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資本的累積，兼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

有一種勞動施加在物品上，會增加物品的價值，另外有一種勞動沒有這種效果。前者或許可以稱爲“生產性勞動”，因爲它會產生價值。相對的，後者可以稱爲“非生產性勞動”。譬如，一般來說，製造工人的勞動，在他加工的材料上，增加了一部分價值，可以提供本身生活所需和僱主利潤。相反的，侍奉主人的奴僕不會增加任何東西的價值。雖然製造工人由僱主先墊付工資給他，但實際上僱主的花費並不是損失，因爲這些工資通常會從物品加工後所增加的價值中收回來，此外還會附帶一些利潤。

可是，主人維持奴僕的費用，花出去以後便永遠收不回來了。僱用許多製造工人可以致富，而維持許多奴僕卻會變得愈來愈窮。不過，奴僕的勞動本身還是有它的價值，而且也和製造工人的勞動一樣理當享有報酬。但是，製造工人的勞動是附加並且體現在某些特定物品，或可供出售的商品上。這些物品或商品在勞動施工以後，至少仍可以存在一陣子。這好比是某一數量的勞動被堆積貯存了起來，必要時可以在某些場合運用。也就是說，這些物品，或者說這些物品的價格也是一樣，可以在日後有需要的時候，拿來驅動某一數量的勞動工作，這個數量和當初生產該物品的勞動相等。

相反的，侍奉主人的奴僕，他的勞動並不附加或體現在任何物品，或可供出售的商品上。他的各種服務通常在工作的當下便消逝了，很少會留下任何痕跡或價值，事後可以再用來獲取數量相同的服務。某些最高尚的社會階級，他們的勞動也像奴僕的勞動一樣，既沒有生產出任何價值，也沒有附加或體現在任何耐久的物品，或可供出售的商品上。所以他們的勞動一做完便消逝了，再也不能用來獲取或驅動同一數量的勞動。譬如，君主本人和麾下所有文官武將，以及全體的陸海軍士兵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

他們都是公僕，每年的生活全都靠其他人民辛勤勞動產出的一部分來維持。他們的各種服務，不管是多麼的高尚、有用、或必要，都沒有生產出任何事後可以再用來獲取同一數量服務的物品。保護國家的利益、安全與和平是他們今年的勞動成果，但這種成果保護不了國家明年的利益、安全與和平。同樣可以歸爲這一類型勞動的職業，有些極爲嚴肅且重要，有些則是極爲無關緊要。前者如牧師、律師、醫師、各種文人等等；後者如演員、丑角、樂師、歌者、舞者等等。這些勞動，即使是最卑賤的那種，也有某一種價值。

而決定這一價值的各種原則，和決定其他任何一種勞動價值的各種原則並沒有兩樣。此外，即使是最高貴又最有用的勞動，也沒有生產出任何事後可以再用來獲取同一數量勞動的東西。他們所有的勞動成果，就像演員各種誇張的動作、演說家的高談闊論、或樂師吹奏的曲調那樣，在表演的剎那間便消逝了。無論在哪一國，不管是生產性勞動者或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乃至完全不勞動的人，都要靠土地或勞動的產出維持生活。一國的產出，不管數量多大，絕不可能是無窮無盡的，而是一定會有某個限度。

所以，在任何一年內，如果用比較多的產出去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剩下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產出就會比較少，從而來年的產出也會比較少。相反的，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產出比較多，來年的產出也會比較多。如果不把土地自發的產出算進來，那麼每年的全部產出都是生產性勞動工作的結果。雖然全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毫無疑問的，最後都是供應居民的消費，並且會讓他們獲得一份收入。不過，當這個產出剛從土地或生產性勞動者的手中生產出來時，會自然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通常是最大的部分，首先用來替補某一筆資本。

也就是說，用來替補曾經從這一筆資本拿走的糧食、材料和製品。然後，剩下的產出纔會構成收入，分給這一筆資本的所有者，作爲他的利潤；或是分給其他人，作爲他們的地租。譬如，就土地的產出來說，其中一部分替補農夫的資本。另一部分支付農夫的利潤和地主的地租。構成收入的那一部分，除了分給這筆資本的所有者作爲他的利潤，還分給其他人作爲他們的地租。同理，就一座大工廠的產出來說，其中一部分，並且經常是最大的那部分，會用來替補工廠負責人的資本。剩下來的部分支付他的利潤，因此構成這一筆資本所有者的收入。

就任何國家來說，在全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中，用來替補資本的部分，絕不會直接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以外的人員。這部分產出只會用來支付生產性勞動的工資。至於直接構成收入的部分，不管是支付利潤或地租，則可能用來維持生產性人員或非生產性人員。一個人不管運用了自己的哪一部分積蓄當作資本，他都會渴望連本帶利地把它收回來。所以，他會將當作資本的那一部分積蓄，完全花在維持生產性人員上面。這一部分積蓄對他發揮了資本的功用之後，便構成了生產性人員的收入。一旦他準備把任何一部分積蓄用來維持某種非生產性人員，這一部分積蓄立刻就不算是他的資本，而變成是供應他直接消費使用的積蓄了。

