爲這種投機事業，打開了一個新天地；因此，在支付應付賬款上，這些地方最近也變得和大牙買加島一樣的不正常與不確定。

所以，並不是因爲他們貧窮，才導致金銀錢幣目前在大部分殖民地很稀少。他們對活躍且有生產性的積蓄有很殷切的需求，促使他們選擇儘可能少持有死的積蓄，也促使他們心滿意足於使用一種不是那麼方便合用，然而卻比金銀錢幣便宜的商業往來工具。他們藉此得以把金銀錢幣的價值，轉換成生財器具、衣服材料、傢俱，以及整頓和擴大他們的墾殖地所需的各種鐵器。在如果沒有金銀錢幣就無法進行的那些生意部門，他們似乎總是能找到必要的金銀數量；而如果他們時常找不到那個數量，他們的失敗，通常也不是他們自己不可避免的貧窮所造成的，而是他們自己可以避免的過分進取心所導致的結果。

不是因爲他們貧窮，所以他們纔在金銀的支付上出現不正常與不確定，而是因爲他們過分急切地想變成格外的富有。即使超過支應他們自己的民政與軍事編制費用所需的那一部分殖民地稅收，全都必須以金銀送到英國，那些殖民地也有充裕的資源購買必要的金銀數量。在這種場合，沒錯，他們將不得不拿出他們的一部分剩餘產出，用來交換死的積蓄，而不是像目前這樣用來購買活躍且有生產性的積蓄。在進行他們的內部交易上，他們將不得不使用一種昂貴的商業往來工具，而不是另一種便宜的代替品；而購買此一昂貴工具的費用，或許將稍微澆熄他們在土地改良方面所懷抱的那種過度火紅的進取熱情。

然而，美洲稅收的任何一部分，或許都沒有必要以輸出金銀的方式解送。它也許可用匯兌方式解送，即，開立以某些特定的英國商人或公司爲付款人的匯票，寄到英國由這些付款人承兌（他們事先會被交付一部分的美洲剩餘產出），在他們收到了以美洲貨物作價支付的美洲稅收價值後，他們便會把等於美洲稅收的金錢數目繳入國庫；而要完成這整個匯兌交易，或許用不着從美洲輸出任何一盎司的黃金或白銀。讓愛爾蘭和美洲殖民地對減少英國的公共債務盡一份力量，並不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英國的公共債務是爲了維護光榮革命所建立的政府而產生的，而目前愛爾蘭的新教徒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享有的全部權威，以及他們在自由、財產和信仰方面所擁有的每一份安全，全都是拜這個政府所賜。

同樣的，也是由於有這個政府，有好幾個美洲殖民地纔有它們目前的特許狀，從而也纔有它們目前的組織體制，而所有美洲殖民在光榮革命之後一直享有的自由、安全與財產，也得歸功於這個政府。那個公共債務，不光是爲了保護英國，也是爲了保護大英帝國所有不同的屬地而產生的；尤其是上一次戰爭所產生的龐大債務，以及在那之前的那一次戰爭所產生的大部分債務，完全是爲了保護美洲殖民地而產生的。如果和英國統一，愛爾蘭，除了貿易自由外，還將獲得其他更爲重要的好處，而這好處將綽綽有餘地補償統一可能帶來的任何稅負增加。

由於和英格蘭統一，蘇格蘭的中下階級人民，得以完全擺脫從前始終壓迫他們的那個貴族勢力的宰制。如果和英國統一，大部分的愛爾蘭人，無論屬於哪一個階級，將得以同樣完全擺脫一種更爲難堪的貴族勢力壓迫；這種貴族勢力，不是像蘇格蘭的那種，建立在家世與財富這些自然與可敬的階級區別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所有區別中最惹人厭惡的那種，亦即，以宗教信仰和政治偏見爲基礎的區別；這種區別，比其他任何一種，更能激發壓迫者的傲慢自大，以及被壓迫者的怨恨與憤怒；同時也通常會使同一國家的居民彼此之間的敵意，更甚於不同國家的居民之間可能互相抱持的敵意。

如果沒有和英國統一，則愛爾蘭的居民在未來許多世紀將不可能認爲他們自己屬於同一民族。從來沒有什麼壓迫性的貴族勢力統治過英屬殖民地。不過，即使是這些殖民地，就幸福與祥和的觀點來說，也可藉由和英國統一而獲得不小的好處。至少將使他們得以擺脫小型民主政體無法避免的黨派鬥爭與仇怨惡意循環相生。由於他們的政府，在形式上是如此的接近民主政體，以致這種惡意鬥爭時常分化人民的感情，使他們的政治不得安寧。如果他們和英國完全分離（這種情況似乎很可能發生，除非受阻於此處所提的這種統一），那些黨派鬥爭將會比從前任何時候更惡毒十倍。

在目前的騷亂開始之前，母國的強制力量，始終能夠遏阻那些黨派鬥爭突然做出，比相互較量下流、野蠻與侮辱更爲嚴重的動作。如果那個強制力量完全撤離，那些動作將可能很快演變成公開的暴力與流血衝突。在所有由一個統一的政府聯合起來的大國裏，黨派精神在偏遠的省份，通常不像在帝國的中心那樣的濃烈。那些省份遠離首都，遠離黨派野心激烈爭奪的主戰場，使他們比較不會在黨派衝突中陷入任何一方的觀點，使他們可以比較冷靜公平地旁觀所有黨派的動作。在蘇格蘭，黨派精神就不像在英格蘭這樣濃烈。