非生產性勞動者，以及完全不勞動的人，全都是靠構成收入的那部分全國產出來維持生活。他們靠的也許是原本將構成某些人收入的產出，不管是成爲這些人的地租或資本利潤。另一種可能是，原先完全用在替補資本和維持某些生產性勞動者生活的那一部分產出，在交給了這些生產性勞動者以後，其中也許會有一部分超出他們基本的生活需要，於是這超出的部分可能被用來維持生產性人員或非生產性人員。譬如，不僅大地主或富商，甚至普通的工人，如果他的工資相當豐厚，則可能會請一個奴婢在家裏侍奉他。

或者，他有時候也許會去欣賞一出歌劇或一場木偶秀，這樣他便對某一羣非生產性勞動者獻出了一部分他們賴以生活的產出。或者，他也許支付了一些稅，於是便幫忙維持了另一羣人。雖然這羣人確實比較高尚也比較有用，但同樣也是沒有生產性的勞動者。然而，原本要用來替補資本的那部分產出，絕不可能會流向維持非生產性人員，除非它已經完成了使命。或者說，除非它已經在指定的用途上，驅動了它分內該驅動的生產性勞動。工人必定在作完了工作，賺到了工資以後，纔可能將賺來的一部分花在非生產性的用途上。

此外，工人花在這種用途上的，通常只不過佔工資很小的一部分罷了。因爲這一部分只不過是他生活多餘的收入，而且生產性勞動者的身上，多餘收入通常很少。然而，他們通常還是會有一點餘錢的。在納稅方面，他們個別的貢獻很小，但是全體的人數很多，也許多少會有一些平衡的效果。不過，無論在哪一個地方，土地的租金和資本的利潤，都是非生產性人員獲得生計的兩個主要來源。在各種收入中，就以這兩種收入的所有者，生活多餘的收入最多。這些生活多餘的收入也許同樣可能被用來維持生產性人員或非生產性人員。

然而，它們似乎比較傾向後一種用途。大地主的個人開銷，所養活的閒人，通常多於勤勞工作的人。富商的資本雖然只被用來維持勤勞工作的人，但他個人的開銷，也就是說，他使用個人收入的方式，通常也和大地主一樣，用在養活同一種人。因此，全國產出一離開土地或生產性勞動者的手中便分成兩部分，在每一個國家，生產性人員和非生產性人員的比例，大都取決於這兩部分的比例。也就是說，取決於用來替補資本的那部分產出，和用來構成地租或利潤收入的那部分產出，兩者間的比例。在富國和窮國之間，這種比例大不相同。

譬如，目前歐洲的一些富國，每一塊土地的產出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都是用來替補富農獨立經營土地的資本，其餘才用來支付他的利潤和地主的地租。但是，在從前的封建時代，土地的產出只要挪出很小的一部分，便足以替補用於耕作的資本。那時候，耕作的資本通常只不過是少數幾頭瘦骨嶙峋的牲畜，完全仰賴荒野上的天然牧草養活，因此它們可以視爲荒野上天然產出的一部分。此外，耕作的資本通常都屬於地主所有，再由地主借給佔用土地的人使用。在替補了耕作的資本之後，其餘的產出也全都歸地主所有，不管是作爲土地的租金，或是作爲農作資本的微薄利潤。

佔用土地的人大多是農奴，這種人的身體和家當全都是地主的財產。另外一羣不屬於農奴的土地佔用者，則是地主可以隨意趕走的佃農。他們支付的地租雖然名義上時常不會比免役稅大多少，但實際上也幾乎等於土地的所有產出。地主平時可以任意支配他們的勞動，戰時則可以徵調他們從軍。雖然他們的住處和地主的家有一段距離，但他們和地主家裏的侍從一樣，都仰賴地主的恩賜過活。因爲土地的產出完全屬於地主，所以，所有靠這些產出過活的人，他們的勞動和服務，地主當然都有權力支配。

就歐洲目前的情況來說，地主獲得的產出，很少超過土地全部產出的三分之一，有時候還不到四分之一。然而，在所有改良進步的國家，土地的租金已經比從前封建時代上漲了三四倍；所以，地租目前所佔的那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產出，似乎比從前全部產出的三四倍還要多。在土地改良進步的過程中，地租雖然隨着土地產出的增加而增加，但地租相對於土地產出的比例卻下降了。目前在一些歐洲的富國裏，經營各種製造業所運用的資本極爲龐大。從前歐洲的商業活動很少，而且製造業也只生產少數幾種粗糙簡陋的製品，因此工商業所需的資本極少。

然而，這些資本必定曾經獲得很高的利潤。當時任何地方的利率都沒有低於百分之十，而利潤必定要比這麼高的利息再高一些。目前在歐洲的發達國家，利率都低於百分之六，在最發達的國家，甚至低到百分之四、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居民的收入中來自於資本利潤的那一部分，雖然在富國總是會比在窮國大很多，但這是因爲富國的資本比較多。一般來說，就相對於資本的比例來說，富國的利潤要比窮國低很多。因此，在富國，每年的產出一離開土地或生產性勞動者的手中，便用來替補資本的那一部分，不僅要比窮國大很多，而且也要比構成地租或利潤收入的那部分大很多。

換句話說，在富國，準備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財源，不僅比窮國大很多，而且也比雖然同樣可能用於維持生產性或非生產性人員，但通常會偏向維持後者的那些財源大很多。在每一個國家，這兩種財源的比例必然會決定一般居民的性格究竟是勤勞或是懶散。我們現在之所以比我們的祖先更爲勤勞，是因爲相對於那些可能用來維持懶散生活的財源來說，現在撥出來維持勤勞生活的財源，比例上要比二三個世紀以前大很多。我們的祖先因爲缺乏足夠激勵勤勞的誘因而懶散。有句格言說：“嬉無益總比勤無功好。

”在工商業發達的城鎮，下層社會的人民主要靠資本的僱用和驅動來維持生計，因此他們一般都很勤勞、認真、英氣勃勃，就像在許多英格蘭和大多數荷蘭的城鎮那樣。至於那些基本上因爲是朝廷固定的所在地或朝廷偶爾會進駐而形成的城鎮，下層階級的人民主要仰賴他人收入的開銷來維持生計，他們一般都很懶惰、放蕩、萎靡，就像在羅馬、梵爾賽、康白尼（Compienge）和楓丹白露那樣。除了里昂和波爾多（Bourdeaux），在法國任何省會所在的城鎮，工商業都不發達。那裏的下階層人民主要靠法官大人的開銷，和富人前來打官司的花費來維持生計，所以他們一般都很懶惰、萎靡。

里昂和波爾多的商業之所以非常發達，似乎完全是因爲它們所處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幾乎所有供應巴黎那個大城市消費的物品，不管是從外國或從法國臨海省份運來的，都必須經過里昂轉運。同樣的，波爾多也是一個貨物集散的地方。所有產自加龍河流域（the Garonne）的葡萄酒都在這裏轉運。加龍河流域是世界上葡萄酒產量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而且當地生產的葡萄酒似乎最適合外銷，或者說最適合外國人的口味。這麼有利的地理位置必然會吸引大量的資本，因爲資本在這裏有很大的運用機會。

這兩個城市的人民之所以非常勤勞，就是因爲有大量的資本在這裏運用。在法國其他的省都，除了供應當地消費所需的資本之外，很少看到人們運用更多的資本作其他的生意。也就是說，除了能夠在當地運用的最小量資本以外，很少有其他的資本活動。巴黎、馬德里和維也納的情形可以說就是如此。在這三個城市中，巴黎目前顯然是最勤勞的，但是，巴黎本身是巴黎所有制造業的主要市場，而且巴黎商人所進行的買賣，也大都以巴黎當地的消費爲主要市場。歐洲所有的城市當中，也許只有倫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這三個地方，本身既是朝廷固定的所在地，同時又有資格稱爲商業都市。

也就是說，它們不僅爲當地的消費而做買賣，也爲其他國家或城市的消費而做買賣。這三個城市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極端有利，因此自然很適合作爲大量供應遠方消費物品的轉運港埠。一個城市如果有大量的收入在當地開銷，那麼想要在供應當地的消費以外，運用某一筆資本獲利，很可能比下階層人民除了仰賴資本運用驅動之外，沒有其他方法獲得生計的城市來得困難。在前一種城市裏，大部分的人都仰賴達官顯要的收入開銷來維持生計，自然會養成懶散的性格。而一般應該靠資本的僱用驅動來維持生計的人，他們的勤勞性格很可能因爲其他大多數人的懶散而敗壞，從而使得在當地運用任何一筆資本，都會比運用在其他地方更不容易獲利。

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合併以前，愛丁堡沒有什麼工商業。但是，當蘇格蘭國會不再集會以後，愛丁堡便不再是蘇格蘭貴族和鄉紳的住所了。這時，愛丁堡才逐漸轉型成爲一個稍微有工商業活動的城市。然而，愛丁堡目前仍然是蘇格蘭各級法院、關稅和貨物稅評議會等政府機關集中的地方。所以，仍然有爲數可觀的收入繼續在當地開銷。在工商業方面，愛丁堡就比不上格拉斯哥，那裏的居民主要靠資本的僱用和驅動來維持生計。有時候會聽到這樣的故事，說某一大村落的居民，曾經在各種製造業有相當可觀的進展，但是，自從某個大地主定居在附近以後，變得既懶惰又萎靡。

所以說，勤勞與懶惰的比例高低，不管在什麼地方，似乎都隨資本與收入的相對比例而起伏。資本比例高的地方，勤勞的比例也高；收入比例高的地方，懶惰的比例也高。因此，資本的增加或減少，自然會傾向增加或減少勤勞的實際數量，增加或減少生產性人員的數目，從而增加或減少一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產出的交換價值。也就是說，增加或減少該國所有居民的實質財富和收入。資本因節儉而增加，因浪費和錯誤運用而減少。每個人從自己的收入中節省下來的，都會加在自己的資本上。他可以自己運用這部分資本，直接拿來僱用更多的生產性人員，或者把它借給別人，讓別人僱用更多的生產性人員，而自己則收取一些利息。