如果統一在一起，則黨派精神在愛爾蘭將可能比在蘇格蘭還要淡薄，而美洲殖民地也將可能很快享有，目前在大英帝國的任何地方都未曾出現過的，那種高度諧和一致的政治氣氛。誠然，愛爾蘭和所有殖民地都將被課徵較目前所支付的更重的稅。然而，如果能認真忠實地將公共收入運用於償還國債，則那些較重的稅或許大部分也不會持續得太久，而英國的公共收入或許也將很快減少至維持一個適度的平時政府編制所需的程度。東印度公司取得的那些領土，根據無可懷疑的君權，亦即，根據英國人民和國家無可懷疑的權利，或許可以變成另一個，也許比前述所有來源更爲充裕的，公共收入來源。

東印度公司佔領的那些地方，據說土地比英國更爲肥沃，面積也更大，而且相對於它們的面積，也遠比英國富裕，人口也比較多。若要從那裏取得大量收入，或許不必，在已經被充分和過度課稅的那些地方，引進任何新的稅制。對那些不幸的地方，比較恰當的做法，也許是減輕，而不是加重它們的稅負，並且儘量以杜絕相關人員侵吞和濫用它們已經繳納的大部分稅收，而不是以課徵新稅的方式，達到從它們那裏取得收入的目的。如果前述那些想爲英國增加相當收入的辦法，沒有一個被證實是可行的，那麼，她唯一還能採取的辦法，就是縮減她的費用。

在徵收與支用公共收入的方式上（雖然她在這兩方面都還有改善的餘地），英國似乎至少和她的任何鄰國一樣的有效率。她平時爲了保衛她自己所維持的軍事編制，比任何自命在財富或勢力上還能和她相抗衡的歐洲國家，還更爲有限。所以，似乎沒有任何平時的軍事編制項目，容許顯著的費用縮減。在目前的騷亂開始之前，殖民地平時的編制費用相當可觀，而這項費用，如果不可能從殖民地取得收入支應，顯然應當完全予以減省下來。這項平時的經常費用，雖然非常巨大，但若是和我們在戰時保衛殖民地的花費相比，那就微不足道。

前文曾經提過，上一次戰爭，完全是爲殖民地而進行的，讓英國花了超過九千萬英鎊的戰費。一七三九年的西班牙戰爭，主要也是爲殖民地而開打的；在該次戰爭中，以及在它所衍生的後續對法國戰爭中，英國總共花了四千萬英鎊的戰費，其中的一大部分應該正正當當地向殖民地索償。在那兩次戰爭中，殖民地讓英國花掉的錢，總計超過那兩次戰爭中的第一次開始前英國全部債務餘額的兩倍。要不是因爲有那兩次戰爭，英國的債務或許，而且到了這個時候也應當很可能，已經被完全還清了；如果不是爲了殖民地的緣故，那兩次戰爭中的第一次或許，而第二次則無疑不會開打。

就是因爲那些殖民地被認爲是大英帝國的省份，所以這種費用纔會花在它們身上。但那些地方，既沒有貢獻收入又沒有貢獻兵力來支持帝國，實在不能被當做帝國的省份看待。它們也許可以被當做帝國的附屬物，是某種光鮮亮麗的炫耀性行頭。但如果帝國不再有能力支付保有這種行頭的費用，那它無疑就應該把它拋開；如果它不能夠量出爲入，則它至少應該量入爲出。如果殖民地，儘管它們拒絕服從英國課稅，仍繼續被當做帝國的省份看待，則在未來的戰爭中，爲了保衛它們，或許還會讓英國花掉像前幾次戰爭那樣龐大的費用。

英國的統治者，在過去超過一世紀以來，一直以他們在大西洋的西邊擁有一大帝國的想象來取悅安慰人民。然而，此一帝國迄今仍只存在於想象中。它迄今都還不是一個帝國，而是建立一個帝國的計劃；不是一座金礦，而是發現一座金礦的計劃；一個已經花掉了龐大費用，仍將繼續需要花掉龐大費用的計劃，而且如果繼續沿用迄今一直使用的同一套方式去進行這個計劃，則將來可能要花掉的費用不僅龐大，而且也不可能帶來任何利潤；因爲前文已經說明過，壟斷殖民貿易的效果，對大多數人民來說，只是損失，沒有利潤。

現在無疑已經到了應該做個了斷的時刻；我們的統治者，或者應該實現這個金色美夢，這個他們一向使自己沉迷於其中，而且或許也使人民沉迷於其中的金色美夢；或者，他們應該使他們自己從這個夢醒過來，並且努力喚醒人民。如果這個計劃不可能完成，那它就應該被放棄。如果有任何大英帝國的省份不能被用來對支持整個帝國的事業做出貢獻，那此刻英國無疑就應該使她自己免於在戰時承擔保衛那些省份的費用，免於在平時承擔維持它們的任何民政或軍事編制的費用，同時她也應該努力調整她的未來展望與意向，以適應她的真實平庸狀況。

出處：《國富論》第五卷 第 32 篇《論公共債務》（維基文庫（zh.wikisource.org）公版白話譯本，zh.wikisource.org） · 本篇 34,972 字 · 底本：維基文庫（zh.wikisource.org）公版白話譯本 · 單篇淨文版

英國對法戰爭的巨額軍費，使國債在十八世紀末膨脹至驚人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