也就是說，收取別人的一部分利潤。正如一個人的資本每年增加多少，完全看他自己從每年的收入或收穫中儲蓄了多少，所以整個社會的資本也只能依同一方式增加，畢竟所謂整個社會的資本，只不過是每個社會成員的資本總和罷了。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非勤勞。不錯，勤勞提供物品讓節儉得以累積。但是，不管勤勞可以取得多少物品，如果沒有節儉來儲蓄或貯存，資本便不可能增加。由於節儉擴大了準備用來維持生產性人員的財源，所以節儉有助於提高生產性人員的數目。而生產性人員的勞動，則會使施工的物品價值增加。

所以節儉有助於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產出的交換價值。它驅動了額外數量的勤勞，而這額外的勤勞將增添每年產出的價值。每年儲蓄下來的那部分收入，也和每年花掉的那部分收入一樣，會被正常消費掉，而且幾乎是同時，只不過是被另一羣人消費掉罷了。富人每年花掉的那部分個人收入，大都是供懶惰的賓客和奴僕消費使用，這些人在消費完了以後，並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作爲回報。至於他每年節省儲蓄下來的那部分收入，會立即被當作一筆資本用來追求利潤。這部分產出雖然也同樣會被消費掉，而且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不過，它是被另一羣人消費掉的，也就是說，被某些勞動者、製造工人和工匠消費掉。

這些人會再生產出他們每年消費掉的價值，並且還會附帶一些利潤。且讓我們假設這位富人的收入是以金錢形式交到他的手上。如果他把這些錢全部當作個人生活消費花掉，那麼這些錢能夠購買的食物、衣服和住屋將悉數分配在前一羣人身上。如果他把一部分的錢儲蓄下來，這一部分的錢，便會立即被他自己或他人當作一筆資本，用來追求利潤。這時，這一部分的錢能夠購買的食物、衣服和住屋必然會保留給後面那一羣人使用。他的收入，不管如何支用，同樣都被消費掉。但是，支用收入的方式不同，消費的人羣就會不同。

一個人節約消費而儲蓄下來的積蓄，不僅在當年或次年能讓若干額外的生產性人員獲得生計，而且就像每一個貧民救濟院的創辦人那樣，他也好比是設立了一筆永久基金，可以永遠讓同一數目的生產性人員獲得生計。不錯，這筆基金往後每年會怎樣分配運用，未必會有任何明文的法律規定，譬如信託或永久保管契約予以保護約束。然而，它的任何一部分，將來不管是附屬於哪一些人，勢必會受制於某個強大的分配運用原則，也就是每一個人自己的明顯利益。它的任何一部分，將來不管被誰引入了歧途，用來維持非生產性人員，那個把它引入歧途的人，本身必然蒙受明顯的損失。

浪費無度的人才會把它引入歧途，讓它去了不該去的地方。這種人不懂得量入爲出，以致侵蝕了自己的資本。他把祖先克勤克儉，奉獻出來維持勤勞的神聖財源，用來支付遊手好閒者的工資。這就好像有人濫用某一筆虔誠奉獻而來的基金收入，褻瀆了神聖。他削減了僱用生產性勞動的財源，因此，只要還有這種勞動倚賴他維持和驅動，他必然會削減這種施加在物品上會增加物品價值的勞動數量，從而削減全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產出的價值。也就是說，削減全國人民的實質財富和收入。如果某些人的浪費無度沒有被其他人的節儉彌補，那麼每一位浪費者挪用勤勞者的麪包給懶惰者喫的行爲，不僅會讓他自己趨向貧窮，也會使他的國家趨向貧窮。

即使浪費者的全部花費，買的都是本國生產的東西，從未購買外國的商品，然而這對社會生產性財源的影響仍然是一樣的。每年仍然會有某一數量的食物和衣服，原本會用來維持生產性人員，現在卻因爲他的浪費，而被用來維持非生產性人員。所以，全國土地和勞動的產出價值，每年仍然會比原本會有的價值少一些。或許有人真的會以爲，這種花費如果不是花在外國商品上，便不會導致任何金銀外流，因此留在國內的錢幣數量仍然會和從前一樣多。但是，如果這個數量的食物和衣服，沒有被非生產性人員消費掉，而是分配給某些生產性人員，後者便會把自己消費掉的價值全部再生產出來，並且還會附帶一些利潤。

如此一來，不僅同一數量的錢幣仍然會留在國內，還會有同一價值的消費品再生產出來。也就是說，這樣便會有兩個價值，而不是隻有一個價值。此外，就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如果產出價值每年下滑，便不可能會有同一數量的錢幣長久停留在國內。金錢的唯一用途是促進各種消費品流通。藉助於金錢，食物、材料和製成品得以進行買賣，分發到消費者手上。所以，就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每年能夠運用的錢幣數量，必然取決於每年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價值。這些消費品，如果不是國內土地和勞動的直接產出，就是用部分國內的產出購買的外國物品。

因此，當國內的產出價值減少時，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價值必然也會跟着減少，從而需要用來流通消費品的錢幣數量也會跟着減少。不過，因爲產出年年減少而從國內的流通渠道撤離的錢幣，人們絕不會任其閒置。不管是誰佔有了它們，都會想要用它們來爲自己牟利。然而，由於它們在國內沒有用處，所以，即使有種種的法律限制，它們也會被千方百計地送到國外，用來購買某些國內也許用得着的商品。每年出口的錢幣就這樣，會在某一段時間內，繼續讓國內在每年產出的價值之外，多了一些可供消費的東西。

在過去繁榮的時候，每年節省下來購買金銀的那一部分國內產出，在國家生產衰退時，有助於在某一短暫的時間內維持國內的消費水平。這樣，金銀的輸出便不是生產衰退的原因，而是生產衰退的結果。金銀的輸出甚至可以暫時舒緩生產衰退所造成的不幸。相反的，在每一個國家，當每年產出的價值增加時，錢幣的數量自然會跟着增加。由於每年在社會里流通的消費品價值變大了，所以需要比較多的錢幣來流通這些消費品。因此，新增的產出中，有一部分自然會被送往可以買到金銀的地方，購買流通增產所需的金銀。

在這種情況下，金銀的增加，不是社會繁榮的原因，而是社會繁榮的結果。無論在什麼地方，金銀都是這樣買來的。不管是在祕魯或是在英格蘭，獲得金銀的代價都是食物、衣服和住屋；或者說，都是把金銀從礦坑帶到市場的那些勞動和資本所有者，賴以生活的物資和收入。付得起這個代價的國家，不會長期缺乏需要使用的金銀；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長期保有不需要使用的金銀。所以說，不管我們是根據簡單的道理，把整個國家的實質財富和收入，想成是全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價值；或是根據通俗的成見，把整個國家的實質財富和收入，想成是在國內流通的貴金屬數量。

從任何一個觀點來看，每一個生活浪費的人都是大衆的敵人，而每一個生活節儉的人都是大衆的恩人。錯誤運用資本的結果，往往和生活浪費沒有兩樣。不管是在農業、礦業、漁業、商業或製造業，每一樁思慮欠周導致失敗的生意，和生活浪費一樣，都會減少準備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財源。在每一樁這樣的生意中，資本雖然僅供某些生產性人員消費使用，但是，僱主沒有精明正確地運用這些人的勞動力，以致沒有把他們消費掉的價值全部再生產出來，所以必定會使社會既有的生產性財源有所減損。

不錯，就任何一個大國來說，少數幾個人的奢華和錯誤經營，對於國家的大局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多數人的勤儉和正確經營，通常會綽綽有餘的把某些人的揮霍或魯莽彌補過來。說到揮霍，促使人們鋪張浪費的力量是實時享樂的激情衝動。這種衝動，雖然有時候非常強烈，而且非常難以剋制；但一般來說，它的時效短暫而且也不時常會有。相反的，促使我們儲蓄的力量是我們想改善自己處境的慾望。這種慾望，一般來說雖然冷靜平和，但打從離開孃胎開始，就跟我們活在一起，從來不曾分開，直到進了墳墓。

在從生到死的時間裏，很少有人對自己當下的處境覺得完全滿意，不希望作任何的改變或改善。當希望改善自己的處境時，大多數人能想到的手段便是努力增加自己的財富。這是最庸俗也最明確的手段。而最可能增加財富的方法，無非是把自己每年經常會獲得的物品，或自己在某些特殊場合獲得物品，節省一部分並累積起來。所以，儘管凡是人幾乎都偶爾會擋不住炫耀性花費的衝動，也儘管有些人幾乎沒有一刻抵擋得住這種衝動，但是就大多數人畢生平均而言，節儉的動機似乎不僅相對佔優勢，而且優勢極大。

說到錯誤運用資本，不管在什麼地方，審慎經營和成功的企業案例，遠比思慮欠周以致失敗的案例來得多。儘管人們老是嘆息破產的悲劇時有耳聞，但是在所有從事商業或其他行業的人士中，不幸破產的人終究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也許一千個當中不到一個。對於一個清白守法的人來說，陷入破產的局面也許是最大也最沒面子的不幸。因此，大多數人無不小心翼翼地努力避免這種不幸。不錯，有些人沒有避開破產的局面，就好像有人沒有避開斷頭臺那樣。大國絕不會因爲私人的奢華和誤用資本而陷於貧困，反倒是政府的浪費和措施失當時常會導致這種後果。

在大多數國家，全部或幾乎全部的政府稅收都是用於維持非生產性人員，諸如爲數衆多在朝廷上袞服穿梭的王公大臣，龐大的教會神職人員，龐大的海軍艦隊和陸軍步兵等等。這些人平時不事生產，戰時也無法取得足夠的財富來彌補過去維持他們的花費，甚至在戰爭延續期間，他們也無法取得足夠的財富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這些不事生產的人，全靠別人的勞動產出來維持生計。因此，如果他們增加到某一不必要的數目時，在某一特定的年份裏，被他們消費掉的產出份額也許會變得很大，以致剩下來的產出無法維持足夠的生產性勞動者，以便來年再生產出同一數量的產出。

這時，下一年的產出便會小於前一年；要是這種脫序現象持續下去，第三年的產出便會小於第二年的產出。一個國家按理應該只利用人們一部分多餘的收入來維持非生產性人員的生活，但非生產性人員實際消耗掉的收入份額也許非常大，結果迫使許多人不得不侵蝕資本，縮減原本要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財源。這時不管人們多麼的節儉，也不管企業經營多麼完善，也許都不足以彌補政府這種強烈扭曲和侵蝕資本的行爲對全國產出造成的浪費和損失。然而在大多數場合，經驗似乎顯示一般人的節儉和審慎經營，不僅足以彌補少數人的生活浪費和魯莽輕率的生意投資，也足以彌補政府的揮霍。

不管政府是多麼漫無節制地浪費，也不管政府的行政措施犯了多麼大的錯誤，每個人爲了改善自身的處境而恆常、穩定、並且從不間斷的努力，形成一股源源不絕的強大力量，時常足以讓整個局勢保持在自然改善的軌道上前進。這股力量正是社會富庶、國家富強和私人富裕的源頭。好比是動物生命中那股不爲人所知的力量，時常可以克服病痛，甚至在醫生開錯藥方的情況下，還可以讓身體恢復健康，讓動物重現生機。除了提高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或提高受僱人員的生產力之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增加任何國家土地和勞動每年生產的價值。

顯而易見的，除非資本有所增加，也就是說，除非準備用來維持這種勞動者生活的財源增加了，否則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絕不可能大幅提高。再說，同一數目的勞動者，他們的生產力也不可能提高，除非各種方便和節省勞動工作的機器和工具有所增加和改良，或者工序的劃分和工作人員的指派比從前更爲恰當。不管用前述哪一種手段增加產出，幾乎一定需要事先準備好額外的資本。任何企業家都必須動用額外的資本，才能使受僱於他的工人獲得更好的機器，或對受僱的工人進行更恰當的工作分派。

當某項完整工作包含許多不同的工序時，如果要讓每個工人都只固定不斷地執行其中某一工序，所需動用的資本，一定會比每個工人偶爾被分派去執行各種不同的工序時多很多。因此，當我們比較某一個國家在兩個不同時期的狀況時，如果發現在後一期它的土地和勞動的每年產出明顯大於前一期，土地開墾情況優於從前，製造品種類更多，各種製造業更加繁榮，而且貿易範圍也更爲廣闊，我們當可相信：它的資本在這個時期之間必定有所增加，而且某一部分人民行爲良好曾經增加的資本數量，必然大於其他人民個人行爲不當加上政府公共支出浪費曾經減損的資本數量。

根據這個準則，我們將會發現，在所有還算是平靜的時期，幾乎所有國家的資本多少都會有所增加，甚至連政府算不上是最謹慎節儉的國家也不例外。不錯，要想對一國的資本是否增加的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我們必須拿兩個相隔稍微遠一點的時期來比較。進步的過程經常十分徐緩，以致在比較任何兩個相當接近的時期時，任何改善不僅不容易察覺，甚至有時候儘管整個國家平均來說極爲繁榮，但是因爲看到某些產業或地區出現了衰退的情形，時常會讓人懷疑整個國家的財富和生產活動正在在衰退。

例如，目前英格蘭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肯定比一百多年前查理二世復辟時大很多。我相信現在很少有人會懷疑這一點，可是在過去一百年內，幾乎每五年就會出版一些書籍或小冊子。由於內容寫得還算不錯，因此贏得一些讀者信賴。這些刊物宣稱可以證明全國的財富正在迅速減少、全國的人口愈來愈少、農業荒廢、工業凋敝、貿易不振。這些出版品不全然是朋黨基於骯髒齷齪的私利，用來造謠抹黑的宣傳品。當中的許多作者是正直和非常賢能的人。他們絕不會寫一些自己不相信的東西；而且除非因爲他們自己相信，否則也不會爲了其他的理由而寫作這些文章。

再說，查理二世復辟時，英格蘭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肯定比前一百年左右，伊麗莎白女王登基時，我們所能想象的產出水平大很多。我們同樣也有理由相信，英格蘭在伊麗莎白女王時期，比再往前推一百年左右，也就是約克王室（York House）和蘭卡斯特王室（Lancaster House）爭霸的末期，要進步很多。甚至在這兩個王室對抗爭霸的末期，英格蘭的狀況很可能比諾曼征服時期要來得好，而諾曼征服時期很可能也比混亂的撒克遜七王國（Saxon Heptarchy）時期要來得好。

甚至在混亂的七王國時期，英格蘭肯定也比西澤入侵時進步。在西澤入侵時，英格蘭的居民和目前北美洲的原住民幾乎沒有兩樣。然而，在每一個前面提到的時期裏，不僅民間和政府都曾有大肆揮霍的記錄，而且還發生過許多費用龐大又沒必要的戰爭，導致爲了維持非生產性人員，每年都大量挪用了維持生產性人員所需的財源。而且在某些時期裏，由於國內派系傾軋、社會混亂，完全棄置和損毀的資本積蓄想必不少，肯定不僅曾經妨礙財富自然累積的速度，甚至使國家在該時期結束時，變得比在該時期開始時還要貧窮。

譬如，在前面提到的各時期中，以查理二世復辟之後迄今的這段期間，算是最幸福快樂。然而，讀者可知英格蘭在這一時期發生過多少次造成混亂和不幸的重大事件？如果當時有人預知會發生這些事件，那麼他也許不僅會認爲英格蘭將變窮，甚至還會認爲英格蘭將全部淪爲廢墟。這些事件包括：倫敦大火和瘟疫，兩次對荷蘭的戰役，革命期間的失序，對愛爾蘭的征伐，一六八八、一七○二、一七四二和一七五六年共四次耗費不貲的對法戰役，還有一七一五和一七四五年的兩次國內叛亂。在那四場對法國的戰爭中，除了每年額外的開銷負擔外，英國政府還發行了超過一億四千五百萬英磅的公債，所以全部的費用絕不可能少於兩億英磅。

自從一六八八年的革命以來，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每年全國土地和勞動的產出中，總是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來維持異常龐大的非生產性人員。如果不是這些戰爭挪用了這麼多的資本去維持非生產性人員，這些資本當中很大一部分自然會被用來維持生產性人員，而這些人的勞動自然會把他們消費掉的價值全部再生產出來，此外還會附帶一些利潤。如此一來，每年全國土地和勞動的產出價值便會有可觀的增長，而每年的增長又會使下一年獲得更大的增長。如果沒有這些混亂和不幸，有更多的房屋會被建造出來；有更多的土地會被改良，而先前經過改良的土地會被耕種得更好；會興起更多的製造業，而先前成立的製造業會擴大經營的規模。

如果沒有這些混亂和不幸，目前全國實質的財富和收入會提高到什麼程度，恐怕連想象都不太容易。政府的揮霍雖然毫無疑問地曾經延緩了英格蘭邁向財富和改良的自然進程，卻沒有力量使這個自然進程完全停頓。目前英格蘭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無疑要比從前的復辟時期或革命時期大很多。所以，目前用來耕種土地和維持勞動的資本，也一定比從前大很多。在政府的各種剝削徵用之下，資本之所以還能默默地緩慢累積，全憑民間的節儉和人們正確的經營。也就是說，全憑人們爲了改善自身的處境而恆常、穩定、並且從不間斷的努力。

正是由於民間的努力，在法律的保護下，可以自由的朝最有利的方向發揮，才讓英格蘭幾乎在過去每一個時期，都維持在趨向富足和改良的軌道上前進。這股民間的力量，也可以期待在未來的任何時期產生同樣的效果。不過，正如英格蘭從來不曾幸運地擁有非常節儉的政府；同樣的，節儉也從來不是該國居民的特殊美德。因此，某些國王和大臣可以說是極端無禮、至爲厚顏。因爲他們竟敢假借看管平民遵行儉樸生活的名義，頒佈了一些所謂禁止奢侈的法令，或禁止進口外國奢侈品，以便限制平民的生活開銷。

這些國王和大臣自己纔是社會上最大的浪費者。他們只需好好注意自己的生活開銷，平民的生活可以放心地讓平民自己料理。如果王公貴族的浪費沒有毀滅國家，那麼平民的浪費更不可能讓國家滅亡。正如節儉會增加社會的資本，而浪費會減少社會的資本；同樣的，當某個人的開銷恰等於自己的收入時，他的行爲便不會累積也不會侵蝕社會的資本。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不會因他的行爲而有任何的增減。不過，某些生活開銷的方式，似乎比其他方式更有益於促進社會富裕。一個人的收入可以用來購買一些直接被消費掉的物品，如果是這樣，那麼今天的花費便不可能減輕或支持他日的生活開銷。

一個人的收入也可以用來購買一些較爲耐久、能被累積的消費品，如果是這樣，那麼根據他自己的選擇，今天的花費也許能在日後減輕他的生活開銷，或在日後支持並提高一定生活開銷所帶來的效果。例如，一個富人可以把收入花來享受山珍海味，花來享受一大堆僕婢的體貼服侍，以及花來飼養賞玩一大羣犬馬。或者，他也許甘於粗茶淡飯和輕車簡從，而把大部分的收入用來裝飾自己在城裏的宅院或鄉間別墅，購置實用或充當排場的建築，購置實用或充當排場的傢俱，蒐藏書籍、雕塑和畫作。或者，他把大部分收入花在比較瑣碎的事物上，譬如，珠寶、玩物、各種設計巧妙的飾品。

或者，他是把大部分收入花在最爲瑣碎的事物上，譬如，一大櫃子的錦衣華服，就像某一王國幾年前才過世的一位寵臣那樣。假設有甲乙兩位同樣富有的人，在花用各自的收入時，甲主要採取後一種方式，乙主要採取前一種方式。那麼，收入主要用來購買耐久性物品的甲，生活奢華的程度將可不斷增加。因爲他每天的生活開銷都會或多或少支持並提高次日生活開銷的效果。相反的，收入主要用來購買直接消費品的乙，生活奢華的程度自始至終無法增加。經過一段時日以後，甲便會變得比乙更爲富有。

那時候，甲將會擁有一堆各式各樣的物品積蓄。這些物品的價值也許不及原先購置的成本，但總是有剩餘價值。至於乙的生活開銷則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十幾二十年奢華花費的效果，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宛如從來沒有發生過一般。正如對個人來說，某些生活開銷方式比其他方式更有利於提高富裕的程度；同樣的，對整個國家來說，某些生活開銷方式也比較有利於提高富裕的程度。有錢人的房子、傢俱和衣物，隔不了多久，就會變成中下階層人民可以使用的物品。當上階層社會對這些物品感到厭倦的時候，中下階層的平民便買得起它們。

當這種開銷方式在有錢的上階層社會變得很普遍時，一般平民的住家設備便會逐漸獲得改善。在一些長久富裕的國家裏，時常可以看到下階層平民擁有十分完備並且美觀的住屋和傢俱，這些住屋或傢俱起初顯然不可能是製作來供他們使用的。從前席穆（Seymour）家族的別墅，現在已經變成巴斯路上的一家小旅館。詹姆士一世新婚時所使用的牀鋪，是他的新娘親自從丹麥帶過來，因此想必適合當作一位君主致贈另一位君主的重禮。可是幾年前，它被當成裝飾出現在敦福林（Dunfermline）的一家啤酒店。

在一些長期停滯或略顯衰退的古老城市裏，我們有時候很難找到一棟當初是爲了供現在的住民使用而建成的房子。如果我們走進這些房子，時常可以看到許多雖然老舊、但很精美而且仍然實用的傢俱。這些傢俱當初同樣不可能是爲了供現在的住民使用而製作的。莊嚴的宮殿，華麗的別墅，以及書籍、雕塑、畫作和其他各種奇珍異寶等等大量珍藏，不僅對它們的所在地來說，而且對它們所屬的國家來說也一樣，通常既是一種外在的裝飾，也是一種內在的榮耀。對法國來說，凡爾賽宮既是裝飾也是榮耀，一如史託宮（Stowe）和威爾頓宮（Wilton）是英國的裝飾和榮耀。

意大利因爲擁有不少這種不朽的建築，所以至今仍然繼續在某方面獲得世人的尊崇，儘管產生這種不朽建築的財富早已式微，也儘管設計這種不朽建築的天才，也許因爲沒有人繼續僱用他們從事同樣的工作，似乎已經絕跡了。把收入花在購買耐久性物品，不僅有利於累積，也比較有利於維持節儉。任何人在耐久性物品方面的花費即使一時過度，也能輕易暗中改過，不用擔心暴露自己，招致社會譏評。相反的，如果他想大量削減奴僕的數目，或想把三餐從極奢侈改爲極節儉，或在大肆添購了整套馬車與隨從之後，覺得後悔，想把它捨棄，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因爲這些改變不僅逃不過左鄰右舍的眼睛，而且也會被認爲他多少承認了自己過去的行爲錯誤。因此，那些一開始採取這種花費方式，並且如此不小心以致過度浪費的人，在把他們的財產花光用盡之前，很少會有勇氣自動改弦更張，停止奢華的行爲。但是，不管在什麼時候，如果某人覺得自己在住屋、傢俱、書籍或畫作上的花費過大，即使他立即改變花費的行爲，人們也不會認爲他過去的做法不夠謹慎。這些物品是屬於買了一些以後，往往就不需要再買更多的物品。因此當某人不再花錢購置更多的相同物品時，別人不會認爲他的財力不濟，而會認爲過去購買而累積起來的數量，已經讓他覺得心滿意足了。

此外，耐久性物品方面的開銷，通常比大宴賓客，會讓更多人獲得生計。一場大型喜慶宴動輒需要用掉兩三百磅的糧食，其中也許有一半會被丟到垃圾堆，此外還少不了暴飲暴食的浪費。但是，這種大宴賓客的費用，如果是用來驅動石匠、木匠、裝潢工匠、機械工匠等等勞動者工作，那麼同一價值的糧食數量便會分配給更多的人食用。他們會幾便士幾磅的分次購買糧食，每一盎司都絕不可能會被他們浪費或丟棄。此外，按後一種開銷方式，所有的花費是用來維持生產性人員，而按前一種開銷方式，所有的花費卻是用來維持非生產性人員。

因此，後一種開銷方式增加了全國土地和勞動每年產出的交換價值，而前一種開銷方式卻沒有增加這種價值。不過，可不要因此而以爲我在說，某一種生活開銷方式比另一種開銷方式更富有慷慨大方的精神。當一個富人把收入主要花在宴請賓客時，他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拿去和朋友以及夥伴分享。但是，當他把收入花在購置前述那些耐久性物品時，往往是把全部的收入花在自己身上，除非有對等的回報，否則他不會和任何人分享。所以，後一種開銷方式，特別是當大部分的開支導向蒐購諸如衣服、傢俱、珠寶、珍玩等等華而不實的飾品時，往往不僅表示這個富人生性輕浮，也表示他卑鄙自私。

我想說的只是：有一種生活開銷方式，由於它總會留下一些有價值的物品積蓄，也由於它比較有利於個人維持節儉，因此比較有利於促進社會累積資本。除此之外，由於它維持了生產性人員的生計，而不是維持了非生產性人員的生計，所以它其比另一種生活開銷方式更有利於社會財富的增長。

出處：《國富論》第二卷 第 14 篇《論資本的累積，兼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維基文庫（zh.wikisource.org）公版白話譯本，zh.wikisource.org） · 本篇 15,288 字 · 底本：維基文庫（zh.wikisource.org）公版白話譯本 · 單篇淨文版

生產性／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後來引發馬克思「生產勞動」論的長期辯論。